作者李梓新和乔西
8月，西乔就要和丈夫霍炬，带着他们的两只猫Twitter和翻墙，登上飞往加拿大渥太华的飞机，开始一段全新的留学生活。
2011年9月，“中国三明治”登载了对西乔的访谈《我的奢侈生活》，这篇文章一直高居网站单篇文章访问榜的榜首，有超过10万人次的点击率。
“经济独立并不只是看有多少钱存在银行里，而是你在任何时候都有能力去挣钱”，“我们都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非常奢侈。这种奢侈不在于经济物质，而是我们非常自由，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奢侈的东西”。这些从西乔口中说出来的理念深深地影响了很多读者。
在过去的两年里，西乔和霍炬一直在践行这样的生活和工作理念。他们完成的最大的一个项目，是帮助《纽约时报》中文网设计了数据和信息架构，搭建了整个后台系统。这是西乔继几年前帮助FT中文网重建系统之后，再一次帮助国际媒体进入中国。
同时，西乔还在备考雅思，申请出国留学。2013年4月上旬她拿到了位于加拿大渥太华的卡尔顿大学创新技术管理专业的硕士录取通知书，一个月后她和霍炬顺利地拿到了签证。
6月底，他们在川云粤云游一番之后，回到上海处理家当。那辆三年前从北京开来的汽车也卖掉了。生活被装进了一个个纸箱，他们整装待发，准备去枫叶国开始新的历险。
就像她两年前说的：“都可以生活在虚拟世界里，不需要太多的物理存在，像销售、媒体这些行业就比较依赖当地的资源和圈子，换一个城市就需要面临重新开始的很多问题。我们无论在哪里，只要有网络、有电，就可以一样地工作生活。”
而在之前和霍炬的一次交谈中，我们说到“墙”对程序员和媒体人有多大的影响。霍炬说：“对我们做技术的人来说，‘墙’的存在就像你在写字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用棍子不断捅你。无数的时间和精力被花在对付它身上。”他的这个比喻我感同身受。
终于，他们即将去往“墙”外。
在出发之前，我又和西乔进行了一番长谈，听听她做出这个决定的初衷，以及她今后的计划。
问：你要去读的创新技术管理专业具体学什么？
答：是一个两年制的工科硕士。它主要面向一些当地的企业家和创业者，帮助他们学习如何管理工程、创业团队和技术型企业，如何开发产品、激发创新等。课程基本都被安排在晚上6～9点之间，白天学生还可以继续他们的创业或者项目之类的。
问：萌生这个出国的想法有多久了？
答：从2009年开始吧，我记得那一年大量中小网站都被关掉了。我们和大家讨论忍受的底线是什么。许多人都说那就是Gmail或者Google被彻底封掉的那一天。几个月后，2010年的2月，Google退出了中国。
问：你想象中的国外生活是怎么样的？
答：我俩做好了承受压力的准备，在语言、文化上肯定都需要挺长一段适应期，生活中的一切都将受到改变和冲击。但那是一个没有“墙”、PM2.5只在个位数的世界，不用担心食品安全问题或某个网站、某个人突然消失。
问：你很早就选择了自由的生活方式，但现在很多人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实现这一点，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上一代人因为很多原因失去了自己选择的权利，但这一代人还是有很多机会的，我觉得应该珍视这样的机会，珍视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的便利和宽容。虽然有很多束缚是没办法的，比如家庭，但还有很多绳索，比如房子、工作、户口，是自己绑在自己身上的。所以说白了是价值取向的问题，哪些是你真正珍视的，哪些是你愿意放下的。我们这种看起来的自由，也伴有许多代价。每一次迁徙，许多熟悉的附着回忆的事物也许就此从你的生命中退去了，但你也有机会去经历更多。借用我一位朋友的名言：“人生就是一种经历型产品。”我愿意在一条河流中行走，经受更多水流的冲击，而不是待在一个静止的池塘里。
问：你的价值观在目前这个社会看来或许并不主流？
答：活的是否主流是一件很要紧的事情吗？另外主流是如何被定义的？是新闻联播上定义的、微博上定义的，还是人们内心的真实所想？到底谁能代表主流呢？是在互联网上和媒体上发言的人群，还是那些数量更庞大但没有声音的人群？我并不关心主流，我只想把握住自己的生活。
问：来上海生活三年，你的收获是什么？
答：我俩喜欢上海，说实话我觉得上海是目前中国最成熟的商业城市，人们更认同商业社会的规则，很多事情可以很明白地解决掉。服务水平也很高，包括政府的服务水平。比如这次我们为出国开无犯罪记录证明，听北京的朋友说他们要在公证处和派出所之间来回折腾好几趟。北京的公证处和所有事业单位一样，排队、冷脸、没商量。但在上海，我进门在公证处前台拿了张表格，在临近下班的点去派出所，他们在系统里查了两三分钟，就给我们盖章了。公证处所有办事员都穿着西装，在单间的办公桌后接待客户，复印还不要钱。环境和服务都让我想起了汇丰银行。我很高兴我们三年前做了这个决定，不用忍受北京的限行、拥堵和雾霾。
问：你们在北京的房子现在看来卖早了吧？
答：卖了之后其实一直涨得不多，但经历2013年年初的一轮暴涨后，价格比当初卖掉时涨了40%左右。不过这也无所谓了，如果不把房子卖了，我们也不会下决心来上海。我们一直是看衰房价和经济的，你得为你的判断埋单嘛。有得有失很正常，而且我们觉得在上海的这几年很值得，没什么后悔的。
问：在创业氛围上，上海和北京有什么不同？
答：2010年我俩刚来的时候，上海还没有什么技术创业的氛围，有代表性的互联网公司就那么几家。大家都觉得创业应该去中关村。随便进五道口的一家咖啡馆，每一桌似乎都在谈论产品、流量、用户和资本。但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创业公司流向杭州、深圳、上海，还有天津、武汉这些成本更低的地方。现在的三大巨头只有百度还在北京，阿里巴巴和腾讯已经在它们总部所在地周围吸引了非常多的资源和人才。现在北京的创业成本和当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办公场地价格高昂，又很难租到，政策死板。用人成本上涨。房租贵，所有的都会变贵。这很像香港，房地产挤压了其他所有产业。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北京对人口的承受能力已经到了一个极限，对心怀梦想的年轻人已经不再那么友好了。现在在北京买车买房，没有本地户口就得要连续5年的社保记录，少交一个月都不行。这严重限制了年轻人的自由流动，谁还愿意凑一块儿赌一把梦想，还是考公务员吧。这对于创新和创业而言是莫大的悲剧。
问：你觉得现在国内的互联网产业环境怎么样？
答：创业成本和失败率都非常高，巨头的垄断太强势，政策上有大量不确定性。比如百度收购91无线网络这件事，就像霍炬说的：“移动互联网入口的战争基本结束。流量和用户的通道再次被垄断。现在还没占有自己地盘的产品机会渺茫，除非有客观的现成资源或特殊的垂直领域。在这种状况下，运营能力强的团队会更有机会，谈产品的可以歇着了。” 相比之下，海外市场倒是还没呈现出这样的垄断状况，略有可为。我身边许多创业者和岁数比较大的技术人员都出国了，还有的在出国的路上。
问：你在合作过程中，对《纽约时报》这个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媒体有什么感受？
答：我感觉《纽约时报》是一家非常有原则的媒体，这么多年来一直贯彻着独立的新闻观和高质量标准。但最令我意外的其实是，作为一家有着100多年历史的传统媒体，它对互联网和开放信息的理解是如此出色。如果能“翻墙”的话，我建议大家去developer.nytimes.com/这个网站上看看，这是《纽约时报》开放的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开发者可以调用到几百万份经过结构化处理的数据，包括1981年至今的新闻报道、国会投票、畅销书列表、影评，甚至还有纽约市的房地产开盘和销售信息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数据，格式标准、可信度非常高，同时包含大量非常有价值的标签和分类，比如发布的地点、时间、事件等新闻要素。各类开发者可以统计、分析、组合、过滤、可视化这些数据，设计出各种产品，提供非常多样的服务和功能。这让《纽约时报》远远超出一家新闻媒体的范畴。我们第一次接触到这套API时，对它的设计惊叹不已。它帮助《纽约时报》成为媒体数字化的先锋，提升了内容，特别是历史内容的价值，还衍生出了商业模式上的无限可能性。
问：你接下来还会不会再为国际媒体设计中文网？
答：有机会还会再做。我一直对信息设计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在媒体和互联网之间找到更多结合点。为两家这样规模的外媒做完本地化系统后，已经比较了解外媒跟中国媒体在流程、内容和产品上的差别。
问：英国媒体和美国媒体有没有什么区别？
答：我感觉有一点区别比较重要，美国媒体会严格把News（客观报道类）和 Opinion （主观评论类）分开，在版面上有严格的区分。但是诸如FT这类的欧洲媒体不会这样做。
问：国外的新闻网站和国内的有没有什么区别？
答：国外的新闻网站有个很重要的角色叫作“publisher”（发布者），或者叫“producer”（制作者），他们负责最后一个编辑环节，会和主编一起设计当天的首页以及重要页面的版式。根据当天的报道重点或者事件类型，选择不同结构的页面模板。页面由多个形式多样的信息单元自由组成，比如一组关联性的报道、一组分类表或者一组幻灯片。信息单元由多篇文章、图片组成，可选择不同的呈现元素及形式。
所以无论是FT还是《纽约时报》，对于组版系统的控制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呈现方式就是新闻报道的一部分，而国内的新闻网站更像一个黄页，页面上有推荐位和滚动列表，新闻基本上按时间或热度来排序，对排版的要求没有那么高。
问：在国内，我们很少看到像你这样拥有个人品牌的页面设计师，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答：每个人都能随口说出不少艺术家的名字，但是设计师呢？我觉得这体现了艺术和设计的一个区别。艺术家会在作品中表达强烈的个人情感和风格，但设计师更多的是隐藏在他的产品背后。许多经典的产品让你往往体会不到设计的存在，但它恰到好处，易用、持久。Good design is as little design as possible.（优秀的设计贵在精简。）所以我觉得人们记不住设计师是很正常的，应该让他们记住的是你的产品。人们知道我也不是因为我的设计，功夫在诗外吧。
问：下一阶段人们的阅读方式你觉得变化趋势是什么？
答：这几年人们的阅读习惯变化得很快。就我个人而言，已经多年没有看纸质的报纸杂志了，现在Google Reader也没了，社交媒体上的阅读过滤负担太重。内容的创造者从个人空间搬到网络论坛，再到博客，现在又搬到公众账号。但这一系列改变的本质是，创造和获取信息的方式变得更便捷、更多样化、更自由，但同时人们需要在获取和过滤有效信息上投入更多精力。各种各样的终端在不停抢占用户的时间，比如手机、平板电脑、网站、电视，而人一天能用在这些设备上的时间是有限的。所有这些终端的竞争都把用户惯得更懒、更缺乏耐心。而未来，终端对人的争夺会变得更加激烈，所有信息都会试图让人更容易地得到它。也许这对于传统意义上的阅读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
问：你觉得互联网技术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现在的社会生活？
答：互联网扩大了每个人世界的边界，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的现象，普通人也能听到和发出声音，拥有更多个人选择的自由，你可以坐在家里卖手工制品或者编一本杂志。这让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更平等。同时对于物理世界而言，更多改变是由信息化带来的。信息化的流程改造仍然在各行各业的生产、销售和服务环节中艰难地推进，这些发生在不那么“互联网”地方的变革会在现实中极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问：你对中国乐观吗？从未来5年、10年的整体社会发展、生活水平来看？
答：我觉得大部分人的态度都很难说是乐观还是悲观，更多的是无奈。除了接受现状也没什么办法。我个人呢，用脚投票。
问：未来5年、10年如何自我定位？
答：未来我还是想做跟信息设计有关的产品，让信息能更有效地得到呈现和传达，或者帮传统行业做信息化，继续做好一个广义上的设计师，也就是创造者。
问：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离开中国时最想念的会是什么？
答：淘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