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他们觉得这是为国家做贡献。后来我得了一块中国首次探月工程有功人员证章。我爸妈特别高兴。我爸是一个公务员，生活中也有很多无奈的逢迎。他认为那是他除了我高考得状元之外，又一个真真正正抬起头来的时刻。
问：回来之后是不是得到提拔了？
答：没有，刚来一年就成绩突出，加上我太有个性，被新上任的上司排挤，被调去单位内部报纸做了一年编辑。后来机缘巧合，受另一位大领导的赏识，我被提拔到五院另一个龙头单位，成上了一个副处级干部，这样经济情况才慢慢好起来，收入在北京能算中等偏上的了。
问：到这个时候你已经在体制里三四年了。你原来在媒体培养的话语系统是否被体制内的话语系统取代了？
答：很难得，我还是能把这两者分得很清楚。比如航天集团有个词叫“宣贯”，就是宣传贯彻的意思，这个词外部世界没人用，但在航天集团那是一个常用词，比“宣传”还有力。我就不喜欢这个词，我的官样文章一直写得不太好。
问：我们终于要来谈你离开航天集团，去当副乡长的事情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
答：那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一个离开的机会，是一个安全着陆的机会。我一直向往自由职业，有一项技能足以让我谋生，可以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这个声音一直在我的心底，5年来从未消失。这一次北京市要为所有街道、乡镇配备一个80后副处级干部，是上级的一个试点。历史上从未有过，公务员队伍中符合条件的人不足，就到事业单位挑选。条件是正科级三年或者副处一年工作经历，我正好满足。我的领导认为官场黑暗，我这样有个性的人去了之后搞不定，并不赞成我去。但是我已经在航天集团干了5年，当时让我直接辞职回家做自由职业，我没有那个勇气。我认为公务员是一个很好的过渡，让我到一个离社会更近的地方，去看看真正的中国社会，那样离我的理想可能会更近。
问：你花了多久做出这个决定？
答：5分钟吧。看到通知就开始填表了，也没有和先生商量，回来和他说我报名了。他愣了一下，问是做公务员吗？他没反对。他是一名新闻人，对中国的公务员体系很好奇，这可能是他支持我去的一个原因。
问：你面临的竞争者多吗？
答：据说很多，但一个月里就尘埃落定。真正结果出来的时候我很纠结，履新前哭了一个月，一直想要不要反悔。我对航天集团还有些不舍，我的三位领导很重视我，已经帮我安排好了下一步怎么发展，而且那时候业务也熟练了，不用太费劲就可以做得很好，收入也好。放弃这所有的一切，到一个陌生的、可能还很险恶的环境中，收入还只有原来的1/3，是人都会有这种不舍的情绪吧？虽然报名只花了5分钟，但真正做决定时还是很纠结。一个月后，我决定去。我的同学说你应该去啊，这样你就是“把思想刻在中国大地上的人了”。虽然这有点太诗意，但我想人生就是一次旅行，看看这条路上的风景吧。
问：第一天去是什么情形？
答：很崩溃。乡里太破了，基本全拆了，工地、废墟侵街占道，私搭乱建，垃圾遍地，臭水横流。外地人和北京人混住，各种矛盾突出。乡里的支柱产业是建筑业和物流业，但大多数企业也都被拆了，拆完之后再转卖土地，让房地产商接盘。政府的办公楼也很破，整个是80年代的样貌，厕所也很脏。我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办公桌和沙发都是又大又沉的老样式。
问：你的同事是些什么样的人？
答：他们有的受过本科教育，有的就是从基层一点点摸爬滚打上来的。他们说我来之后最大的两个改变是把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从52岁降到了42岁，然后是把平均学历往上提高了一大截。我分管的几个科，很多人年龄和我相仿。但是他们看着我也奇怪，有个人和我说，我们是喝二锅头的，你看着像是喝红酒的。
问：他们接纳你吗？
答：他们认为我和他们不是一类人，也认为我待不长。有一个领导和我说，别看你年轻，但你可能一辈子就是处级。因为我没有背景也没有后台，升上去很难。他们其实不需要我，是上级给他们安排下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是他们接纳了我。但我自己很不适应这一点，因为在航天集团，我有被需要感，而这里没有，还有点麻烦了人家的意思。
问：文化上最大的冲突是什么？
答：深层的不说了，就说说仪表方面。我以前在航天集团穿得很随意，偶尔时髦一点领导一般也只是打趣一下。而在这边，就是格格不入了。而且他们会很直接地提出来，哪里不合适，哪里长了短了。我一开始还不能接受，觉得这是私事，无所谓吧，后来听多了发现这是大事，是一个你融入不融入的问题，所以最喜欢的项链耳环都不敢戴了。我想，这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规范，包括审美。官员们的仪表古板，唯一可以显示自己个性的地方就是手表，再名贵的手表都是合适的，而我那些花花绿绿的风格手链就不合适。黑色的西服是合适的，白色的西服就不合适。另外就是，我们的护照全部被收了，官员因私出国基本是批不下来的。有一个领导的孩子在国外结婚，都没被批准出去，所以我再也不能和家人到欧亚各国旅游了。你想出国看世界，只有公派，但是这种机会很难得。我们这批80后新任干部都不太适应这个。
问：那你怎么对抗这种文化冲突呢？
答：很难对抗。也许只有宣泄在身体上了。发展自己的个人爱好，现在是不能练体操了，我就去学了跳舞。有一次我下班后直接去跳舞，脚上是平底鞋配肉色丝袜。舞蹈老师看见说这多土啊，因为现在年轻人都是光脚穿平底鞋的，穿袜子也不会穿这种妈妈才有的肉色丝袜。但在政府部门你要是不这样穿就不符合审美。跳舞的老师、学员并不知道我的工作，他们一定也觉得我很奇怪。
问：你主管什么工作？
答：我主管的是民生，关系老百姓生老病死的各个方面。没有大众所谓的油水，纠纷又最多，经常要跑基层。很多纠纷和上访都是土地拆迁赔偿不均引起的。因为拆迁时间不一，赔偿差价很大，有的总额差别甚至达到上百万元。这个乡很奇怪，没什么大产业，但路上却停着很多豪车。因为国家对拆迁的赔偿政策其实很不错，有的人拆迁面积大，能拿到近千万的赔偿款，租房期间国家还报销水电和租房费用，回迁房建成之后还能分到两三套房子。有些人有了钱不知怎么花，就买豪车了，所以乡间公路上各种牌子的豪车都有。
问：你怎么面对上访的人群呢？
答：上访不是我主管，我只是在一边观察。老百姓上访主要是因为拆迁赔偿不均，但是赔偿政策是区里甚至是北京市定的，乡这一级只能执行，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老百姓来了，你必须接待，一接待半天时间就那样过去了。乡里也只能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给老百姓一点减免政策，其他真的做不了。但是老百姓不信你说的，我发现有时候讲理真的没有什么用，说两句狠话反而可能有用。上访的人大多是拿了拆迁款赋闲在家的妇女，她们也不大闹，就是每天9点到政府大院坐着，有时还带着小狗，等着领导出来说道说道，并没有暴力行为。
问：打工子弟小学关停可能会引发暴力冲突吧？
答：对。因为那涉及打工子弟小学办校方的利益，你这是砸了人家的金饭碗，人家一年100多万的收入呢。那个小学校长当面就说：“我兄弟5个，不怕折一个，你兄弟姐妹几个？”我说：“就我一个。”他说：“怕不怕死啊？”我心里当然也害怕，但是嘴上要硬：“怕死就不当共产党了。”呵呵，我这样说，老百姓就围在旁边看热闹，就和鲁迅笔下吃沾血的馒头的人差不多。
问：后来打工子弟小学关停是什么结局呢？
答：最近暂停下来了。那个小学里原来有1 300多名学生，现在只剩300多名，大部分已经被分流到公立或政府委托的小学去了。上级指示不要让一名学生失学，妥善安置，这个工作量很大，要一个个宣传到户，把一个个孩子安置到新学校，一个个登记上报，落下一个都不行。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做那300多名学生的工作。挺难的，这些孩子被洗脑了，我们站在他们小学门口发分流登记表，孩子们看都不看就撕了，还扔在我们身上。
问：公务员对社会矛盾怎么看呢？
答：我只了解北京的基层公务员，别的不敢说，真是很辛苦，付出和得到不成正比。北京公务员现在实行公务员“阳光工程”，科级人员月薪3 000元，处级5 000元，实际拿到手的还没那么多，下面的社区工作者更少，一个月不到2 000元。每次我下社区，社区工作者和我反映收入低的问题，我都无言以对，都是有家有口的人，这点钱在北京怎么有尊严地活着？现在社会监督力度很大，过节想给大家办点卡也不行，是违纪的。人不是生来就高尚的，光讲“一日为官，两袖清风”能管用吗？但正是这群人，要站在第一线去面对老百姓，没有相应的权利，却要解决老百姓方方面面的请求，还要落实上级的各种政令，这些政令还经常变化。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在这样的体制内，作为一个没有背景和后台的人，你只有百分之百听话，百分之百付出，争取大领导的赏识和提点，一点点爬上去，当大官，有实权，才能生活得好。否则，你就像颗螺丝钉，收入很低，升得很慢，时间长了肯定会懈怠，导致效率低下，还要被老百姓骂不作为。在那种长期的压抑下，你能够理解为什么升上去之后会出现贪官，他心理不平衡啊，付出了多少啊，人格、金钱、时间、亲情，所以要捞回来。
问：你觉得你会在这里做多久呢？
答：这只是我生命中的一个篇章。人，永远不要说形势所迫这样的话，路永远都是你自己选的。人生只有一次，做自己想做的、感兴趣的事情，先修得自己的开心，再让别人幸福，这是我一直在追求的。只要这个大目标不偏移，眼前的一切一切都只是过程。别整天说那些假大全的话，人并不是生来就高尚的。我在航天集团的5年，是相对单纯快乐的5年，航天集团真的是当今社会上难得的一块净土，但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现在我才是真正走入了社会，以前看新闻、做新闻往往浮于表面，看到的只是事件的一个或者两个面，现在我站的位置，让我看到了事件的第三面、第四面，甚至更多面。这种收获的过程是很痛苦的，我现在每天都要经历痛苦的挣扎，价值观被打击，自己要去化解，站起来，第二天再被打击，再化解。有的时候真后悔，我在航天集团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自找苦吃啊？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啊？不过我总会把心态调整过来，就好像打铁，真的比以前更包容了。我现在想，以前在航天集团大家说我有个性，那不是真的个性，带有一点点的任性。如果我没有走，一直待在那个良好的环境里，我性格中不好的地方也会成长得很快，最终也会让我走向狭隘和偏执。现在走出来，我还是有个性，不同的是我学会了沉默、忍耐，我的个性是我还在坚持说“不”。
问：你的同学大多去了媒体、广告公司，你和他们聊天有彼此不理解的地方吗？
答：有。我的同学都了解大学时代的我，张扬、冒险，为了电视梦三次参加主持人大赛，独自一人背包在欧洲旅行，他们不相信我能在航天集团干5年。现在见面，大家讨论的多是房子、股票、孩子什么的，我还在谈理想，快30岁了谈理想，有点奇怪。有个现在在上海做投行的大学辩论队队友，毕业多年后见到我，聊完天说，你还是和大学时代一样。我想，大概是航天集团的孤独造就了我，因为荒凉和孤独，让我有空间面对自己的内心，倾听心灵的声音。再有就是大起大落的职场选择，让我总是保留一点饥饿、一点不满足，要奋斗、要进取，太舒服的生活是会让人的感官退化的。忘记从哪里听过一句话：年轻人30岁之前不要谈钱。我觉得有道理。我们这代人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小时候没有发现自我，长大了被房贷、车贷、养老、孩子逼得渐渐失去自我。我很庆幸，我在离开父母之后不断发现自我，在二十八九岁的时候拥有了相对独立的人格，并不断修正和坚持着自我。这有点晚，国外孩子很小就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我们都而立之年了才发现。但我想，发现自我是人生必经的，这样才能有尊严，不迷失，不烦恼。
问：你能看见10年后的自己吗？
答：看不见。我只能是把握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向，不管路程如何曲折，向着那个方向努力。或许以后还会转行，或许会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达则兼济天下，书生报国，这是大家都曾有过的想法吧，不管怎么样，我不再只是冷眼旁观，我参与进来了，做自己能做的。10年后我在哪里？我能活到那个时候吗？不知道。但是我记得采访星云大师的时候，问过一个关于时间的问题，大师回答了一句：世人都叫我刹那，其实我就是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