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千寻之前，我和一位在国际著名投资银行做总监的朋友先吃了个晚饭。那位和我同龄的朋友面容虚浮，身体发福，饭量却很小，一句话叹三口气。最近市场不是很好，他手头的几个IPO（首次公开募股）项目进展缓慢，上市的无限风光背后，隐藏着多少个办公室里的日日夜夜啊！
简单吃完饭，我的投行朋友继续回办公室加班。我则如约去见千寻。我同样看到了一张疲惫的脸庞，但眼神里却有光彩涌动。她用淡定的口吻和我讲述她人大新闻系研究生毕业，放弃新闻梦想选择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五研究院，再到最近选择去北京某乡当副乡长的经历。
不像人们印象中妇女干部惯常的失去性别特点的短发，她留着长发，还夹着一个当天被乡里的书记批评过的粉红色小熊发夹。那天是她到这个城乡接合部当乡官的第两个月零四天，面对文化上的极大冲突，她仍然在调整，在努力适应。尽管这样的文化冲突，在她离开媒体行业到航天集团时就已经经历过一次。那时，她曾经因为压抑，在办公室的抽屉里养过一缸金鱼，因为当时办公桌上什么位置放什么东西全被规定死了。现在，她找到的一种新的对抗压抑的方式，是每周去上两次舞蹈课。
当一个乡官，并没有想象中的有油水，反而经常要面对一些愤怒的脸庞。有一次我和她在网上聊天，她突然发来一句话：“师兄你等一下，下面来了两车上访的，我去看一下。”这是她生活的常态。而在处理处于风口浪尖的打工子弟小学关停一事中，直接与被关小学校长谈判的她也曾遭遇恐吓和威胁。
在29岁的年纪，离开熟悉的国企，接受降薪2/3，拿着低到不用缴税的工资，在一个尘土飞扬的北京城乡接合部，面对着急剧变化且不断积累着矛盾的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微缩社会，履行着一个怎么看都和她的样貌不匹配的副乡长职务，这是千寻在今年做出的最大改变。或许有一天，这种改变也会成为中国的改变。
问：最近在忙什么？
答：在忙着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所有人取消周末，每天早上6点半报到，然后去路口站岗，捡垃圾，等待检查组的暗访。每天晚上9点半开会，总结一天的迎检情况，布置第二天的工作。这场“战役”至少要持续到9月末。
问：你是人大新闻学院毕业的硕士，怎么没有到新闻单位就职呢？
答：其实我在新闻单位实习过挺长的时间。2003年大三的时候，新闻学院有一整年没有课，让学生实习。我当时晚上在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组做编辑，白天去西门子医疗系统集团市场部做实习生。一个在北京东北角，一个在西南角，两头跑，早上6点多出门，晚上从中央台回宿舍已经1点多了，就这样坚持了一年。
问：为什么要两边同时实习呢？
答：因为纠结啊。去中央台是实践新闻梦想，但我觉得他们缺乏科学的公司管理制度，人为的随性管理比较重，实习生也不能得到很好的培养。当时正好赶上“非典”，中央台给每一名员工发了口罩，实习生却没有。大家都在一起工作，我们感染了，他们不也被传染吗？而西门子则有很好的企业文化，他们有一个每名员工都能接收到的内部newsletter（实时信息），新进一个实习生，都会登出照片，写下他（她）的兴趣、爱好、特点等，介绍给大家认识，有一种受到尊重的感觉。“非典”的时候，公司给实习生也发了各种防护品，并规定不得派实习生去医院。但我当时没法完全放弃新闻理想，所以只好两头跑。
问：接下来你读研了？
答：对。我选择了广告传播方向，这是受了西门子的影响。但我又不甘心就这样放弃新闻梦，想看看有没有和央视不一样的电视媒体，于是又到了凤凰卫视实习，在《锵锵三人行》、《文涛拍案》和《冷暖人生》等节目组实习了近一年，也独立做了几个片子。毕业的时候，我是有机会留下的，可最后还是去了航天集团。
问：为什么呢？
答：国企稳定，能解决户口，能分房。它不是一个让我兴奋的选择，但我也就去了。刚进去的时候，人力资源部的人指着窗外一片高楼说，以后你们的房子就在那里了。进去之后才知道是要排队的，大概5年能分一次，等我分到房子也要35岁了。很多人因为等一套房一辈子也就这样了，完全依附于那个集体了。
问：选择国企，是不是和你小时候的生活经历有关系？
答：我来自山东东营，在胜利油田长大。油田大概有十几万人，街上碰到的人基本上都认识你爸妈。那个地方没有方言，因为参与石油会战的父辈们来自五湖四海，油田孩子的特点是普通话说得特别好。学校都是油田自己建的子弟小学，上学不用花什么钱。
问：这会不会让你对体制有比较熟悉的感觉？
答：确实会，我熟悉那种一切由国家管的生活，爸爸妈妈也是一辈子由国家管，退休国家也管。国家给你什么，你就拿什么，是一种很稳固的生活。我小时候可以到爸爸妈妈办公室做作业，我的很多同学读完书又回到父母工作过的单位上班。那确实是一种熟悉的感觉。我选择去国企，也可能是潜在的一种对安全感的需求。
问：你们的活动范围和城市其他部分彼此隔绝吗？
答：我在18岁之前，是个特别乖的孩子，生活只在家和学校之间，两点一线。我从来没去过城市其他地方。我到现在都不熟悉那个城市，对北京反而更熟。整个童年的印象就是遍野的只能在盐碱地生长的红柳和芦苇，还有采油的“磕头机”，那是我们油田孩子生命中的一个标志，它就一直在那儿孤独地磕头、磕头，带着点荒凉或者悲怆，好像我们的父辈。现在开车回去，只要看见“磕头机”，就知道快到家乡了。
问：从小你就是一个被寄予厚望的孩子吗？
答：我从小就是老师眼里的好孩子，学习成绩很好，一直做班长，高三18岁就入了党。我是地区的高考文科状元。现在想来那个一路优秀的孩子其实不是真正的我，而只是一个按照别人的期望去努力的孩子。我小时候唯一一件自己做选择的事情就是去练体操。七八岁的时候，学校组建体操队，本来筛选的时候没有选上我，我还自己写了一封信塞到老师宿舍里，里面很多字其实还不会写，老师大概被感动了，就收了我。后来练了一年多，还拿了一个高低杠的季军。但一年后妈妈反对，认为太危险，就放弃了。而且体校老师测骨龄，认为我以后会长得比较高，不太适合练体操。我训练时受过一次伤，当时做一个翻腾落地动作时姿势不对，着地后胸部以下失去了知觉，过了10分钟才恢复。后来才知道是一节颈椎骨裂了，再重一点就是桑兰受的那种伤了。我16岁以后偏头痛每周都会发作，和这个伤也有一定关系。疼起来只能吃止痛片，不过现在止痛片也不太管用了。
问：选择到国企，也有父母的影响？
答：我当时可以留在凤凰卫视做一名编导，但不能解决户口。爸妈比较希望我去航天集团，他们觉得那才是正规单位，不能解决户口的央视和凤凰都不是正规单位。当时航天五院历史上第一次从高校招一名新闻主管，我去应聘了，当时是想以我在西门子实习时学到的东西和新闻技能去做一番事业，还是挺雄心勃勃的。现在看这样的想法有点小聪明吧。
问：航天五院算国企吗？
答：算，是个事业单位。它的全称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是研究空间飞行器的。这个单位历史很辉煌，发射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和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这些都是中国航天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问：你的生活是不是又回到了油田那种集体状态？
答：对，单位在北五环外一个大院里，北院居住，南院办公。第一天去就有很强的冲击感，非常不适应。当时五院正实行一种名叫“6S”的办公环境管理办法，办公桌上在指定位置贴着“电脑”“鼠标”“水杯”这样的小标签，除了这些不能放别的。而我想象中的办公室还是像外企那样，每个人的桌子上有花花草草和家人的照片等。后来我养了一缸金鱼放在抽屉里，是那种大文件抽屉，拉开喂点食再关进去，看见的人都觉得我很怪。
问：我想我能够理解。
答：确实有很多不适应。我面临的第二个冲击就是我的电脑不能上网。我们是保密单位，电脑就是用来写文件，那时候宿舍里的网速也很慢。我每天基本接触不到外面的信息。这种痛苦对媒体出身的我来说可想而知。单位周围方圆10公里内什么都没有，没有商场，没有医院，大院里只有一个小卖部，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物理环境和封闭的信息环境。
问：那你可以自己出去租房子吗？
答：可以啊，但是没有钱。刚工作的时候，住的是集体宿舍，三个人一间，很拥挤。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还需要过这种没有隐私的生活。整栋楼只有三台洗衣机，洗衣服都要抢。
问：其实媒体行业的起薪是比其他很多行业高的，对毕业生会有诱惑力，而国企工资很低，你能接受吗？
答：刚开始三年很崩溃。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是1 200元，转正后是2 200元，一年后是2 800元。而我在凤凰实习的时候，做电视片的月收入就已经过万了。2007年我用上大学以来实习的收入和稿费付了个首付，买了一套房子，但买房之后一天都没住过，只能租出去，还房贷。我去银行把所有积蓄取出来的时候一直在哭，控制不住，银行工作人员还以为我家里出了什么大事。现在想来可能是因为压力太大，怕还不起房贷。
问：那你在宿舍住了多久？
答：4年。那种宿舍生活很难让人有独立的人格，同事们单纯得还像学生一样。大多数人结婚是内部解决，然后继续住宿舍。他们只是和别人调了个床，也没法把宿舍布置得像一个家，甚至小孩也生在里面，然后要么是租房，要么是等分房。我那时最喜欢也最常做的事就是午夜去空旷的公寓楼顶散步，每次都和自己说：你是不是忍受不了这个地方了？那你就多看一眼这个地方吧。因为你早晚会离开，所以现在多看一眼，再多看一眼。
问：为什么后来还坚持了5年呢？
答：没有放弃的原因，一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领导，二是我还没有找到自我实现的途径，不能上网做新闻，我就坐下来编书写书。凤凰出版一直交给我一些工作，我出了5本书，其中有4本是做枪手，只有一本写民国刺客的书是我自己署名的。
问：为什么会研究这个方面？
答：可能是因为太压抑了。航天精神有两点很突出：祖国利益至上和无私奉献。航天器都是大的系统工程，祖国利益至上，就是国家导向，影响到每一个个体，就是必须放弃自我，奉献自己，加班加点，有时候一个电话，7天长假就没了。航天人有句玩笑话，叫“献了青春献子孙”，这种文化让我们80后一代接受起来有点困难。在那种气氛中，在一个你不感兴趣的领域中，你就会渴望刺客那种自由不羁的生活，就会老在内心演小电影，其实我不是喜欢那种血雨腥风生活的人。
问：后来有什么转机吗？
答：2007年“嫦娥一号”发射，我随实验队被派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做了三个月政工人员。那是人生中非常难忘的一段经历。发射中心是在大凉山里，有军人站岗，与世隔绝，没有任何娱乐，没有假日。我写了大量的有关“嫦娥一号”的新闻报道，采访了很多默默无闻的航天人，他们都是我的同事，都是1978～1982年间出生的，都是“三明治”。我从没有那么深入了解过这些科技工作者的内心，实验队有120人，大多都结婚了，有的孩子刚半岁就来执行任务了，一别三个月，采访中一些很朴实的话让我非常感动，也影响了我。大家可能为了卫星的一个数据异常一起排查，三天三夜连续作战。半夜我要带着厨师煮馄饨，走山路给队员送去，路上可能有蛇。在那种孤独的环境中，大家会谈心，有时会说出诗一样的话。作为政工人员，我要调节大家的心情，周围有一些彝族的小村庄，我就带实验队员去看望支教的老师，和彝族孩子一起挖土豆，组织爱心助学，中秋节的时候组织篝火晚会，和大家一起唱歌跳舞烤羊肉。“嫦娥一号”成功发射的那一刻，我们抱在一起欢呼，放烟花，喝酒庆祝。你可以说这是一种虚拟的狂欢，因为荣耀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只属于集体和国家，但作为参与者，每一个渺小的个体还是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问：对这种苦，你爸妈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