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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 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2)


  与陈亮站在事功立场反对朱熹不同,陆九渊则是在义理上反击程朱。朱熹讲求格物致知穷理,而深受禅宗思想影响的陆九渊则认为天理并不是向外求索,相反,心就是理,理就是心。陆九渊有一句名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因此,要做的事,并不是“穷理”,而是要“明心”。陆九渊的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后来与明代的王阳明合称“陆王”,成为心学之巨擘。

  这种思想论战,正是学术自由的一大体现。

  自由的思想也向文学艺术领域渗透,比如宋代绘画中成就最高的山水画,画的是山光水色,体现的却是艺术家的幽情美趣、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自由恬静而悠然自得的心境。文学形式也更自由多样,诗歌形式转向更灵活的词,骈体文被自由文体取代,白话文学兴起,等等。

  其四,璀璨的宋代诗词。

  宋代文化成就,除了理学之外,最重要的便是文学了。

  唐诗、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座高峰,词的普及,与宋代社会生活相对休闲有关系。用今天的话说,宋词原本就是流行歌曲,以前叫“曲子词”,是配乐演唱的,故而很快就风靡一时。两宋杰出的词人非常多,作品也非常好,许多词作流传千古,经久不衰,举其重要者,有张先、柳永、晏殊、晏几道、欧阳修、苏轼、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张孝祥、辛弃疾、陈亮等,可谓是群星闪耀。

  一般我们又把宋词分为“豪放”与“婉约”两派,这当然只是个笼统的划分。其实作为一个词人,性情再豪放,也有十分细腻的情感,就比如说辛弃疾,也写出这样多情的句子:“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更谁劝、啼莺声住?”而作为小女子的李清照,冷不妨也吼出一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慷慨之语,谁说她只会“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呢?

  北宋词与南宋词有不同之处。北宋经历百年安定,写词一来是附庸一下风雅,卖弄才情,像苏轼、黄庭坚之类便是如此,喝酒泡茶打牌时露一手功夫换来赞许的目光;二来是把妹骗女孩子用的,像情场浪子柳永,混迹于烟街柳巷,写上一句“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也倾倒一片女粉丝。因此北宋词比较有小资情调,写个人感情的比较多,动不动就“凭栏”,就“为赋新词强说愁”,所以注重的是文字美、音律美,淡淡的喜或淡淡的伤。

  到了南宋就不同了,故土沦落,背井离乡,朝廷又不能发愤图强,英雄无用武之地。故而词风为之一变,忧国忧民,或慷慨激昂,或沉郁顿挫,惑气势雄壮,或悲愤苍凉。与其说是豪放派,不如说是激愤派。像张孝祥的《六州歌头》写的“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这是悲愤,而不是像北宋苏轼唱“大江东去”时那种神采飞扬、壮志凌云、直冲霄汉的豪气。张孝祥如此,辛弃疾如此,陈亮也是如此。当然,南宋也有一些继续写婉约美词的人,但总的来说成就不如北宋。

  宋人写词,也写诗。诗总的来说没什么特色,与唐诗不能相比,只有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算得上是一流人物。陆游写了九千多首诗,是古代最富创作力的诗人,也是与辛弃疾类似的爱国诗人,诗歌颇得老杜之真传,尤长于七言诗,“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时代感特别强。陆游要比“灭人欲”的理学家们可爱,因为他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虽然被老娘给拆散了,但对第一个妻子唐婉的感情却终生未灭。直到晚年时,他还写了好几首诗来怀念这位一生的挚爱,其中一首是:“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上,犹吊遗踪一泫然。”笔者曾前往沈园凭吊,尽管今日之沈园不复当日模样,可是在“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的词句中,恍惚看到陆游与唐婉沈园邂逅的场景,亦不禁“犹吊遗踪一泫然”。

  其五,走出贵族化的文艺。

  在宋代之前,中国文化艺术的贵族化色彩浓厚。比如在绘画领域,宋之前的名画作,如顾恺之的《洛神赋图》、阎立本的《步辇图》、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张昉的《簪花仕女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多是贵族式的绘画,而宋代在绘画领域上则大大突破,内容倾向于山水、花鸟,更为平易近人,而千古名画《清明上河图》更是一幅世俗生活的写真。艺术更贴近于生活,视野更加平民化,如王居正的《纺车图》、李嵩的《货郎图》、朱锐的《盘车图》等,都取材于民间市井生活。

  文学同样如此。除了诗词之外,宋代文学的另一成就是散文。自唐代韩愈、柳宗元文起八代之衰后,宋代散文取得惊人的成就。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大家出自宋代,其中苏氏一家独占三席,分别是苏洵、苏轼与苏辙,再加上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一扫前朝华而不实的文风,把古文运动推向高潮。我们必须说,卖弄文字的骈体文自然有其审美的价值,作为艺术看待自然有存在的理由,但倘若成为一种风尚甚至行文的标准,不免沦为空洞的语藻堆砌。回归先秦散文之路,非但是形式上的复古,更重要的是回到“文以载道”的传统,文章的生命力,在于文字背后的思想光芒,而不是文字本身。

  宋代的文学革命,是从“高大上”走向平民化、通俗化。宋词较唐诗,形式更为灵活自由,约束更少,特别在大师辛弃疾手中,一物一景,可信手拈来入诗,读来平易近人。散文的革命,也是如此,我们读先秦诸子散文,虽然不一定能全看懂,但大致内容是看得明白的,反观后来魏晋南北朝的时文(骈文),读之如坠云雾之中,不知所云。文学通俗化的革命,产生了新的、更通俗化的体裁,话本小说出现了,为文学发展开辟出一条新路,同时戏曲文学也在民间发展起来,为后来的元曲、明清小说的兴起开了先河。

  其六,文化中的创新精神。

  前面说到的政治的文明化、儒学的革命、文学的革命、绘画的平民化倾向,都充满创新的精神。不止于此,宋代在史学、音乐、金石、考古等文化领域,同样实现许多历史性的突破。

  以史学为例,《资治通鉴》是中国史学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全书总计294卷,以编年史体例写成的跨度达1300年之长的中国通史。直到今天来看,它仍然是古代最好的一部史书。在这本书问世后,又一种新的写史法问世,便是所谓的“纪事本末”体。由于《资治通鉴》是编年史,重大历史事件总被时间割裂成几个部分,故而南宋袁枢又别出心裁撰写《通鉴纪事本末》,把重大事件单独列出再编年叙述,此亦是一大创新。

  宋代还出现大量宋人写宋史的著作,重要的有《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等,保留了大量的宋朝史料,也彰显宋代著书事业的繁荣发达。郑樵的《通志》是中国史学之珍品,其精华部分在于“二十略”,把历代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分门别类加予论述,开拓出新的历史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对后世影响甚大。毫不夸张地说,宋代的史学著作,比以往各朝各代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

  宋代学术还有一大成就便是金石学,也就是研究古代器物,并由此发展出考古学。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就是著名的金石学家,撰有《金石录》三十卷。宋代金石学的研究,对后世考据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正是文化中创新精神的存在,刺激着宋代在科技、经济、军事技术等诸多方面的创新与发展,开创出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繁荣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