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夜里，柏林和莫斯科的外交官们只能凭空猜测在边界也许将会发生的一切。外交官们从未像此时一样感觉到自己毫无用武之地。305万德国士兵分布在从芬兰一直到黑海的边界线上，他们正在等待着向苏联发起总攻的命令。“整个世界将为之屏气凝神！”在几个月前的会议上，希特勒已经宣布了他的入侵计划。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条从伏尔加河一直延伸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防御阵线，以此来对抗亚洲的俄罗斯”。在乌拉尔山脉以内，原本留给苏联的最后一块工业领地，即将被纳粹德国空军染指。
这恐怕是今年最短的一个夜晚了，所有的无线电台都停止了播放，成千上万的德国士兵集中在东普鲁士和占领国波兰靠近苏联的边界上，此时他们正隐藏在那些满是桦树和枞树的森林中。数周前，借口进行军事演习的炮兵团已经到达东部边界区域，此时他们已经完全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在东普鲁士，身穿当地居民服装的步兵射击团，把武器装在农用手推车中伪装起来，正在悄悄地接近先前选定的火力攻击点。大部分士兵都相信这样一个谎言：这次演习不过是为掩盖即将入侵英国的计划而采取的声东击西的策略。
黄昏时刻，当发起总攻的命令一下达，德国陆军部队便立刻启程奔赴前线。他们从农用手推车中卸下枪炮，同时将早已隐藏在谷仓和建筑物中的枪炮也拖了出来，然后跟在由马匹、半履带式车辆或者大炮牵引机组成的主力军队后面，向火力攻击点挺进。随同步兵团走在部队最前面的侦察兵们，已经到达了距离苏联边防卫兵不到一百码的边界地区。
在第二攻击波部队的一些官员们烘烤着从被占领地法国带来的上等香槟酒和法国白兰地，以此来迎接即将到来的军事行动。一些官员则通过翻阅德·科兰古将军的回忆录，回顾着拿破仑在1812年发布入侵命令前夕所说的话：“在战争胜利到来之前，俄国人一定会向我求和的。”另外一些官员则通过杰卡诺佐夫的大使馆递交给莫斯科的外语常用手册的复印本，猜测着苏联将会采取怎样的行动计划。还有一些官员完全沉浸于《圣经》之中。
士兵们在他们的掩体中生起火来驱赶蚊子。手风琴演奏手们弹奏的歌曲，带着浓浓的伤感之情。有几个士兵随着曲调哼唱起来，其他更多的人则仔细聆听着，陷入了沉思之中。边界的那边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太多可怕的传闻让士兵们的脑海中满是恐惧之感。官员们警告他们，如果睡在俄国人的房子里，他们会被虫子叮咬并且得上可怕的疾病。很多人虽然对此一笑置之，但是却都将自己的头发剃光，以防备虱子寄生在上面。不管怎样，大部分人都相信他们的指挥官所说的，大家不必为冬天的到来而担心。就如同第24装甲师的冯·罗森巴赫-里宾斯基上尉对他的摩托车侦察队所说的：“我们将会在四周的时间内攻下俄国，结束这场战争。”如此的自信，在很多时候是让人根本无法理解的，以至于很多外国情报服务机构的资料显示，苏军必定会输掉这场战争。纳粹德国国防军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攻击力量：3350辆坦克，大约7000门野战炮和超过2000架飞机。借助法国军队的车辆，德国军队大大提高了自己的运输水平。例如，在第305步兵师中，约有70%的卡车都来自法国，而另外一个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被摧毁的师的装备，则全部来自法国。但是，以闪电战术而闻名的纳粹德国国防军，也不得不依靠大约60万匹马匹来拖动自己的枪炮和野战救护车，依靠四轮马车来运输粮食。而庞大的步兵军团的步行速度，限制了整个军队前进的步伐，使其并不会比1812年的圣战军队快多少。
许多官员的感觉是难以言表的复杂。“在成功地攻下波兰、法国和巴尔干半岛后，我们的乐观主义信念是极其可怕的。”一位坦克连的指挥官，在14个月后到达伏尔加河上的斯大林格勒时这样说道。但是，作为阅读过科兰古著作的人之一，他已经“对俄罗斯广袤的空间显示了浓厚的兴趣”。现在才“开始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似乎真的有点晚，按照原计划，早在5月15日就应该开始“巴巴罗萨行动”了，而现在整个计划居然延迟了五周之久。关于其中的责任归属问题，很多人归咎于希特勒夺取巴尔干半岛的野心上，但事实上远非如此单纯，拖延计划实施的原因很多，包括在春季突然降临的罕见倾盆大雨，还有纳粹德国空军未及时准备好前方机场，以及对每个师的机动车的糟糕配给情况。
当天夜里，所有团级的官员都接到了一个对前线战斗产生着巨大影响力的“特殊指令”：积聚力量镇压“当地居民的反抗力量”和处决“政治委员命令”。被捕的苏联政府官员、犹太人和他们的同党们，将被交给党卫军或者秘密野战警察。许多部门的官员和所有情报部门的官员们，都接到了陆军元帅冯·布劳希奇在4月28日签署的命令，要求前方军队指挥官必须积极配合后方柏林党卫队特派司令部和安全警察的工作。他们的“特殊任务”将是“最终解决两个对立的政治体系的冲突问题”的其中一个构成部分。最后下达的“司法命令”更明确地指出，所有抵抗德国的俄国人民的权利都将被剥夺，而士兵们因为镇压俄国人的抵抗而采取的极端措施，包括杀人、掠夺或者抢劫的行为，都将被视为无罪。这个被陆军元帅凯特尔在5月1日重新签署的命令，显然是基于“1918年的那次失败，和随之而来的反抗国家社会主义的斗争，使得德国人进入了一个痛苦的时代——伴随着流血牺牲和持久的抗争——将会被布尔什维克借鉴。德国人是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历史的”。
当亚历山大·施塔尔贝格中尉的堂兄亨宁·冯·特雷斯科——策划七月阴谋的关键人物之一——私下里告诉他有关“政治委员命令”的时候，中尉愤怒地说：“这简直无异于谋杀！”“这个命令就是一个谋杀。”特雷斯科点头表示同意。当施塔尔贝格询问这个消息的来源时，他的堂兄用敏锐的目光盯着他说：“我不能告诉你，因为我已经在他面前发过誓，绝对不泄漏他的名字。”有相当数量的指挥官都拒绝接受或者传达这样的命令。一般来说这些官员是那些尊崇军队传统精神，并且对纳粹党心生厌恶的群体。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并非来自传统军人家庭，但是这样的军官团体的规模正在逐渐缩减，其中大部分人都是被毫无理由地免职的。大约200名高级军官参加了希特勒的演讲会，在演讲会上，希特勒对德国所具有的战争优势丝毫没有怀疑。它将成为一场“存在于两个对立世界观之间的战役”，是一场“消灭”和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战役。
种族战争，或者说是带有“种族色彩的战争”，赋予了发生在苏联的这场战役史无前例的特征。从战争一开始，纳粹党的宣传机构就以非常快的速度麻痹了人心，这点引起了许多历史学家的关注。或许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纳粹德国国防军在镇压犹太人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有效措施，一流的教导手段，成功地混淆了存在于后方的镇压反对派的界线。许多官员遭到纳粹德国国防军的无礼迫害和侮辱，但只有少数人会在大屠杀发生的时候表达自己的厌恶之情，甚至是当一切都明显地演变为一场种族灭绝计划的时候，反对的呼声也是微乎其微。
记载在档案中的某些种族歧视主张，尤其是参谋部的某些官员在战争爆发后所提出的主张，有时候简直愚昧得让人难以置信。例如，负责镇压行动的柏林党卫队特派司令部4a分队跟随着第6集团军，一直从乌克兰走到斯大林格勒，参谋部的官员们不仅默认这样的举动，甚至他们还派军队参与了柏林党卫队特派司令部4a分队对犹太人和基辅人的围捕行动，将他们赶到巴比雅（Babi Yar）大峡谷中。
现在回想起来，大多数团级以上的官员对整个入侵计划没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或许这是造成资源匮乏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官员曾看到过5月23日的命令，这个命令要求每支前往苏联战场的德国军队，都可以任意夺取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而且每年要向德国运回至少700亿吨的谷物。但这个命令的执行却因为距离太远而搁浅了。纳粹党的领导人们并未猜测错，对乌克兰本土人民的掠夺，确实造成了当地资源的匮乏。“数以百万计的当地居民将受到饥饿的威胁。”马丁·博尔曼这样预测道。人们甚至夸大地认为，随后而来的德国军队，将因为没有粮食而不得不吃掉哥萨克骑兵的马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