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煮三国》2003 年初版，2008 年再版，至今已有10 年。我亦先后写过“初版前言”、“再版前言”，而今承编辑之命，要作一篇“十年序”。
10 年来，我一直在纳闷，《水煮三国》畅销不衰的奥秘是什么呢？有许多读者告诉我说，他们津津乐道于书中那些有趣的段子。例如，“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富就在哪里”即被人们广为引用，甚至引发了许多同主题的创作，包括2008 年度的畅销书《秘密》。又如“论管理的游戏规则”，被许多企业家奉为圭臬，甚至被张贴在办公室的墙上。还有“10 种不花钱的胡萝卜”、“拍马屁的必要性”以及“女人和顾客的23 个经典类比”，更是在网络上被广为转发，让许多人会心一笑。说起来，《水煮三国》不过是一部突发奇想的涂鸦之作罢了，没想到一不留神造成了如此红火的“水煮现象”，真是令人感叹。
忘了是哪一年，我做客CCTV《人物新周刊》，也曾说得一则好段子，曰：“企业忽悠顾客就叫营销，老板忽悠员工就叫培训，男人忽悠女人就叫调情，女人忽悠男人就叫勾引，男女互相忽悠就叫恋爱。”—出自我的另一部作品《爱情经济学》。不谦虚地说，我可谓是段子体的先驱。算起来，我先后创作了好几部“水煮风味”的作品，都是以这些段子为调料。其中《水煮三国》、《孙悟空是个好员工》、《爱情经济学》、《在梁山公司野蛮成长》四部，分别取材于《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词话》、《水浒传》，可名之为“水煮四大名著”。读者诸君若有兴趣，可以买来收藏齐全。
多少年来，我一直在苦苦找寻人生的意义。现在回头看看，人生的意义原来是被创作出来的。在“再版前言”中，我曾经说过我对《水煮三国》有五个字的评价：“不是很满意。”现在，我却要感恩于生命中涌现出来的那些创作灵感。以我这点自作聪明的资质，这辈子恐怕成不了大师，好在有了这么多作品，也勉强算得上不枉此生。
每次撰写前言，总要说起小女成都。而今，她也已然长成一位手不释卷的女学子。查询她的芳名“都”字最初的字源，原来是“从者从邑”，即建有君王宗庙之大邑是也。从前舜帝耕于历山，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而后蜀王杜宇建国，以舜帝故事名之曰成都，此即为四川省成都市之由来。从文化传承的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其实都是一座宗庙，里面供奉的正是我们最初的祖先神。《诗经》所谓“彼都人士”者，乃言君王内修宗庙、外聚生民，亦即秀外慧中之德行是也。我也唯愿我和我的女儿能够成为这样的宗庙，与全知全能的祖先神同在，与相亲相爱的族人们同在。
谨以此《水煮三国》十年纪念版，向我深爱的族人和读者诸君致以殷切的谢意。让我百感交集的是，随着年龄老大，此后恐怕再也创作不出“水煮四大名著”这样的机智之作了。我在考虑如何转型的问题，如何以一种新的题材和创作风格来回馈我亲爱的读者们。
成君忆
2013年1月3日于祖花轩
再版前言
《水煮三国》2003年首次出版，而后畅销海内外，至今已有五个年头。它以令人啧啧称叹的销售量成为管理学著作的传奇，并且在一段时间之内造成所谓的“水煮现象”，出现了大约一百多种跟风的图书。这种以人文历史的路径来诠释人生与管理理念的写作方式，也对后来的商战小说、职场小说以及历史题材的作品产生着冲击波似的影响。除此之外，它的盗版也是铺天盖地。某天傍晚，我走过北京长安街，每走十来步就看见一个小贩在卖盗版图书，其中赫然陈列着《水煮三国》。
我要感谢命运女神对我的偏爱，也要感谢中信出版社的潘岳女士和方希女士——抑或命运女神那时就附着在两位女士身上，让她们成为我的编辑和老师，使得《水煮三国》有了“招摇过市”的机会。还有那些负责图书发行与市场营销的朋友，也为此做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努力。每当念及于此，我就不免为自己的幸运而自鸣得意起来。
从那以后，我便一“煮”成名。就像《细说三国》的黎东方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用和平的方法翻了身。”我不再是一个追赶电梯的上班族，也不再从事卖弄聪明的管理咨询工作。因为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财务自由，我能够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或者外出讲学，或者回家写作，同时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去读我喜欢的书。
与此同时，我也常常为《水煮三国》中那些精彩却失于轻佻的论述而惶恐不安。我就像一只开屏的孔雀，一面展示着羽毛一样华丽的语言，一面却唯恐露出屁股一样丑陋的学养。于是我发了一个宏愿，要认真研读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管理智慧，作为改过自新的证明。我开始试图从“用人文历史来诠释管理”的写作方式，走向“用人文历史来研究管理”的求学方式。在我的眼里，历史就是管理学的案例，无论是国家的历史、民族的历史，还是企业的历史。所谓以史为鉴，其实就是对这些案例的研究与借鉴。于是，就有了《水煮三国》之后的几部论著，尽管它们并不像《水煮三国》这样畅销，但那种“从历史学的路径来看管理，从管理学的路径来说历史”的尝试，却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学术特点。各位读者朋友如果有心，也可以找来看看。
记得两年前在河南郑州，有一位记者询问我对《水煮三国》的评价，我说了五个字：“不是很满意。”这位记者便联想起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因为钱钟书先生在《围城》的“重印前记”里也说过四个字：“不很满意。”我深知自己有轻佻而易于激动的毛病，不敢与钱钟书先生相提并论，但心中却萌生出一种见贤思齐的仰慕之情。我已经深深地知道，与其做一个哗众取宠的作者，不如做一个独善其身的学者。让我感到惭愧的是，在独善其身方面，我还做得很不好。
每次跟读者们见面，总有人问起小女成都，问起她的名字有什么意义。我以前在“初版前言”中解释过，而今在“再版前言”中，我想换一种新的解释。所谓成都，就是成为一个长耳朵的人——一个善于倾听的人。我愿意和我的女儿一起，学会倾听生命中那些玄妙的声音。
2008年3月5日于珞珈山下
初版前言
为小孩取名，是年轻父母的必然经历。或者引经据典，或者别出心裁，每一个名字都有出处和讲究，每一个名字都寄托了大人对孩子一生的冀望。女儿出世的那段时间，我刚好在读《诗经》，所以她的名字，亦源于此。
诗云：“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都人士是什么意思呢？马瑞辰说，美色谓之都，美德亦谓之都。按照这个注释，都人或都人士，犹言“秀外慧中之美人”也。因此，我给小女取名“成都”，也是大有深意存焉。
我想起和我女儿同名的四川省会，那里也有一位都人士。成都武侯祠里的诸葛亮，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秀外慧中的传奇人物。在小说家罗贯中的笔下，诸葛亮以他特有的潇洒机智，将所有厉害的对手（包括天才的军事家曹操和周瑜）戏弄得如同小丑，好像天地间的风云变化，早已在他的掌握中一般。可是，许多刻薄的读者却发出了这样的质疑：既然诸葛亮这般了得，为什么六出祁山，屡战不胜，最后在秋风五丈原中，落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剧收场？诸葛亮一生的输赢，可能会成为一个永久的历史争议。就像诗人陆游所咏叹的那样：“斜阳古道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这个蔡中郎，就是才女蔡文姬的父亲、大文豪蔡邕。
如果追溯到没有《三国演义》的年代，无论诸葛亮生活的那个时期，还是此后的两晋南北朝和唐宋，无论文如“光芒万丈长”的李白杜甫，还是武如“精忠报国”的岳飞，几乎无人不对诸葛丞相推崇有加。即使是将近1800年之后的今天，透过这些“满村听说”的是非，他老人家的智慧、道德、文章仍然散发着阳光一样的魅力。
我从业于管理咨询和营销策划多年，一直把诸葛亮奉为我古代的老师，同时也把手抄前后《出师表》的岳飞视同学长。我在同行们中间是出了名的三国迷，现在也算是客串了一回说书匠。与以往说书先生讲的内容有所不同的是，这本书是用管理学做底料，水煮的系列三国故事。许多经理人身份的读者认为，这种另类三国的确有如一道名叫“水煮鱼片”的川菜，别有一番风味。
写作的过程常常有一种快意口舌的享受。然而，我也常常诧异于自己的胆大妄为。我个人对管理学的体验毕竟还是很疏浅，对于诸葛亮这样的千古完人，写得不好也怕挨骂。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代的说书人和写书人，都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毛病，我也未能例外。我想，诸葛亮以及他所辅佐的皇叔刘备等人的形象，就是这样在众说纷纭中变得光怪陆离起来的吧？
我在这里姑妄写之，也敬请读者姑妄看之。如有任何斥责或评论，我在这里洗耳恭听，并且很愿意择其善者而从之。
2003年6月23日，深夜于灯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