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平先生：
隔了时空，现在给您写信的是一位晚辈。
二十年前，我开始接触到您的著作并同时关心您的命运，经过许多人的努力，今天关于您的思想、人格和命运，已有相当多的研究，晚辈在此向您作一简单陈述，愿您在另一个世间能得些许安慰，这是始终关心您思想和命运者同有的心愿。
昨天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看到您最早的一本小说集《说谎者》，以两千多元的价格为一个人买去，心里感到很欣慰，这一册小书，虽然是您青年时代的作品，但今天还被人关心，其实是对您思想和人格的尊敬，这本书其实早就重印过，对它的内容读者并不陌生，但有人愿意花这么多钱得到一本小书，我想还是为了保留对您的记忆，显示对一个有思想和人格的长者的怀念。
2009年7月间，我们在厦门大学纪念您诞辰一百周年，当时望华也从澳大利亚专程赶来参加，1966年夏间，你们最后分别，望华在困境中度过了十多年艰难岁月，后来远走他乡，此次专程回来，以表达对您缅怀之情，父子虽不能相见，但情感找到了另一种表达方式，望华在会上的发言打动了许多人。这是您默默出走后，国内唯一对您的正式纪念活动。当时章伯钧先生的女儿章诒和也来厦门专祭，以表达同罹丁酉之难后辈的沉痛心情。她前些年的《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有专门记述您和罗隆基先生的专文，此篇文章传诵一时，至今时时为人道及。我还想告诉您的是，现在已有相当多的研究者，以您的生平及当年的《观察》周刊为研究对象，硕士论文多达几十篇。前几天我还收到了江西张国功先生的专函，他们出版集团已决定将您的散文集《给弟弟们的信》重新出版。
安平先生，从1966年您出走后，您的名字也曾消失了二十多年，直到1988年，戴晴先生写出了《储安平与“党天下”》一文，您才重回人间，又过了二十多年，虽然您出走后给人间留下许多谜团，但可以告慰的是，您的所有著述基本都重新出版，在知识界，特别是新闻界，没有人不知道您这位前辈，您事实上已重回人间并影响知识界的生活，您的许多名言，已长久流传。
安平先生，虽然您已重回人间，但世间对您的思想和经历还是充有许多谜团。您早年在上海光华读书的时候，当时徐志摩、张东荪、潘光旦、罗隆基等先生恰在光华执教，他们是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您早年的思想应当说受他们的影响较大，但那时您也曾给鲁迅先生写过信，还给他主编的杂志投过稿。我想您青年时代的思想，可能一度还不清晰，对自由主义理想的理解和判断尚在模糊中。后来您到英国游学，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接触到了哈罗德·拉斯基的思想，但他思想中最吸引您的，可能不是自由而更多是公正，是平等和社会主义因素吸引了您，您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强烈追求，使您对当时国民党的统治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您一直在言论界，没有接触过实际政治，对于执政党真实处境的理解，可能缺少真实感觉。后辈有一个疑问：1944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已经出版，当时美国《读者文摘》曾专门介绍过，潘光旦先生还把它介绍到了国内。您那时正在重庆为筹办《客观》杂志忙碌，不知是否得读哈耶克的大著？以您早年对自由主义思想的倾心，错过了哈耶克而执意于拉斯基，可能在冥冥之中为您好后来的命运埋藏了不幸的种子。当时吴恩裕先生也在重庆，他是拉斯基的入门弟子，你们时相过从，您在《客观》上连载了他的《拉斯基教授从学记》，可见那时你们对拉斯基学说一往情深。1946年秋天，抗战胜利后，您满怀信心回沪创办《观察》周刊，在西方知识分子中，您发表拉斯基文章最多，而没有注意到哈耶克的思想。后辈的另一个疑问是：您创办《观察》周刊的时候，多次给胡适写信，让他为《观察》撰稿，但胡先生始终没有给《观察》写一篇正式文章，只是有一次更正了费孝通先生文章中的一处笔误。当时您想过没有，为什么胡适先生不给《观察》文章？当时他是有文章的，但都给了《独立时评》。是不是适之先生对您编辑《观察》周刊的基本思路有看法？在一个混乱的时代，您对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政权是否批评太过激烈而没有想到这种行为可能有亲痛仇快的效果？
安平先生：1947年，您发表了《中国的政局》，此文现在已是一篇经典文献，你对当时政局的判断那么清晰，并明确说明了在一个政权下自由是多少的问题，而在另一个政权下自由是有无的问题，如此清醒的感觉和判断，为何您还要选择对好一点的政权更为不留情面的批判呢？这是否就是适之先生不给《观察》写文章的原因呢？因为适之先生不久说过，“在道义上我始终站在蒋先生一边”。1949年，那时《观察》已被国民党查封，您由上海到北京，在清华和费孝通、潘光旦等朋友判断时局，最后选择留下来，您对这个判断和选择有过反省吗？
安平先生：丁酉之年，您在《给毛主席周总理提一点意见》的发言中，用了早年罗隆基批评国民党时创造的一个词“党天下”，您的命运从此开始转变，但那篇文章，今天读来还是令人感叹，这篇文章没有过时。丁酉之年的朋友，现在就剩下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陈仁炳和您还没有改正了。有一段时期，还有人在寻求改正，但更有明识之士认为，不改正更易于为历史记忆，这个判断，不知先生以为然否？
安平先生，还记得您的老朋友季羡林先生吗？他小您两岁，2009年去世了。季先生去世后，《观察》时代列在封面上的撰稿人全部去世，一个时代落幕了。30年代中期，您编《文学时代》时，当时季先生正准备去德国留学，后来寄回了《表的喜剧》。您刊发时，把季先生的两封信，也在“编辑后记”中发表了，当时季先生已在德国。您说“我们得恳切地感谢季羡林先生的盛意，他在那样遥远的地方，竟然没有忘了我们这一个稚嫩的刊物，我们在筹备本刊出版的时候，正是他在筹备去国外的时候……他临走时候说，他到了德国，第一篇文章就给我们，我们真得敬佩这样一位守诺的朋友。”季先生信中有两句话：“俄国人民是好人民，个个都有朝气。政府却是个怪政府……使你没有自由。”这是他途经苏联时的感想，可他后来还是回到国内服务，而且比您更能适应环境，晚年温家宝总理多次去看望他，可惜他已发不出类似于当年你们通信中那样的感想了。如果有一天，季先生和您相见时，重闻当年的感想，回首前尘，不知你们会发出怎样的感慨。
安平先生，最后我想把世间对您默默出走的疑问，再向您陈说：你出走后，至今没有给我们一个确切的音讯。有人说，您在北京西山的青龙桥投河；有人说，您在天津跳海；还有人说，您在青岛跳海；更有人说，你逃亡苏联，也有人说，您在江苏出家抑或被红卫兵打死？这些推测，当然对您已毫无意义，我们的追问，只是对历史的一种好奇，或者也是对您人生归宿的一种关切，安平先生，您在哪里？
安平先生：2000年8月7日，我曾收到江苏无锡余允中先生的一封来信，信是这样写的：谢泳老师：您好！我就是8月1日给您打电话的读者。关于储安平的生死问题，我一直留意，因我在75年夏季见到的一个人，可能就是储安平。本来想总有人与我有一样的奇遇，等此人出来说见过储安平时再与他对证，以求真实。不然的话就是孤证，孤证总是难于定论的。可是至今未见这方面的消息（邓加荣报告文学里提到的与我见到的不相同，再说没有写明确的人，难以相互验证。）您在电话里要我写出来，我考虑再三，写出来也好，但不希望公开，只希望出现有人与我有同样情况时，您帮着配合相互举证，想来在这方面您的信息来源广。
下面简单陈述如下：
75年，我17岁，上高中，对《水浒》着迷。因家庭成分不好，常被人欺负，所以对《水浒》里的好汉很向往，也想学一身武艺。由于少年时的我不知天高地厚，离家寻访山中高手，就像现在的少年看了武侠小说离家一样。在南京郊外的汤山遇见一位近似野人的老头，这人模样怪异，披肩的头发和手脚上像鸡爪子皮的皮肤至今难忘。他坐在一块石头上，身旁的一只破篮里放着蘑菇。我当时认定这老头有功夫，便开口要学武，此人听后一笑，说：“你还年轻，等三十年过后，火气全无时，再来学。”这样就与他接上了口。我问他高寿，他说120岁。闲语中，他的口音里有宜兴味，但不明显，因我是无锡人，与宜兴相邻，所以听得出来。当我问他是否宜兴人时，他表情异样，现在想来是引起了他的警惕，但异样表情很快就过去了，这样我们就谈起宜兴的人事物。其实是他讲的多，我只是虔诚地附和，当谈到宜兴的大姓——储姓时，他说了多名姓储的人的成就。后来他说：不过也出了一个右派，问我知道不知道储安平这个人。我摇头说不知，其实他提到的一些储姓人，我一概不知。现在回想起来，他提到储安平时，神情是复杂的。那天他的心情不错，也许好久没有与人交谈了，我还是年少无知，他少了戒心吧。他的一些话其实是在婉转地规劝我，有些话很是洒脱。后来回到家里，询问了储安平的情况后，第六感觉告诉我此人可能就是储安平，尽管当时并不知道储已失踪。从此我的感情深处有一种复杂情怀，这种情怀折磨了好一阵子。一星期后，出于少年朴素的义气理念，再到汤山，证实此人是否就是储安平，但遍寻不着。在一个山洞里见有破席破棉被等物，便坐在洞口等，天将暗时，仍不见有人来便下山。大致经过就是这样。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由于对储安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现在越想越觉得那人就是储安平。由于我的文字能力有限，再加上时过境迁，难以描述出当时的情境，一些细节也难于表达。我想汤山并不是深山野林，而且此人模样怪奇，一定还有人见过并记得，也许现在时机不成熟，待条件具备了，会有人出来说明的，到那时，我很愿意与之当面印证，以求证此人就是储安平。为此，我现在不想把我所见公开，以免影响将来印证时的真实性。
我的文字能力差，噜噜苏苏写了许多，给您添烦了，望见谅。
顺祝
平安！
您的无锡读者：余允中8.3我现在已经记不起和余允中通话的情形，十多年来也再没有联系，但我对他信中叙述的早年经历还是相信的。安平先生，您能回忆起曾经有过的这一段奇遇吗？您有没有文稿，以您特有的方式留存于世？如果有一天有人发现了，我们该如何判断？
宜兴储家，有一位储传能先生，今年也有八十多岁了，他在少年时曾见过您。2009年，他写了《储安平百年祭》，他说，早年曾与您有过交谈。他还记得“安叔与我等小儿谈及往事，眉飞色舞，自鸣得意”，他回忆说：十多年后，发现磬山寺有一僧人，酷似储安平，亲友及好事者，群相探访，磬山寺是传说中朱三太子避祸之地，很可能真是储安平的藏身之所。可是人去楼空，斯人不在。有人问询于我，我想起了一段往事：祖父好佛，与僧人往来甚密，磬山寺福元法师是我家常客，他是武僧，一日来访，我等小儿请他略露数招，祖父笑而促之，乃同至庭院。福元猿臂轻舒，兰台梅花零落；袈衫暗转，空阶落叶如扫。安叔是日亦休假在家，当即愿拜福元为师，福元笑道：“你是大学生，风华正茂，到你不得已时找我不迟。”居然一语成谶。此僧果是安叔，为何避而不见，我想可能也许他是不愿连累他人，时隔多年，他居然还负疚于心！传能先生文章中曾提及文革期间，您曾回家乡探亲，他还记得储家早年曾与佛教的关系，这是不是促成您在1966年选择无声离开都市，重返家乡，寻找自己心灵归宿的原因呢？
安平先生，家乡没有忘记您。望华来厦门时曾说，宜兴名人纪念馆中有您的位置，不过因为大家明白的原因，不事张扬而已。我们确信您的灵魂已经回到故乡，您离开我们快半个世纪了，但您的思想和人格早已回到人间并永远激励后辈为你曾经的理想而探索追寻，愿您在另一个世界安宁并保佑我们的理想实现。最后再告诉您一个消息，去年祥瑞先生的回忆录《盲人奥里翁》出版了，他在书中回忆了1949年，你们在清华和费孝通的交谈，他非常珍惜和您的友谊，还特别提到1950年复刊后《观察》的几篇重要社论，都是出自他的手笔，我们过去都认为那些社论是您执笔的。您《观察》时代的朋友，已都追随您去，希望你们重聚时，能再述各自的经历，回想意气风发的时代。
愿您安息！
晚辈谢泳2011年1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