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南方的社会秩序就像煤炭放在雪堆上那么显而易见。科西卡纳市的白人家庭大多住在农场上，或在城里排列整齐又刚刷好油漆的房子里。有色人有自己的居住区，在铁路另一边靠近轧棉厂和牲畜交易所的畜栏那边。我不知道那里有没有个正式名字，但我只听过别人称那里为“黑鬼城”。
在当时，这似乎不是什么坏事，因为住在那里的人都很和善，有很多人在外公的田里工作。就我所知，他们的名字都叫黑鬼，姓跟我们的名字一样：比尔、查理、吉姆等。有些人甚至叫《圣经》中人物的名字，例如亚伯拉罕、摩西、艾萨克。所以有“黑鬼比尔”和“黑鬼摩西”，但从没有人叫他们正式的姓名，比如我叫朗·雷·霍尔，或我外公叫杰克·布鲁克斯。说真的，那个年代似乎也没理由知道他们的姓，因为不会有人要开支票给他们，也绝对没有什么保险单要填之类的。我从没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黑鬼城是一排排的两房简陋木屋，用灰色木材或是像从船难中捡回来的木头盖成，排列得像二手车厂的汽车。有人称其为“盒子屋”，因为我后来发现，那些屋子小到如果站在前门对着房子开枪，子弹会直接从后门射出去。
或许房子是在别的地方盖好的，因为房屋和房屋之间挤到没办法挥动榔头。仿佛有人用起重机把房子吊过来，直接放在锯好的桑橙树干上，因为下面一览无余。反过来想这也是好事，因为这些开放的地窖，让狗和鸡在得州的烈日下有地方遮阳。
外公雇用很多有色人和一些白人来帮他照顾棉花田。每天早上天还没亮，我们就开着卡车到黑鬼城，听到喇叭声、有能力除杂草，或那天也想工作的人，无论男女老幼，都会从屋里蹒跚走出来，边走边穿衣，然后爬上卡车。卡车上没什么安全扶手或硬性的安全规定，外公就尽量开慢一点，以防把人甩出去。
干了一个早上的活儿后，我们再把所有工人装上车，拉到兼做杂货店的加油站。工人们在白瓷肉品柜台的玻璃窗前排队，选一块厚熏肠或红椒腌黄瓜火腿和一块车达乳酪，外公站在收银台付账，会再加上一罐沙丁鱼罐头或几个生洋葱让大家分着吃。大家都拿着用白色包装纸包好的午餐，到商店后面坐在地上吃。那边有个贮水槽供饮水，罐子用黑色带子绑着，这样就不会有人搞错要用哪一个罐子喝了。
安排好有色工人之后，我们就跳回货车上，载那天来工作的白人回到农舍用晚餐。外婆总是摆好菜等着，炸鸡、新鲜眉豆、自己做的热奶油面包，然后总会有个派。我那时候虽然小，但看到有色工人在加油站后面的地上吃午餐肉，而白人工人像家人一样聚在一起吃热腾腾的家常菜时，也会因此觉得不安。有时候我有冲动想做点什么，却一直没有。
一天工作结束后，外公会付给所有工人同样的工资——一人三块或四块，然后拉着他们回城里。他一向和大家公平交易，甚至无息贷款给黑人家庭，在冬天工作不多的时候帮助他们撑过去。杰克·布鲁克斯借贷都是只握手，不记账，因此外婆也不知道都有谁欠了他们的钱。也因此，科西卡纳的黑鬼非常敬重他，1962年外公过世了，有些人不请自来向他致意及还债。
六七岁时我也开始在田里干活儿了，就是和他们一起劈棉花。
十四岁那年中的一天，我和一些人一起劈一长排的棉花，那时汗如雨下，还得对抗跟小型外国车一样大的蝗虫。黑土农场上的蝗虫是邪恶昆虫，像刺果一样会挂在你的衣服上，如果你要把它剥下来，它就会吐出恶心的咖啡色汁液。那天热得难受，热气在身边嗡嗡作响，仿佛外公把棉花种在有很多虫子的外星太阳下。
为了打发时间，在我身边劈棉花的两个人开始聊起他们晚上的活动安排。其中一个大家叫他黑鬼约翰，我有记忆以来他就开始帮外公工作。他一锄头锄进一片新鲜的强生草和刺夺麻丛里。“等太阳下山，”他跟他的朋友艾摩斯说，“我就要到芬妮那边喝杯啤酒，再找个女人。真希望现在就能去，真的快要烤焦了。”
“我跟你一道，”艾摩斯宣告说，“只是我无法决定要一个女人和两杯啤酒，还是一杯啤酒和两个女人。”
约翰对着艾摩斯狡诈一笑。“你何不叫两个女人，然后一个给朗尼·雷？”
我知道他们说的“芬妮”是“点唱机酒吧”，传说那里是个黑漆漆又烟雾弥漫的小空间，是三教九流的流连之所。但十四岁的我还是没想过一个男人可以简单地“叫一个”女人，更别说是两个。我低下头仔细听着，假装正在锄一块特别难锄的杂草。
约翰不吃这一套。“你怎么这么安静，朗尼·雷？”他取笑我，“你是说，你没喝过温热的啤酒也没抱过冰凉的女人？”
虽然我很年轻，虽然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东西我没经历过，但我也不笨。我站直身子，把稻草帽往后推，对着约翰微笑：“你是不是讲反了，约翰？你的意思是说冰凉的啤酒和温热的女人吧？”
接下来的一分半钟，约翰和艾摩斯表现得好像需要叫救护车一样。他们跌在彼此身上，大吼大笑，笑声像音乐传遍田里。直到约翰终于回过神来，把我的天真掀开一角。
“不，朗尼，我没说反！”他说，“芬妮那儿的女人，火辣到要坐冰块冷却一下才能‘办事’。‘芬妮’小姐才不把冰块浪费在啤酒上。”
这就破坏了大规矩——外公外婆绝对禁酒。约翰认为我生日当天必定得体验一下“温啤酒”，并且把这个当成了他的任务。笑了我几天之后，他和艾摩斯终于对我“下手”。
“你晚上到‘芬妮’来，我们帮你搞定。”约翰承诺。
于是，在一个热气腾腾的八月傍晚，我悄悄把外公的“雪佛兰”从山上农舍推到山下，安静启动引擎，开十英里到了科西卡纳。我那劈棉花的同伴正在铁路那边等我。
我还不曾在没有外公带领的情况下自己去黑鬼城，所以我很紧张，我们三个人沿着泥巴路走在盒子屋之间，路上连一颗灯泡都没有。大多数人坐在门廊里，在黑夜里瞪大眼睛看着我们，漆黑之中只有偶然一盏煤油灯、一根划亮的火柴，或是香烟的橘色微光。我们仿佛走过了大半个得州，才听见飘来的吉他声，像梦一样，一栋矮房子在黑暗中逐渐成形。
走进“芬妮”，屋内是烟雾迷蒙和暗红色灯光。一个体态丰满的女人站在肮脏的舞池前低声唱着蓝调，让整个地方像热带的雨落到滚烫的沙上一样热气蒸腾。约翰和艾摩斯介绍我给他们的朋友认识，他们把我当地方名流一样打招呼，塞给我一罐蓝带啤酒后就离开了，啤酒就跟他们说的一样，是温的。
接下来的一小时，我自己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盯着赤裸着上半身的汗湿男人和洋装紧贴着皮肤的女人侧影，他们交缠着身体，那种性感舞步我前所未见。但我听过这种音乐，真正现场的蓝调，演唱者的名字通常叫闪电霍金斯或胖莎拉。午夜时分，沃夫曼·杰克在拉里多的广播节目里，在受杂音干扰中传来的现场演出。
我假装痛饮蓝带啤酒。然而等我确定没人看见的时候，把啤酒泼到肮脏的地板上，因为我发现啤酒的味道令人作呕，让我想起去无尾猴子酒吧找父亲的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