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才提过，我家不是富有人家。我出生在沃思堡的中低阶层地区，叫做霍尔特姆市。那个城市很丑陋，全得州都买不到介绍这个地区的风景明信片。一点也不奇怪：谁会想参观一个家家户户的院子里只有破烂拖车房屋、拆光零件的汽车，还有绑着长链条的看门杂种狗的地方？以前我们常开玩笑说，霍尔特姆市唯一的重工业，是三百磅重的雅芳直销小姐。
我的爸爸叫厄尔，是由单亲妈妈和两个没结婚的阿姨抚养长大的，她们俩爱吸盖瑞牌的烟，浸过烟草的口水老是沿着下巴往下流，然后在皱纹里干掉。我最讨厌亲她们。爸爸从前是个充满喜感又风趣的人，在可口可乐公司工作四十多年之后退休。然而不知道从我童年的哪一天起，他掉进了威士忌瓶子里，一直到我长大以后才出来。
我妈妈汤米是得州拜瑞市一个佃农的女儿。我们身上穿的每一件衣服都是她做的，她烤饼干，在我参加小联盟时帮我加油打气。小的时候，她和兄姐都骑马上学——同一匹马。她哥哥叫巴弟，她姐姐叫艾薇丝，跟猫王艾维斯的发音一样。
汤米、巴弟、艾薇丝，以及后来最小的薇达梅，全都在外公杰克·布鲁克斯的黑土农场上捡棉花。
这个嘛，大多数人都没兴趣买得州的黑土农场，因为一点也不浪漫。就地形来看，多是平地，因此没有那种沐浴在夕阳下的小山丘可以让你站在上头，望着庄园房屋，宣称灵魂深受爱尔兰式对土地热爱的感召。事实上，土地本身贫瘠透了，那糟透的土壤就像水泥的原始形态。一点点晨雾，都会让穿着工作靴的脚每走一步就像拔起一根泥柱。半英寸的降雨量，也会让最勤奋的农夫想把牵引机开回柏油路上，因为不想在接下来的几天边咒骂边挖出他的“约翰迪尔”。
这也不意味着我外公家缺少任何乡村趣味，那地方位于沃思堡东南约七十五英里的科西卡纳外围。我哥哥约翰和我，都选择到这里过暑假，我们认为这比起花三个月时间，经常到无尾猴子酒吧把爸爸找回来要好多了。
所以每年六月，妈妈开车带我们回家时，我们都开心得像放假的军人，从她的庞蒂亚克跳下来，冲向外公外婆有着沥青屋顶的农庄。房子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像一个盒子的形状。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才有屋内自来水管的，只记得我还小的时候，后门旁边有个贮水槽，专门用来接屋顶流下来的雨水。要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就从贮水槽舀一点水，用外婆在后门廊放的一个瓷盘里的熔岩肥皂洗手，触感像是用砂纸摩擦皮肤。你要是在黑土农场工作，也只有熔岩肥皂才能洗净手上的泥巴。
外公像头骡子一样勤奋工作，是个真正的红脖子。这是因为他每星期有六天都穿咔叽裤、长袖咔叽工作衫和工作靴在工作。他全身雪白，只有手晒成古铜色，像皮革一样；当然了，他的脖子从左到右满布印度红的粗皱纹，像沃土上的犁痕。他是个正直诚实的人，愿意向任何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他也是我有生以来所知最勤奋工作的人。巴弟舅舅给我讲外公的故事，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只身回到得州。战后，二十多岁的外公想尽办法照顾妻子和四个小孩，并负担一个小农场。有一天，他问一个叫伯恩斯的老农夫邻居，他怎样才能养活全家。
“杰克，你照着我做吧，”伯恩斯说，“我工作的时候你就工作，我去城里你就跟着去城里。”
你大概可以猜到，伯恩斯先生从来不去城里，我外公也很少去。黄尘时期和经济大萧条时期，外公瘦到必须在口袋里放石头才不会被风吹走。那个时期连银行也没钱，就算你是洛克菲勒，也借不到五分钱。外公坚韧不拔地撑了下去，他白天一整天都在田里捡棉花，晚上用骡车拉到轧棉厂。他在棉花垛上睡觉，排着队等着轮到他轧棉，天亮时再拉回田里，重复这首“棉花华尔兹”直到这一季收成结束。
夏天大部分日子里，我和约翰都跟外公在田里捡棉花，有时候坐在牵引机的车盖上。没跟外公在一起的时候就常惹麻烦。外婆在农场旁靠路边有一个很大的桃子园，我最喜欢果园里水果成熟时空气中丝丝的甜味。熟透的桃子是最棒的手榴弹。有一天，约翰跟我比赛，看谁能从最远的地方用力击中路过的汽车。
“我赌我可以先击中！”约翰从他的战斗位置大喊着，他站在一棵高高的满挂成熟水果的树上。
我在另一棵树的两根树枝中间，排好黏糊糊的“子弹”：“我赌你不行！”
我们试了几次，其中一个人——我们到现在还是不晓得是谁，终于击中一辆福特车的风挡玻璃。开车的是个女性，她把车停到路边，大步走进农舍跟外婆告状。听她的控述，仿佛我们用野战炮攻击过她一样。外公回到家以后，从桃树上砍下一根细枝，把我们俩狠狠打了一顿。我们另一次挨鞭子，是在未经允许下，把包括锡屋顶在内的整间鸡舍漆成可怕的淡蓝色。
可是，外公自己也喜欢胡闹。回想起来，他的一些恶作剧倒不算是恶作剧，而比较像是教男孩怎么变成男人。有一次，他把约翰和我丢进马槽，目的是要教我们游泳，事后才想起来他自己也不会游，根本没办法救我们。不过我们俩很快就学会了游泳。
有一年我们待在老家过圣诞节，约翰跟我打开两个闪亮包装，里头是一副拳击手套。外公把我们俩塞进他的小货车里，载着我们到巴瑞的加油站，当年那种地方也是老人下象棋、喝咖啡、聊天气和讨论牲口价格的地点。外公早已偷偷打电话给城里的家长，只要是年纪与我们相差三岁左右的小孩，就会请他们把小孩也带来。那天早上，他们乘着圣诞节的尘土赶到加油站，用小货车围成一个拳击场。约翰和我得和来的每个小孩对打，早餐时间还没到，两人的鼻子就都挂了彩，我们觉得很棒。外公自己笑得岔了气。每年圣诞节早上骑着新生的小牛，看它们用温暖的鼻息在寒冷清晨的空气里画出花纹，还有，那一次是我最爱的圣诞节回忆。
在农场上，外婆的工作是挤牛奶、养小孩和照顾花园，冬天给桃树、青豆和南瓜搭遮蔽，然后每天给外公做两个巧克力派。他晚餐吃一个，消夜再吃一个，一辈子维持6.1英尺、140磅重的瘦高个子。
以前大家说外公跟基尔迪看起来像，基尔迪是在布鲁明·葛罗理发店工作的黑人擦鞋匠。老基尔迪也是个瘦高个，嘴里没一颗牙齿，以前他常把下巴往鼻子上贴来娱乐大家。外公有一次给约翰五十美分，叫他亲基尔迪一下，约翰开心照做，不只因为赚到糖果钱，还因为大家都喜欢基尔迪。
直到今天，基尔迪还是得州布鲁明·葛罗市里唯一葬在玫瑰山墓园的黑人，和纳瓦罗郡最显赫的白人家庭的祖先同眠在一处。
在乡下其他地方，可能只有死人才不担心隔壁睡了个黑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民权运动，直接跳过得州科西卡纳市，就像湿润的春雨可以不顾农夫最殷切的祈祷，直接跳过一块干枯的地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