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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8章 文学作品中不能说的秘密(4)


  而以美国著名文学家评论家理查德·布罗黑德为首的一些人认为,《白鲸》所代表的意义应该更广阔。因此他认为,《白鲸》描述的人类的哲学是人类最基本的欲望,而不是爱情、野心或贪婪,更像是其他欲望——尤其是关于人类生存于大地的欲望,驾驭人类本身的欲望,不管当时的形势如何,人类坚持不懈地关心世界如何被约束和治理。阿哈是此种欲望的最明显的受害者。但阿哈的毛病是他不能把局部的经验延伸到宇宙的复杂环境中——未能看到基本力量,未能看到疯狂。因此,阿哈所感到的欲望是如此不适宜,以致强烈地表现在各种情况下。当然,这完全是由作者构想的。而这种欲望又贯穿于全书之中,由思想变为实践。文学的能量是如此与哲学真谛之能量结合起来而扩散,以致使本书提出了一种世界的模式。

  而另一些学者则从心理学的角度对“阿哈”的行为做出了新的诠释。著名文学家莱昂·华德就认为可以根据作者梅尔维的生平事迹,并从心理学或哲学角度来解释主人公阿哈的思想立场。这样看来,阿哈是在精神不正常情况下,是以居心叵测的思想对付鲸鱼的,并把鲸鱼作为实现其思想的目标。从书中和当时作者写的信件中都可以得到故事叙述者和作者具有相同思想的重要证据。梅尔维在书中有意识地采用寓言并得出如下结论:对象征性的普遍规律的信念只是精神错乱的表象。他的合理的判断显然与霍桑一致:白鲸是自然界的野兽,它的罪恶是从阿哈的心灵中产生的。但是,此时,梅尔维个人的哲学并非是切题的。梅尔维曾经说过:“所有人的悲剧式的壮观是如此通过病态而造成的。”重要之点是阿哈的病态,不管是清醒的意识,还是罪恶的情绪,都是其性格中的悲剧性的缺陷;而其性格指导他表现出具有破坏性的英雄行为。

  但《白鲸》的作者梅尔维却解释说他只是无意识地为作品添入寓意而已,正如他给纳詹尼尔·霍桑夫人的信中写道:“只是由于明显的象征性的内容贯穿于全部《白鲸》之中,使人很难不作寓意性的解释而已。”但是人们在阅读《白鲸》时,总能得到与别人不同的心灵体会,这也就是“阿哈”被视为美国人心灵化身的原因。正如人们说的“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一千个人眼里也有一千个《白鲸》的寓意。

  尼采的著作是否被人篡改过

  尼采,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同时也是卓越的诗人和散文家。然而,他的思想也被怀疑是二战中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根源,解开谜团的关键点在于他晚年的力作《权利意志》一书是否被篡改。然而,这本书是否被篡改?至今没有定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整个世界都遭受到了以希特勒为首的法西斯的铁蹄践踏,饱受战乱之苦。战后,人们不仅对昔日的法西斯战犯给予严惩,许多学者更致力于分析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基础,于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进入了人们的怀疑圈,同时也引发尼采著作《权利意志》是否被篡改的争论。

  为什么尼采的思想会被怀疑是残暴的法西斯主义的根源呢?这是因为尼采学说确曾被法西斯利用:希特勒当年多次去魏玛参观尼采博物馆,并把尼采全集当做礼物送给墨索里尼。而且,纳粹思想家罗森堡也自称信奉尼采的学说。鉴于这样的历史事实,德国的桑德福斯认为,尼采的思想应当作为二战法西斯思想的根源,他专门写了一本书就叫《尼采与希特勒》,详细列举两人思想上的相似之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也持同样观点,他写过三篇有关尼采的论著,分别题为《作为法西斯美学先驱者的尼采》、《法西斯主义和尼采》和《理性的毁灭》,最后的结论把尼采说成是一个极端的纳粹分子。

  也有许多人不同意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尼采根本就不是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先驱,这是因为尼采对法西斯主义理论的两大基石——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始终持反对态度。之所以会错将尼采与法西斯主义相联系,是因为尼采的著作被人篡改了。而篡改者应该是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这是因为伊丽莎白本身有着浓厚的种族主义思想。而且,伊丽莎白嫁给了德国的反犹主义者伯恩哈特·福斯特,与丈夫一起去巴拉圭建立条顿移民村。移民村计划失败,丈夫自杀;她回国照顾已成疯子的哥哥。福斯特·尼采通过整理哥哥的遗稿,垄断了尼采的全部手稿、书信以及尼采著作的出版权。她依靠手中掌握尼采的全部手稿,开始充当解释尼采思想的权威。她常常用丈夫和自己的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来曲解尼采的思想。她一面扣压尼采的某些手稿,一面从中断章取义地引证一些话加以随心所欲的解释。由于别人见不到手稿,便无从对她的解释提出异议。正是她篡改了尼采的著作,使之趋向法西斯化。

  最早提出尼采著作被篡改说法的学者是德国的尼采研究专家卡尔·施莱希塔。他在1958年出版了《尼采事件》一书,揭露尼采妹妹的作伪行为,认为她还伪造了尼采的书信。同时,德国的理查德·卢斯和美国的瓦尔特·考夫曼也提出要为尼采正名。这样就开始了一场要求恢复尼采著作原貌还尼采学说本来面目的运动。

  那本被篡改的尼采著作被认为是尼采晚年的著作《权力意志》。这是因为尼采在1885年完成《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写作后,确曾有过写一本叫《重估一切价值》书的计划,但他没有完成,留下一些散篇。福斯特·尼采和尼采的朋友彼得·加斯特将这些散篇整理成书,取名为《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福斯特·尼采称这是尼采的主要著作,是尼采思想的代表作。施莱希塔怀疑福斯特·尼采整理这部分手稿时有作伪行为,遂根据手稿原来的顺序重新出版了这部分手稿。取名为《80年代遗稿选编》。

  1961年意大利学者蒙梯纳里和科利为将尼采著作译成意大利文去民主德国的魏玛,在歌德、席勒档案馆查阅了尼采的全部手稿。经过40天的艰苦工作,他们发现福斯特·尼采编的书严重歪曲了尼采遗稿的真实面目。尼采手稿中一些重要的论文和断片被舍弃了。尼采为写《权力意志》一书准备了374 条格言体的断片,并作了分类,但福斯特·尼采在编《权力意志》一书时删去了104 条,并将别的手稿任意编入。采用的270 条中,有137 条被不负责任地改变,其中包括脱落标题乃至句子,拆散完整的段落。为恢复尼采著作的本来面目,蒙梯纳里和科利编辑了名为《新的批判版尼采全集》的尼采著作汇编,共33卷。他们认为把尼采和法西斯主义等同起来是恶劣做法。

  然而,也有人认为,《权力意志》并没有被篡改,福斯塔·尼采只是将哥哥尼采的手稿顺序做了一些调整。中国学者张念东、凌素心在翻译《权力意志》一书时,将尼采妹妹编的文本与施莱希塔按手稿原件编的文本对照,发现各条断片顺序虽然不同,但内容却完全一致。尼采独创了豆腐干式的格言体,各条独自成篇,没有一般文章起承转合那一套格式。因此各条的顺序就不具有什么重要性。就好比一副扑克牌,无论怎样洗,洗来洗去还是那54张。施莱希塔的《选编》好比一副按顺序排的扑克牌,而福斯特一尼采的《权力意志》不过是重新洗了一下。

  尼采的著作究竟有没有篡改,众说纷纭,难以定论。

  诺里斯的《章鱼》寓意何在

  1901年,美国著名作家弗兰克·诺里斯出版了自己的代表作——长篇小说《章鱼》,它控诉了垄断资本的压迫与剥削,把铁路比作章鱼,无数条腕足侵入各个角落,在文学界引起巨大反响。然而,这也引发了人们关于《章鱼》的寓意的争论,至今也不曾停止。

  弗兰克·诺里斯于1870年生于芝加哥一个富裕商人家庭,少年时代在欧洲学习艺术。回国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后以记者为业。长期生活在美国西部,自称加利福尼亚州人。开始创作时倾向浪漫主义,如描写海上传奇的《“莱蒂夫人号”上的莫兰》(1898)。后来的小说受到左拉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的影响,如《麦克提格》(1899)和《凡陀弗与兽性》(写于《麦克提格》同时,1914年发表)。但真正奠定诺里斯文坛地位的是他“小麦史诗”三部曲中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章鱼》。

  许多人认为,作者的创作动机与美国麦农们对铁路托拉斯斗争的失败有关,小说揭露了政治家和法官对铁路界的操纵以及铁路公司对农民土地的掠夺。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威·弗罗霍克从书中接触到的各种力量来分析小说的意义,并得出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该书是根据南太平洋铁路公司历史创作的,并对其犯下的罪恶进行了公开揭露。《章鱼》描写的核心内容是铁路公司,它的触角伸延到整个加利福尼亚,且十分厉害,其接触到的每样东西都会遭到毁灭。尽管如此,作者的立场和观点似乎是矛盾的。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章鱼》具有比此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内容和意义。

  在《章鱼》描写的各种力量中,除了农民和惨无人道的铁路公司之外,就是小麦本身了。诺里斯对小麦的播种、萌芽、培养和收获作了详尽的描述。与此同时,作者还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感到惋惜。他认为一方面,即使农场主不用恶劣的种植方法,也能把这种自然财富耗尽;另一方面,铁路公司采用了常人不可能采用的办法霸占广阔的土地。毁坏了自然生态,是真正的犯罪。当许多异教徒把自然界崇尚为一种力量时,铁路界不少人却用大幅帐篷占领自然界,破坏景观,而且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章鱼》是一本具有法国小说家佐拉特色的书。

  另外一些专家认为,《章鱼》所表现的寓意应该是“善”与“恶”的斗争,小麦代表“善”,铁路代表 “恶”,而“善”必将战胜“恶”。因此,一些文学评论家把铁路公司的头子奈尔格里姆视为诺里斯的代言人。这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辩护者宣称,事件的发生是他无法控制的,经济规律按其需要自行控制并最终导致其必然的结局。正如他对诗人普瑞斯利说的:“年轻人,当你讲到小麦和铁路的时候,你在与一种力量抗争,而不是人。”

  另外一些评论家则认为,诗人及其良师益友、神秘的牧师瓦讷米则与诺里斯的观点更为近似。两者对圣华金河谷的灾祸和居民的生活问题作了中肯的回答。瓦讷米对死亡、穷困和个人受辱等罪恶作了幻想式的说明,普瑞斯利则说得更直截了当。两者都认为,圣华金河谷发生的事件的实质,是“善”与“恶”的斗争,而“善”总是占主导地位的。根据这些思想和议论,有的文学评论家断言,在《章鱼》中,诺里斯对人类的苦境作出了“超自然的”回答。

  还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章鱼》表现出了一种乌托邦思想的倾向。美国政治史学家斯彭塞·欧林认为,尽管严格来讲诺里斯不是乌托邦小说家,但他描写了乌托邦理想在现实社会中的幻灭以及传统价值与产业界新兴力量之间的冲突和斗争。诺里斯借诗人普瑞斯利之口表达了这种乌托邦倾向:“在世界生活的每次危机中……如果你的视野足够广阔,并不是‘恶’而是‘善’,才会成为最后的结局。”诺里斯似乎在说,作家有责任拯救自己的人民,但不能控制宇宙本身的伟大力量。

  然而,究竟《章鱼》寓意如何,这还是学术界不断争论的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