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组织参与沪学会
20世纪初是一段矛盾的时期，一方面代表着封建专制的清政府，受传统文化影响熏染得入了骨头，一方面代表着先进思想的西方文化也一直冲击着这片古老的大地，新旧思想在这里发生着激烈的碰撞。这是一段必须要经历的进程，冲突和矛盾也随着碰撞的愈演愈烈而升级。
身在南洋公学的李叔同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因为新旧思想的交锋在南洋公学已经演变成了难以收拾的程度。有人秉持着传统文化毫不动摇，有人强烈要求引进先进西学，来革旧学的命，两派人在公学中势均力敌，分庭抗礼。李叔同显然属于后者，但公学毕竟受命于朝廷，为了大清帝国的无上尊严，也为了守住爱新觉罗氏的统治，朝廷下令坚决抵制西学在公学中的传播和蔓延。公学校方命令禁止学生阅读某些报刊、杂志、书籍，这令持引进西学观点的学生大为反感，同时极力反对，誓死扞卫自己的权益。
学生和校方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学生发动罢课风潮，与校方领导起争执、冲突。李叔同也参与其中，而他的老师蔡元培也选择站在学生一边，与校方据理力争，但是朝廷的指令毕竟摆在上面，如一把铡刀悬在校方领导的头上，明晃晃的刀刃逼得他们无法妥协。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同样无法接受，罢课风波持续着不肯停息。
双方各执己见，相持不下。蔡元培见学生们的群情越来越激昂，担心罢课只是开端，接下来学生们会做出更加激进的事情来，为了学生们的安全加上对校方屈从懦弱的鄙视及强烈愤慨，蔡元培主动提交了辞呈，并带领着部分学生和教师，毅然离开南洋公学。李叔同自然也在其列。
从南洋公学退学后，其他同学仍处于愤愤不平中，口中总是大骂着清政府的愚昧和南洋公学校领导的迂腐，心中充满愤懑。而李叔同相对来讲比较淡然，甚至在一些人看来，对此事有些冷漠。这其实并不能责怪他，因为他在很久之前就将清政府的狗屎行径看得透彻，对此他早已经有了相当的觉悟。原本以为入了南洋公学，就能寻得到一个安身立命之处，可没有想到，自己还是太年轻太天真，以为人生是很简单的事，真的是大错特错，错得离谱。
既然国家选择忍气吞声，在面对列强的时候，只是一味地让步，一味地妥协。当朝政府不选择革新，不选择变化，不选择改革，那么这些进步青年，开始计划组建一个组织，用他们的方式来宣传此时国家遇到的危机，他们将这个主张跟蔡元培说了。蔡元培面对着满屋子的学生，看着他们青春勃发的脸上满是斗志，带着对祖国的未来贡献自己一份力的热忱，蔡元培心里也一阵翻涌，他知道自己现在即使已经不是他们的老师，但是是他带领着这些学生离开，那么继续照顾他们便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同情他们，也感到自己的责任如此之重大，但他更加痛恨那个把持朝政的太后。
在蔡元培送走这帮学生之后，当夜，他连忙邀请了一些教育家和有识之士，在自家召开了会议。会议最后决定创立“爱国学社”，推举蔡元培作为学社的总理，并将那二十多名学生全部吸收进了“爱国学社”。
在这里，学制分寻常和高等两种级别，均为两年制毕业，学务工作由学生联合会自治。给学生全然不同于南洋公学的学习体验。开学那日，李叔同衣着得体，见到蔡元培先是给他深深鞠了一躬。
李叔同态度恭敬，说道：“先生，感谢您为学生们做的一切……”
蔡元培将他扶起，温和地笑着：“不必……快别这样讲，你是南洋公学的高材生，是思想进步的青年，我想请你帮忙协助做些工作，不知有兴趣否？”
“您说。”李叔同知道蔡元培22岁中进士，甲午战争爆发后潜心研究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支持康梁变法支持维新派。但却不知道这次蔡元培将会分配他怎样的工作。
“《苏报》是传播革命思想、报道全国各地学生的爱国运动、发表爱国文章的报纸。我希望你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协助他们编辑一些文稿和做一些美术设计，你看如何？”
“好，没问题。”李叔同答应得很爽快，他之前有编辑《书画报》的经验，对于报纸的编辑可以称得上是得心应手，与此同时，《苏报》又是爱国性质的，属于他们学生团体的报纸，他很乐意去做。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李叔同白天攻读学业，晚上编辑报纸，虽然忙碌，疲惫不堪，但他觉得充实，他从未想过，在如此连正规学堂资质都没有的临时学社中，竟能找到一种令内心沉静下来的充实感。
1905年春，知识分子在爱国运动中的作用凸显出来，整个国家东西南北的爱国运动风起云涌，李叔同和北方知识的分子相互呼应，与穆恕斋、黄炎培、许幻园等一批进步青年、爱国人士一起创建了“沪学会”。“沪学会”选址在租界之外的南市，这里是帝国主义入侵者无权干涉、可以宣传进步思想的地带。
“沪学会”以“兴学”和“演说”为主要内容，提倡尚武精神，宣传移风易俗。不仅如此，几个人还商议创办补习学校，免费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以提高国民的素养。招生的告示一经贴出，就有包括洋车夫、工人、店员等各行各业的人报名，李叔同他们借了一间学校，开设了五个班，在夜间授课。编课文、撰写讲义、安排课程……许多纷繁复杂的工作忙坏了李叔同，不过他并不觉得累，反而显得更加精神。
李叔同受曾在南洋公学上过“乐歌课”的影响，也想在补习学校中开设乐歌课。他回到家，找出之前写的一首《祖国歌》。记得当时写这首歌的歌词时，正受日本《国歌》的刺激，于是在书桌前挥笔写下：
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
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
国是世界最大国，
民是亚洲大国民，呜呼大国民！
呜呼，唯我大国民！
幸生珍世界，
琳琅十倍增声价。
我将骑狮越昆仑，
驾鹤飞渡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
呜呼大国民，
谁与我鼓吹庆升平！
写成后，李叔同反复读了两遍，一种笑意在脸上浮现，身边的邵力子见多日愁眉不展的同学笑得开心，不禁上前将纸上的歌词念出。
“成蹊，果然气势不凡！”邵力子由衷地说，“这是你对日本《国歌》的和诗吧？”
李叔同惊诧，“你怎么知道日本《国歌》？难不成……”
“之前在中院的日本先生教的就是日本歌！”邵力子说道。
“我们学堂，竟要日本先生用《国歌》教导学生……民族尊严何在？”
“那简单，”邵力子笑着说，“创办音乐学校，传播本民族的乐歌，到时教乐歌的先生都是中国人，问题就解决了！”
李叔同看着手中的歌词，脑海中响起的是一首民间旋律，却刚好和歌词节拍相合，仔细想想，原来这首民间歌曲就是《老六板》，词曲结合，十分贴切。
于是李叔同就在开设的乐歌课上教唱这首《祖国歌》，这首歌一面世，就得到了广大学生的喜爱，很快就在青年中传唱起来。
第二节翻译出版法学书籍
由于南洋公学注重外语的学习，再加上李叔同在天津时也曾自修过洋文，打下过良好的基础，所以在南洋公学的学习中，相比于其他同学就要轻松很多，娴熟很多。外语的水平，远高于同期同窗。
1903年（癸卯年），李叔同任教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担任国文教授一职。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期间，他结识了同为国文教授的尤惜阴，虽然李叔同就职后不久就又辞去教职，但和尤惜阴的友情却在日后更加深挚。
除此之外，李叔同见国人对于清政府的重徭重役，西方资本主义入侵者的剥削和欺凌，默不吭声无奈承受，他心中很是不平，显得义愤填膺。他认为，现在国家最缺乏的是制度上的完善，或者干脆说是制度上的革命。但无力的现状提醒着李叔同，如今说一切都是徒劳，清政府——那个深宫中的老女人，是不会将手中的人治权力交给法律法治的。而他通过阅读外文书籍，了解到西方健全的民权思想。国人与他们相比，显得多么愚昧，多么冥顽不灵！
李叔同决定将这种思想传递给国人，对他们宣传民权思想。既然自上而下的改革已经行不通，维新变法的结果言犹在耳，那么就只能是自下而上的改革。李叔同昼夜不眠地在书房翻译西方法律典籍，不久便成书。《法学门径书》和《国际私法》两部着作，李叔同是以笔名“李广平”翻译成书的，并由上海开明书店相继出版。
耐轩在《国际私法·序》中写道：“李君广平之译此书也，盖慨乎吾国上下之无国际思想，致外人之跋扈飞扬而无以为救也。故特揭私人与私人之关系，内国与外国之界限，而详载言之。苟国人读此书而恍然于国际之原则，得回挽补救于万一，且进而求政治之发达，以为改正条约之预备，则中国前途之幸也。”
李叔同翻译的这两本书在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南洋公学的同窗还有当时一些进步青年都纷纷积极响应，加入宣传行列，在各地以各种方式举行讲演，宣传民权思想和法律法治的重要性。可这只是在一些有识之士中产生了进步意义，但在需要普及法律常识的群体中并未达到如期的效果。
对此李叔同没有多么沮丧，他清楚地意识到，想要改变国家的现状并非一朝一夕，也不是一两部书籍就可以达成的。国人浸淫在传统儒家学说中太久，对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太过牢固，想要快速接受和更改绝不是件简单的事。所以李叔同他没有放弃，他只当这翻译仅仅是个开始。
李叔同通过编辑《苏报》，得以更快更全面地得知全国关于学生爱国运动的消息，同时也了解到如今西方的入侵越来越猖獗，清政府面对这一切仍旧是一味地退让妥协，承受着帝国主义几乎所有的要求。
北方包括京城、天津在内的大多数大城市的银行业已经颓败，李叔同记得当他还在南洋公学读书时，就曾经收到过兄长李文熙的委托，请他帮忙修改一下禀帖。
津郡钱商环请维持银市禀
具禀：津郡钱商通益号、和盛益、恒隆号、桐达号、德昌厚、中裕厚、德信厚等禀为市面过滞，沥陈危岌情形，环叩恩准，设法补救，以维商务事。窃津郡市面自乱后，银钱两空，各行铺商大有不能谋生之势……
当初李叔同读完这篇禀帖大为震惊，他没有想到，连天津这种重镇都已遭受到如此严峻的威胁。当时那八国联军占了北京后，订约赔款讲和，这是一国之为？各银号联合要求“恩准”拨款？……如此这般，还像话吗？
李叔同哪有心思修改禀帖，直接又将禀帖返给二哥李文熙，写信道：
文熙兄长钧安：
郑三爷来沪，知津郡一切，然禀帖稿拟很妥，不必删动，今着三爷带回，遥慰劳尘，特上。
弟文涛
其实对于银号还是禀帖，李叔同都不甚在意，他只是更加意识到国民觉醒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同时他也渐渐清楚个人的无能为力，即使他废寝忘食地翻译完两部西方先进法律书籍又能怎样，给国民的触动连一个指头都比不上，不知道的人还是不知道，知道的人也不必依靠他的翻译。
李叔同原本充实的内心又开始隐隐泄气，一点一点地吞食着他的信念。他开始动摇，开始怀疑自己。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不久又恢复到那静穆庄重的神情中去了。
一日黄炎培从南洋公学演说归来，如得胜大将军凯旋，见李叔同刚从乐歌课上下课回来，满面笑容地凑上前问：“李兄，《祖国歌》如今已唱遍大上海，许多青年听过都激动得哭了，全拜于你所开设的乐歌课！还有，《祖国歌》的歌篇可否给我看看？”
李叔同二话没说，将歌篇从讲义中抽出递给他。
然而令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是，当黄炎培接过《祖国歌》歌篇不久，清政府突然宣布要缉拿革命党人黄炎培，并被老佛爷慈禧太后朱笔一勾——斩！
爱国人士得知这个消息后，连夜通知了黄炎培，并派人在清廷官兵还没赶到前，火速将黄炎培救走，乘着夜色就一路逃去日本。
临走前，黄炎培连和李叔同话别的时间都没有，更别说将这歌篇还给他，匆忙间，黄炎培就将这歌篇带到了日本。也许李叔同不曾想到，这份歌篇黄炎培始终没有丢弃，也没有遗失，他一直保存了50年。
50年后这张歌篇得以被世人看到，上面是李叔同如浑金璞玉般精严净妙，娴雅冲逸的字体，五线谱上的音符规范而灵动。
李叔同是国内第一个用五线谱作曲的人，他的音乐造诣从这份歌篇中就能窥知一二。
第三节在艺坛锋芒初展
秋去春来，转眼又是阳春三月，那个令无数文人不厌其烦用美好辞藻赞美的春天，在此时的上海却显得一片凋敝。
李叔同虽然仍忙着，却已不复那时的充实。他陷入了和过去一样的绝望和孤寂，他看到祖国依然沦陷，江山岌岌可危。内心的苦闷令他郁郁寡欢，满腔的热血渐渐冷却，看不见前路何在，未来会发生什么，一切都显得扑朔迷离。
每个夜晚李叔同躺在床榻上都辗转难眠，想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想。
有一日讲演完毕，往沪学会办公所回去时，遇到了许久未联系的杨翠喜，杨翠喜见到李叔同，眼中带着怜惜地看着他，说道：“最近……怎么这么瘦了？”
李叔同这才发现，衣带渐宽，脱发严重，指尖也变得毫无血色。他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得笑笑。
“近来还填曲儿么？”杨翠喜问。
这个问句将李叔同带回之前和他们一起填词唱曲吟诗作对的日子，不觉嘴角就泛起笑意，“你生活怎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