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回去经过和父亲的商议，我带着了父亲的大金鹿自行车，毕竟自行车也是一种交通工具。我直接奔向瑞安路，到了后，那个工厂的大爷欣喜的问候我，说：“哦，小汪回来了，你那个伙计昨天来的。”我莫名其妙，问：“谁”。他说：“小袁啊”。啊，他也回来了，小袁就是我前面曾提及的死党，在济南时候我们就同吃同住，到了青岛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后来在新沂分开后，他在临沂折腾，就失去了联系。现在不约而同又回来了，看来是天意啊。r
因为下学后一直在青岛呆的，春节回家到再次返回也就有三个月，当天下午我就载着几桶洗洁剂去探寻就近我曾经的客户。道路熟悉，轻车熟路，很多饭店都在，当天下午我就售卖了四桶，赚了四十元。这个桶我们一直是交着押金的，在客户那里的桶我可以兑换，每个桶又省下4元钱，这都是先期投入的结果了。傍晚，死党小袁也回来了，我们好一番激动。不论什么原因，我们又都不约而同的走到一起，这就是天意。相互有个伴了，彼此也有个照应了，很多事情都好解决了。首先我们先确定住的地方，市区不是我们考虑的范围，思来想去，还是到河西村，那里是城郊结合处，房租便宜，小吃也多，我们可以吃大锅菜，毕竟我们在那里生存了好长一段时间，各个方面都熟悉。于是我俩一起骑着自行车到了河西村。当时好多出租房屋的村民都在自己的墙外留着联系号码，溜达一圈，我们找了靠近路边的的一个平房，房间内有一张床，还有一个小沙发，房租是130元，每个月一交付，我们就定下了。两个男人不用做饭，直接到附近的街市去吃大锅菜，很便宜的，都是一元两元的样子。这样吃住都解决了，剩下的就是我们如何干活了。r
这个河西村也属于四方区，但是距离瑞安路距离不近，青岛的地形不是上坡就是下坡，不平整。开始的一段时间我们都是骑着自行车前去装载，然后俩人一前一后，进行着原始的推销。我喜欢10升的，一次能带5桶，他喜欢大桶，25升的，每次带两大桶。重量都是100市斤，重量是一样的。早市太远了，当时好像是那个微机班倪在那里接我们的班了，我们路途太远也懒的去了。随着我们销量的增大，我们也不愿意跑从河西到瑞安路这段路了，每次要几十桶，让瑞安路的老板用车给送过来，超过一定的量他们免费送货，这样省下一部体力或精力就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r
在那里时间不长，老家四叔家的孩子，从小跟随我长大，到了惜福镇一个饲料厂做了没多久，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不过他做的时间不长，纯粹是跟我们后边玩的。从饲料厂来的他，还带了一身的疥疮，我上学的时候被传染过，身上有了一定的抗体，他们俩人可遭罪了。那时候的娱乐就是看他俩人抓耳挠腮的挠痒，挠的皮肤血淋淋的我大笑不止。r
三个月后，这里的空间过于狭小，我们又换了住的地方，距离也不远，房租150元，带个院子，还有两间串间，后边有厨房，还有间储藏室。三个月兄弟走了去了北京，我们持续呆了下去。在那里我们呆了近两年，那两年也是我们快乐无比的时光，两年里我们经历了好多好多的事情......r
前边曾经提过，死党到青岛的第一站就是四方区的河西村，后来我也曾和女友在此居住两个月。后来因环境所迫，我们都各自纷飞。r
死党所谓的被威胁也并非我说的那么严重，事情的起因是因为他与当初生产洗洁剂的老板有一点经济的小纠纷，本来人走茶凉，现在重又返回不期而遇，作为当地人的老板当然要向他讨个说法。那是1996年的□□，当时我们正在我们租赁的小房间里玩扑克，死党曾经的老板带着一个人到达了我们房间，我们都认识，简单打了个招呼，然后他就面色冷峻的朝着死党去了。先来个下马威，甩了死党几个耳刮子，然后骂骂咧咧的用青岛话狠狠的教导着死党，说钱没清算就跑了，山不转水转，这不又遇上了。说道一番后，和他同来的又吆喝了几句，自称是宁夏路附近派出所的，当时死党的老板的家就是在宁夏路的田家村，现在是田家花园了。具体原由我不清楚，但死党挨打我感觉也不舒服，当时我用身体挡了几下，喊着大哥有事好商量，别生气。死党曾经的老板也不是那种无赖之人，他就是感觉气不过，感觉当时对死党也不错，临走连个招呼也不打，再有点经济小纠纷，不教育教育感觉气不过。当时好像也就300元债务的样子吧，当时我们的确身上都没那么多钱，然后告诉他过一段时间我们给他送过去。当时他不怎么相信死党的，我拍着胸脯说，他不给我也会给的，现在的确是没有，做大哥的消消气，小弟不懂事，多多包涵些了。事情就那么过去了，不过后来我们真的把300元钱还给他了。r
每个人的处事方式不同，我也不能说谁对谁错，不过我知道，任何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一直以来我对出现在我身上的问题，我都是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我宁愿吃点亏，尽快就把事情处理了，省的搞的心里有病，做事无法聚精会神。这一点在别人眼里可能是懦弱无能的表现，但我从不这么认为自己。我骨子里我什么事都不怕，我知道得饶人处且饶人，有理也须让三分的道理。让别人一条生路，给自己一条退路。要知道，狗急还跳墙呢？r
光脚真不怕穿鞋的，年轻是我们的资本，年轻人就容易冲动，冲动是有惩罚的不错，但冲动的时候是不计后果的。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是盲流子，到哪里打工都一样，到哪里只要肯吃苦都能吃上饭的，我一直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当时死党的老板和他带来的人说，要让我们彻底离开青岛，我心里就感觉愤懑了。我心里当时就想，真要是不让我们在青岛混的话，那也一定不会有他的好事，就是死党他们不敢做，我也会独自一人搞他个天翻地覆，明着不能，我来暗的，不需要帮手，大人弄不了还有孩子吗？拼个鱼死网破又何妨？然后跑路，逮了倒霉，逮不着该咋活咋活？r
这也可能和每个人的性格有关系，我最反对威胁我的人。商量着来怎么都行，吃点亏就吃点亏，吃亏就是福。但任何事都有个尺度。超过尺度，那就另当别论了。r
和死党再次的不期而遇，长时间的一起奋斗，一起努力，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娱乐.....那时节是幸福的，也是快乐的。我们都是年轻人，尽管置身在外，但我们过的很充实，也很舒畅.r
那时节我们相对来说都没有女朋友，尽管我貌似有那个感觉无法分离的女友，但自车站分离后我们基本没有联系，一直到1996年的中秋之前，我才在回家后才再次遇到了女友。当时的境况我们一无所有，置身他乡，我们渴望能够遇到更好的发展机遇，以便让自己飞黄腾达起来。那时节，现在想来，应该是我们最美好最快乐的时代，但当时我们并没有切身感觉到，我们更多的感觉是如何多卖出一些洗洁剂，让我们能够多赚几元钱，让我们的手头更宽裕些，至于对未来，我们没有探讨，也没有研究，先把温饱解决才是最主要的，那时候我们相当于都没有异性朋友，即使需要异性的情感，也没有那样的机会。r
在一起的日子是美好的，也是无拘无束的，我们简称自己是自由职业者，因为没有来自外来的管束，一切全靠我们自己。在一起共处的三四个月，随着我们销量的增多，随着对青岛市区的延伸，我们俩人骑着自行车载着一百多斤重的洗洁剂已经越来越吃力了，效率极其低下的。为了提高效率，实际上也是为了偷懒，我们购买了一部旧嘉陵车，好像当时是700元的样子，时间不长，我们又花费300元购买了一个貌似嘉陵的破摩托车。每人驾驶一部屁股冒烟的交通工具，销量并没有增加太多，但是我们人却舒服很多了，也能向更远的地方延伸了。在当时的时代，对驾驶证和行驶证的检查还没有那么严格，我们两人都没有驾驶证，车辆也没有行驶证，天天就是在青岛的大街小巷到处乱窜，也没有多少人过问的。r
那时候我们的娱乐也没有多少，死党喜欢把看完的废报纸挥洒泼墨，他书法的确还行。我的爱好就是看看读者，青年文摘什么的。还有我们不间断会去李村书院路那边，去李村文化馆看通宵录像。经常是连夜的熬，第二天昏睡不醒，连活也不做了。我们的通信工具就是传呼机，每送一家我们就留呼机号，等客户即将用完的时候，呼叫我们，我们回复号码确定是哪家需要，很快就驾驶摩托车送去了，不耽误事情的，自由自在的很。那时候微机班倪已经不在那个卖家具的那里做了，而是又跟随一个青岛的本地人，去了黄海饭店负责那些海鲜的养殖存活，偶尔他也经常带来一些海虾海蟹还有我们叫不上名字的海鲜，当时那都是昂贵的东西，但近水楼台先得月，每次他来，我们都吃的那叫一个不亦乐乎。r
日子就那样不瘟不火，平平淡淡的继续着，我们没有太多的要求，每天就是机械的送着一些货物，换取一些的金钱，而后享受着自己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