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公司两年多了，还没有加过工资，我向蒋经理争取了多次，他让我好好干工作，也就没有什么下文。不过技术工作，我一直很钟爱，我正在学修主板，我认为学好这门手艺，将来一家人的生计就不发愁了。
平淡的日子转眼即逝，2003年新年元旦的钟声敲响了。我父母也千里迢迢往深圳赶来。武汉到深圳的火车是早上六点，父母从未涉足我在深圳的住处，我须去罗湖火车站接他们。清晨四点多的深圳还是繁星满天，深南路上一片寂静，街上的行人寥寥可数，大部分人也还在睡梦中。快五点时，终于搭乘上了一辆前往火车站的中巴车，2003年大冲到火车站的票价是六元。车开了很久，天边也没有发白，路边站台一名乘客都没有，司机觉得无利可图，不愿去火车站，让我下车。我好说歹说，他们让我再加20元，才能前往，事已至此，我只能任人宰割，交上钱后，司机这才极不情愿的重新开动了发动机。接到父母，一扫刚才的不悦。父母大包小包装满了湖北的特产。母亲眉开眼笑告诉我，“他们要在深圳住一年多，等孩子满周岁时，他们再带孩子回鄂州老家。”能和父母享受天伦之乐，我自然求之不得。
那个阴暗潮湿、狭小的地下室住不下了，我们租了个两室一厅。房子在大冲小学旁边，鸟语花香，书声琅琅，是个好地方，房租要800元。我和小珍有点积蓄，父母也带了点过来，一年的吃喝，计划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春节前夕，随着一声啼哭，孩子降临到这个世界。真是个女孩，我那三斧头的医学功夫，居然弄对了一回，但我分明看见父亲脸上阴云密布。后面不晓得我哪句话说漏了，当父亲知道我早晓得是个女婴，他终于火山喷发，大发雷霆。智子疑邻，父亲觉得这些都是阿珍暗中捣鬼，我极力袒护妻子。父亲认为我中了阿珍的蛊惑，也是不孝之子。加上生活习惯和文化方面的差异，父母对阿珍越来越看不习惯，他们执意要回鄂州。2003年春季，正是广东“非典型性肺炎”势略的非常时期，出入广东省的人员都受到限制，父母亲一下子走不了，日子就在这非常紧张的气氛下翻滚。
有一天晚上，不记得谁惹得母亲生气了，父亲知道了，怒斥我们。我也不甘示弱，言语相讥。最后将母亲气的嚎啕大哭，父母觉得深圳一刻也呆不下了。收拾行李要去火车站买票回家。我拿“非典”的事情提醒他们，父母告诉我们，“如果走不了，到外面落旅社。”他们拎着行李已经出了大门。我一下子慌了，拉着阿珍，“扑通”一下子跪在地上，承认自己刚才大逆不道，希望他们原谅我，先不要走了。父母依然怒气冲冲，不肯原谅。我抱着母亲的双腿，不愿松手。最后，慈母心软，同意暂住几日。父亲余怒未消警告我们：“政府宣布‘非典’限制期有所松动时，他们还是坚决要回‘花果山’，去过他们逍遥快活的日子。孩子我和阿珍自己带，他们撒手不管。”这样的结局我们已有心里准备，先将眼下的事情渡过去吧，一家人能过几天太平日子就是幸福，其他我不敢奢望。
半月之后，在以钟南山院士为首的科研人员潜心攻关下，“非典”这个恶魔终于被锁紧了牢笼。我别无选择，只能给父母买返乡的火车票。经过在罗湖火车站的手扶电梯时，一位打扮时尚，敞开风衣，拉着旅行箱的妙龄女郎刚买好车票，正不紧不慢的朝我迎面走来。在我的眼光即将离开她的瞬间，她抬起了头。嘴角的那颗黑痣，也瑕不掩瑜她那俊秀的脸庞。我想起三年前的夜晚，我去武昌火车站送走的陈秋秋不也是有那颗痣么？
猛然，内心“啊”了一声，那女孩不就是陈秋秋么？她也认出了我。她稍微愣了一下，然后飞快的拉着行李箱奔上了运行着的电梯。看样子，她不愿意见我。那是我迄今见到她的最后一面。她躲我，是愤怒，是厌恶，是羞愧我不得而知。三年前的晚上，因为我阅历浅薄，没有劝谏她，使她以身犯险，我是有责任的，如今见她已经脱离传销虎口，心中的重负也能释然。
买回两张火车票，交到父母手中。两天后，我独自一人送他们去火车站，一路上父母都没有吭声，火车即将开动，父亲语重心长的告诉我，“我还是他们的儿子，我想回家，他们欢迎，阿珍就不要回来了，他们不想再见。叮嘱我在外面好好照顾自己。”我的眼泪刷的一下子流淌下来，心中一阵酸楚。
回到家里，看着空荡荡父母曾住的房间，想我做人如此失败，几乎站立不稳，一头倒在床上，什么都不愿意再想，但却什么都在想，这样在床上翻来覆去躺了一天，也没有理出头绪。第二天下午，我打电话得知父母已经平安到家，才觉得心里舒服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