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之子阿卜杜拉率军占领图拉巴绿洲，旋即败于沙特的瓦哈卜派军队。1921年8月，阿卜杜勒·阿齐兹率领伊赫万军队占领哈伊勒，拉希德人投降，杰贝勒沙马尔地区归属沙特国家，纳季德苏丹国成为阿拉伯半岛最重要的政治力量。随后，纳季德苏丹国将攻击的目标指向阿西尔和希贾兹。阿卜杜勒·阿齐兹派遣欧莱玛到阿西尔地区宣传瓦哈卜派宗教思想，该地区的许多部落向阿卜杜勒·阿齐兹宣誓效忠。1922年，纳季德苏丹国的军队进入阿西尔，占领首府艾布哈。纳季德苏丹国向北的扩张与英国的利益相冲突，并最终导致纳季德苏丹国与英国关系的恶化，英国终止了向纳季德支付补贴。于是，纳季德苏丹国财政吃紧，急需开辟新的财源，进而觊觎麦加的朝觐税和吉达的贸易税。1924年，希贾兹的侯赛因在麦加自称哈里发，遭到伊斯兰世界的普遍抵制。同年8月，纳季德苏丹国的4000名伊赫万战士攻入希贾兹，占领塔伊夫。10月，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被迫宣布退位，逃往塞浦路斯，其子阿里即位。纳季德苏丹国的军队占领麦加，随后又占领了麦地那，阿卜杜勒·阿齐兹征服了阿拉伯半岛西部的希贾兹地区。
伊赫万运动是沙特国家历史上一次重要的瓦哈卜派宗教政治运动。沙特国家建立初期，纳季德的贝都因人部落接受瓦哈卜派宗教信仰，改变以前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迁徙并定居在具有军事、农业和传教等多种功能的希吉拉中。定居在希吉拉中的伊赫万成员对瓦哈卜派伊斯兰教的严格遵守有助于阿卜杜勒·阿齐兹重建沙特国家。伊赫万运动在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征服运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贝都因人坚强的天性与极高的圣战热情相结合，为阿卜杜勒·阿齐兹的政权提供了必要的军事支持，成为阿卜杜勒·阿齐兹扩大沙特国家疆域的主要军事力量。1926年，沙特国家共有约100个伊赫万定居点，能够提供50000至60000名士兵，这是一支巨大的战斗力量。“伊赫万成为阿拉伯半岛的‘白色恐怖’……阿卜杜勒·阿齐兹依靠伊赫万的支持，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镇压了最强大的贝都因部落的反抗，在阿拉伯半岛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统治秩序。”伴随着领土扩张，沙特国家开始了构建国家制度和整合社会的历史进程。阿卜杜勒·阿齐兹在建立和统一国家的过程中，大力倡导瓦哈卜派伊斯兰教教义，致力于削弱和瓦解部落势力对沙特国家的制约和影响。在瓦哈卜家族宗教权威的帮助下，阿卜杜勒·阿齐兹竭力倡导建立希吉拉和开展伊赫万运动。希吉拉的定居化政策有利于游牧部落从游牧迁徙转入农耕定居生活。伊赫万运动的目标是重建一种可以对抗部落认同的广泛的宗教认同，以兄弟会的宗教理念来促进沙特国家内部的稳定，并指引各部落联合起来对抗外部势力。伊赫万运动是一场瓦哈卜派宗教复兴运动，以复兴瓦哈卜派“纯正”的伊斯兰信仰在阿拉伯半岛的统治地位为主要的宗教政治理想。伊赫万运动通过游牧部落的定居与圣战相结合，形成一种强大的宗教政治力量。瓦哈卜派伊斯兰教和伊赫万运动对顺从安拉和顺从伊玛目以及严格恪守宗教功修的信仰原则之强调，成为阿卜杜勒·阿齐兹驾驭贝都因部落和控制民众进而强化国家权力的重要工具。阿卜杜勒·阿齐兹和欧莱玛希望利用瓦哈卜派伊斯兰教恪守宗教戒律的特点，来约束贝都因人的自由散漫和叛服无常。
伊赫万运动还促进了沙特国家军队的建立。在1920-1921年，一支以希吉拉的伊赫万和利雅得的城镇居民为基础的专业军队已经形成。另外，阿卜杜勒·阿齐兹还通过征收天课和战利品的1/5作为国家税收来行使国家权力。1925年，阿布杜勒·阿齐兹颁布法令，规定拥有骆驼5头、羊40头或牛30头以上的贝都因人都必须缴纳天课；农民中耕种自然灌溉的土地者须缴纳收成的10％，耕种人工灌溉的土地者须缴纳收成的5％；商人缴纳收入的2.5％。沙特家族还向什叶派以及包括基督徒和犹太人在内的非穆斯林征收人头税。适当的税收既意味着部落对沙特家族统治的承认，也是部落服从国家权力的象征。沙特国家开拓疆域的时期，婚姻纽带、对阿布杜勒·阿齐兹个人权威的服从，以及瓦哈卜派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热情构成沙特国家权力和社会凝聚力的主要基础，沙特国家开始从部落政体向君主政体转化。瓦哈卜派伊斯兰教强调圣战的重要性，主张用“圣战”争取阿拉伯半岛的统一，并以政治、宗教权力和物质报酬的形式允诺给沙特家族在瓦哈卜教义的指导下进行领土扩张的巨大收获，为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统一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原动力。
伊赫万运动呈现出的重要特征是对瓦哈卜派伊斯兰教的狂热信仰和贝都因人部落体制的历史延续。在阿卜杜勒·阿齐兹扩大国家疆域的进程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伊赫万运动的历史特性与阿卜杜勒·阿齐兹的政治目标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伊赫万运动的显著特征是对瓦哈卜派伊斯兰教的狂热信仰，圣战是伊赫万运动宗教狂热的外在形式。伊赫万运动通过对瓦哈卜派伊斯兰教的狂热信仰和坚决执行对“异教徒”的圣战，为沙特国家提供了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成为沙特国家疆域不断扩大的最主要推动力。定居在希吉拉中的伊赫万成员认为只有他们自己信仰的瓦哈卜派伊斯兰教才是纯正的伊斯兰教，并且热衷于发动对异教徒的圣战来表明他们的宗教热情。伊赫万运动将所有的非瓦哈卜派穆斯林都视作异教徒，并将其视为他们发动圣战的对象。在通常的情况下，新皈依的教徒比传统的信徒更为狂热和极端。伊赫万运动的宗教狂热还导致残忍的行为。刚皈依瓦哈卜派伊斯兰教的伊赫万成员严格进行每日5次的礼拜，逃避礼拜的人会遭受鞭笞。他们严格禁止所有的音乐，严格禁止吸烟，并且威胁将处死没有得到统治者亲自保护的基督徒。
伊赫万运动的宗教狂热和漫无止境的圣战要求违背了阿卜杜勒·阿齐兹利用瓦哈卜派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教化贝都因人的初衷。阿布杜勒·阿齐兹对派往最大的伊赫万希吉拉阿尔塔维叶的宗教学者发布命令：“在宗教事务方面指导贝都因人，解决他们的法律问题，禁止他们的宗教狂热，宗教狂热是违反宗教基本原则的。”伊赫万信仰的狂热性质和毫不妥协的圣战激情在伊赫万运动发展初期就已经构成一种对沙特国家的潜在威胁。1914年10月，基于伊赫万运动宗教狂热的发展特点，阿卜杜勒·阿齐兹不得不要求欧莱玛颁布一份特殊的费特瓦，以呼吁宽容为主题，指责伊赫万的狭隘和偏执，以及缺乏容忍的极端行为，其目的是抑制伊赫万的宗教激情。欧莱玛在费特瓦中确认：强迫其他人披戴头巾和放弃以前的生活方式并加入伊赫万的行为是违背沙里亚的，因为安拉及其使者并没有提出这种要求。然而，这份费特瓦的影响力十分有限。一年以后，阿卜杜勒·阿齐兹认为负责向贝都因人传播瓦哈卜派信仰的穆陶威过于富有宗教激情，于是派遣有经验的欧莱玛到希吉拉中去抑制伊赫万的宗教狂热。
随着沙特国家疆域的不断扩大，伊赫万军队的圣战行动必然与阿拉伯半岛上其他的政治势力产生冲突。基于当时阿拉伯半岛上复杂的政治形势和沙特国家自身的实力，阿卜杜勒·阿齐兹采用实用主义原则遏制伊赫万军队高涨的圣战激情。
1918年，伊赫万成员开始攻击阿卜杜勒·阿齐兹对英国人和希贾兹统治者谢里夫·侯赛因的宽容态度。伊赫万运动成为一种令阿卜杜勒·阿齐兹烦恼的宗教政治势力。对于新征服的希贾兹地区，阿卜杜勒·阿齐兹希望沿用以前的管理体制，而伊赫万则决心纯净希贾兹地区的“邪恶”，甚至摧毁他们认为与伊斯兰教不相容的圣地。伊赫万破坏了有纪念意义的先知出生地和阿布·伯克尔在麦加的住宅，希贾兹的所有圣墓都在征服的过程中惨遭破坏。
瓦哈卜派伊斯兰教自产生以来，都主要服务于沙特国家中贵族阶层的利益，但瓦哈卜主义同时也包含着公平对待社会底层民众的要求。伊赫万的行为似乎是狂热、放纵和野蛮的，但这实际上是阿拉伯半岛普通民众为瓦哈卜派伊斯兰教所宣扬的朴素的生活方式而奋斗的一种表现。他们是在用他们特殊的方式实践瓦哈卜派伊斯兰教所宣扬的“人人平等”的理想。伊赫万运动虽然改变了贝都因人的生活方式，但却未能改变传统的部落社会体制和思想意识。伊赫万成员的理想是传统社会体制的一种反映，部落民众试图通过伊赫万运动和发起圣战来宣称他们以前在阿拉伯半岛社会中的主宰者地位。阿卜杜勒·阿齐兹则试图利用伊赫万运动来削弱部落势力的传统权力和地位。因此，伊赫万的宗教政治志向和实践与沙特家族所代表的封建贵族阶层利益产生了极大的冲突。
伊赫万运动的许多禁令都具有平等主义的性质，可以视为一种社会中较低的阶层对统治阶级奢侈行为的抗议。伊赫万将未加入该运动的游牧人口、绿洲居民和城镇居民全部视作多神教徒。阿卜杜勒·阿齐兹利用伊赫万运动为其政治目标服务，但却尽力回避伊赫万运动极端倾向的要求。因为伊赫万的贝都因人出身及其平等主义的倾向，阿卜杜勒·阿齐兹从一开始就不信任伊赫万成员，也不给予伊赫万成员重要的领导权力和地位。伊赫万的平等主义倾向混合了对宗教的狂热信仰和贝都因人的传统习俗。尽管伊赫万受到宗教戒律的约束和宗教热情的激励，但他们还是表现出了一种典型的贝都因人对希贾兹城镇居民的敌对情绪。贝都因人认为希贾兹城镇居民的许多行为都违反了“纯净的”伊斯兰教。伊赫万占领塔伊夫和麦加以后，砸碎城镇居民家中的镜子，将其门窗的木框付之一炬。这种行为表现了一种游牧人口对城镇居民“奢侈”行为的蔑视和厌恶。
1918年，在巩固伊赫万运动的早期阶段，阿布杜勒·阿齐兹就向欧莱玛咨询处理贝都因人和城镇居民之间紧张关系的宗教意见。欧莱玛颁布费特瓦，要求遵循瓦哈卜教义，所有的穆斯林之间都要互相容忍；没有统治者或者沙里亚卡迪的允许，任何人都无权强迫他人定居在希吉拉中，不管是贝都因人还是城镇居民。根据这份费特瓦，伊玛目阿布杜勒·阿齐兹和欧莱玛共同宣布，所有穆斯林的信仰都是同等的，不管是贝都因人还是城镇居民；不同分支之间可能存在区别，就像不同的逊尼派教法学派之间也存在区别一样；所有的穆斯林享有一个共同的根。1924年底，阿卜杜勒·阿齐兹不得不要求瓦哈卜派欧莱玛发布新的费特瓦，强调阿卜杜勒·阿齐兹作为伊玛目，具有对圣战的绝对领导权，同时援引“信仰不能强迫”的启示和相关的伊斯兰教法，要求伊赫万宽恕尚未加入伊赫万运动的游牧民和定居民。伊赫万运动反映了阿拉伯半岛部落社会的历史延续。在形式上，定居在希吉拉中的伊赫万成员需要放弃部落生活方式的习惯和义务，转而履行瓦哈卜派的宗教义务和责任。阿卜杜勒·阿齐兹希望利用希吉拉作为一个控制贝都因人的工具，进而使贝都因人传统上对部落的效忠转变为对瓦哈卜派宗教和沙特国家的效忠。然而，这个要求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遵守，希吉拉主要建立在贝都因人部落联系的基础之上。伊赫万运动与部落体制结合成整体，未能改变沙特国家的酋长国性质。许多伊赫万成员都没有放弃传统的部落主义，他们的目标主要服务于扩张的动机而不是作为一个巩固国家的基础。伊赫万定居点实质上成为规模最大的贝都因人聚居地和部落领导人的大本营。穆泰尔部落的领导人费萨尔·达维什定居在阿尔塔维叶，阿太白部落领导人伊本·比贾德定居在噶特噶特，哈尔卜部落的领导人伊本·努海特定居在杜赫纳，沙马尔部落的领导人伊本·吉布里勒和伊本·舒纳伊安定居在阿吉法尔。部落领导人在希吉拉中不仅掌握着传统的管理权力，而且在实际上控制着伊赫万的军事领导权。随着伊赫万征服运动的节节胜利，主要的伊赫万领导人对阿卜杜勒·阿齐兹日益增长的权力感到不满，进而产生了离心倾向。伊赫万领导人希望真正地成为所征服地区的管理者和地方首领，而阿卜杜勒·阿齐兹则拒绝与他们分享征服所得的政治报酬。阿卜杜勒·阿齐兹希望通过伊赫万运动来剥夺部落领导人传统领导权的尝试失败。伊赫万运动成为沙特国家集权化发展的最大阻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