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瓦哈卜派运动的兴起
一、瓦哈卜派兴起的历史环境
瓦哈卜派伊斯兰教和沙特国家诞生于阿拉伯半岛。阿拉伯半岛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传统，构成瓦哈卜派伊斯兰教和沙特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阿拉伯半岛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伊斯兰国家是阿拉伯半岛和中东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产物，教俗合一的政治形态是阿拉伯半岛历史发展的重要特征。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伊斯兰国家、哈里发国家、奥斯曼帝国构成统治或者影响阿拉伯半岛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
先知穆罕默德时代，伊斯兰教信仰诞生并广泛传播，教俗合一的麦地那国家建立并得以巩固，伊斯兰文明在阿拉伯半岛初步确立。伊斯兰教是宗教革命与社会革命相结合的产物。伊斯兰教通过安拉至上和顺从使者的宗教信条，初步阐述了国家权力的政治原则。先知穆罕默德作为伊斯兰教的使者，是伊斯兰国家权力的化身。始建于公元622年的温麦，是由安拉的臣民即穆斯林组成的宗教政治共同体。温麦作为伊斯兰国家的雏形，具有宗教集合体和政治集合体的双重性质。
伊斯兰国家具有宗教和政治的双重权力，其宗教权力来源于宗教信条的约束和宗教义务的规定，“取悦于安拉还是触犯安拉构成衡量社会行为的首要准则”。
632年，先知穆罕默德去世。穆斯林一度对谁将接替先知担任温麦的领袖感到茫然，而阿拉伯半岛各处的反叛浪潮又直接危及新兴伊斯兰教的安全。经过穆斯林核心人物的协商，麦地那的穆斯林共同拥戴阿布·伯克尔作为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哈里发”，担任温麦的领袖，伊斯兰世界从此进入哈里发统治的时代。哈里发国家起源于先知穆罕默德创立的温麦，长期沿袭温麦的教俗合一政治体制。哈里发国家历经麦地那哈里发国家、倭马亚哈里发国家和阿拔斯哈里发国家三个发展阶段。自632年先知穆罕默德去世至1258年蒙古军队攻陷巴格达，哈里发作为“安拉的使者的继承人”，在理论上兼有宗教与世俗的最高权力。
阿拉伯半岛作为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明的发源地，在先知穆罕默德和麦地那哈里发时代曾经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在先知穆罕默德时代和麦地那哈里发时代，阿拉伯半岛始终是伊斯兰教的传播中心和伊斯兰世界的政治中心。倭马亚哈里发时代，伊斯兰帝国的中心转移到大马士革，继而转移到巴格达，阿拉伯半岛的历史发展长期处于停顿甚或后退的状态。随着哈里发国家政治中心的转移，穆斯林经济、文化和宗教活动的中心也移出了阿拉伯半岛。除希贾兹的两座圣城麦加和麦地那之外，阿拉伯半岛的绝大部分地区逐渐淡出了伊斯兰文明发展的中心舞台。
18世纪中叶瓦哈卜派伊斯兰教兴起之前的千余年间，穆斯林世界经历着巨大的变化。伊斯兰帝国经历了频繁的朝代更替，然后又是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和衰微。然而，作为伊斯兰教发源地的阿拉伯半岛，由于相对隔绝的地理位置和恶劣的自然环境，特别是半岛经济的贫瘠和穷困，似乎已经被各个朝代的统治者所遗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阿拉伯半岛虽然曾被纳入不同帝国的势力范围或属地辖区之内，但各帝国对半岛的大部分地区都只是实行名义上的和形式上的统治。只有半岛两侧的红海和波斯湾沿岸地区及其周围的水陆交通线相对重要，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各统治帝国都在这些地区建立行政管理机构或派驻军队。阿拉伯半岛在很大程度上与外界隔绝，历史的发展长期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
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政治重心转移之后，阿拉伯半岛的绝大部分地区重新成为贫瘠和荒凉之地。由于闭塞的地理位置、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落后的生产技术，18世纪初的阿拉伯半岛是阿拉伯世界最落后的地区。具有浓厚原始色彩的游牧业和绿洲中微弱的种植业是阿拉伯半岛最重要的经济活动。骆驼和羊群是阿拉伯半岛最重要的畜牧业产品。随着季节的变化，贝都因人驱赶骆驼，奔走于沙漠和牧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牧养羊群的阿拉伯人徘徊于沙漠边缘，间或从事农业耕作，处于半游牧半定居的状态。依靠地下水源的灌溉农业是绿洲经济的基本模式，而近乎原始的灌溉技术限制着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农作物产量的提高。绿洲农业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持续的干旱和地下水源的枯竭，足以导致耕地荒芜和绿洲消失，对种植业形成毁灭性的影响。薄弱的经济基础、恶劣的自然条件、原始的农业技术和绿洲的孤立，导致阿拉伯半岛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奥斯曼帝国政治的腐朽和经济的衰退导致从印度经由阿拉伯半岛的越境贸易衰落，因此最主要的运输工具——骆驼的销量急剧下跌。奥斯曼帝国的内讧及其社会经济状况的恶化导致履行朝觐的穆斯林人数减少。这些因素都使得18世纪阿拉伯半岛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
在阿拉伯半岛，贝都因人（游牧人口）与定居人口之间往往缺乏严格的界限。自然环境的变化是决定游牧与定居相互转换的首要因素，迁徙则是游牧与定居两种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的转换得以实现的基本途径。简单的手工业作为辅助性的经济活动，存在于阿拉伯半岛的游牧社会。阿拉伯半岛的手工业者大都处于分散的状态，尚无行会形式的行业性组织。阿拉伯半岛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城市，所谓的城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等同于绿洲，只有麦加作为宗教中心而成为非绿洲城市的特例。绿洲城市的主要功能是为游牧群体与定居人口的产品交易提供场所，物物交换是阿拉伯半岛基本的贸易方式。
阿拉伯半岛素有部落社会的历史传统。阿拉伯人分别属于各自的部落，血缘关系和共同的经济利益，特别是土地和水源的共有权构成维系部落制度的基本纽带。阿纳宰部落、沙马尔部落、哈里德部落、盖哈丹部落、阿季曼部落、穆泰尔部落、哈尔卜部落和阿泰巴部落，是18世纪阿拉伯半岛的主要游牧部落。每个部落按照父系的原则划分为若干居住区，家族构成财产占有的基本单位。原始公有制的经济传统长期延续，个人财产支配权相对微弱。在部落内部，谢赫是家长式的首领和经济活动的组织者，他具有决定部落的迁徙，分配牧场、水源和各个家族宿营地的职责。同时，谢赫是部落内部各个家族之间矛盾纠纷的仲裁者，是执行部落习俗的监督者。在部落之间，谢赫代表着整个部落的利益，具有决定战争与媾和的权力。麦吉里斯即部落会议是部落内部的咨议机构，体现着原始民主制的政治原则。谢赫做出的重要决定必须得到麦吉里斯的支持，部落成员有权在麦吉里斯发表意见。每个部落还有自己的军事首领阿济德。
游牧地区实行部落对牧场、水源的公共所有权和独占权。每个部落分别控制各自的游牧范围，同时排斥其他部落进入。实力强大的部落拥有相对稳定的牧场和水源，保持着较为完整的血缘体系。相比之下，弱小的部落由于缺乏相对稳定的牧场和水源，难以维持较为完整的血缘体系，往往分散于各地，依附于实力强大的部落，以交纳贡赋为条件，寻求强大部落的保护。游牧部落内部的贫富分化并不明显，贝都因人普遍处于贫困的状态，食物的匮乏十分严重。绿洲往往处于贝都因人部落的保护之下，贝都因人部落以征收贡赋为条件保护绿洲的安全。实力强大的部落往往可以控制方圆数百公里的地区，为该地区的绿洲提供保护，成为绿洲的实际统治者。也有少数强有力的绿洲统治者，向周边区域的贝都因人部落征收贡赋。在定居者生活的绿洲中，血缘组织的完整程度和重要性不及沙漠中的游牧部落，进而形成了比较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对立。
18世纪的阿拉伯半岛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然而奥斯曼帝国在维也纳战役遭遇决定性失败后已经逐渐走向衰落，其政令只在希贾兹、也门和半岛东海岸执行，其对半岛大部分地区的统治都已徒具虚名。被广袤沙漠所包围的阿拉伯半岛腹地纳季德地区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的控制，政治权力处于“真空”状态。阿拉伯半岛尚未出现一个统一的国家组织。作为独立经济实体的绿洲和部落的孤立，与半岛广袤沙漠的地理环境之对比，成为地方分权的重要因素。人口的部落差异和地方差异、各种阿拉伯语方言和宗教信仰的差异与对立，也排斥着中央集权的政治倾向，阿拉伯半岛长期处于封建部落割据的无政府状态。微小的绿洲酋长国家和广大的游牧部落是阿拉伯半岛的主要政治实体。游牧部落对绿洲国家频繁的劫掠活动与游牧部落之间为争夺牧场和水源而进行的战争定期交织地进行。阿拉伯人与其说是战士，不如说是抢劫者。他们并不热衷于生命的杀戮，只是为了劫掠财物而进攻敌人。频繁的劫掠愈加破坏了阿拉伯半岛的经济状况，有时劫掠还引发血族仇杀，甚至导致残酷的战争。
长期以来，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的影响下降，伊斯兰教法“沙里亚”的原则在半岛的许多地区都被忽略，半岛上的宗教礼仪和宗教习俗也逐渐背离了正统的伊斯兰教。18世纪初，阿拉伯半岛的宗教信仰处于混乱状态，多种伊斯兰教派并存，对圣徒、圣墓、圣物的崇拜广泛盛行，多神教重新抬头，许多信仰甚至保留着原始信仰的残余。人们对亚当以来的诸位先知都加以崇拜，有的还崇拜活着的圣人。“人们去到圣徒处或者他们的墓前，要求圣徒改变他们的厄运。他们崇拜圣徒和虔诚的人士，放弃了一神论和信仰。”尽管阿拉伯半岛的居民在名义上仍然信仰伊斯兰教，并且自称是穆斯林，但实际上每个阿拉伯部族或者村落都拥有自己的崇拜物和宗教仪式。许多人都相信诸如石头和树等物体有可能对他们的命运产生影响。人们经常到神圣的洞穴中礼拜，并以面包和肉类作为祭品。英国探险家贝尔格里夫曾形象地描述道：“纳季德人经常在树荫下或在洞穴中，向精灵礼拜，崇敬死人和墓地的祭品，并保存了一些古赛伯邑时代的风俗习惯；另一方面，他们不重视伊斯兰的礼拜，不理睬天课、封斋和朝觐……”这个时期的阿拉伯半岛在诸多方面与伊斯兰教诞生前夕的查希里叶时代非常相似，迷信充斥各地，离经叛道的行为比比皆是，圣徒崇拜尤为盛行，圣门弟子和历代先贤的陵墓成为圣徒崇拜的主要去处。在这种经济落后、社会动荡、政治混乱、信仰衰退的环境下，一场“回归正教”的瓦哈卜派宗教改革运动应运而生。
二、伊本·瓦哈卜及其宗教政治思想
瓦哈卜派伊斯兰教的创立者是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瓦哈卜（1703-1792）。他出生于纳季德地区的阿伊纳绿洲，他的家族属于塔米姆部落司南族的成员。伊本·瓦哈卜出生于宗教世家，其祖父苏莱曼早年师从罕百里派著名学者艾哈迈德·伊本·穆罕默德·伊本·穆什里夫，是纳季德地区杰出的宗教学者和穆夫提，在阿伊纳绿洲担任卡迪。伊本·瓦哈卜的父亲承袭其祖父的职位担任阿伊纳绿洲的卡迪，1726年被阿伊纳绿洲的埃米尔罢免后移居侯赖米拉。伊本·瓦哈卜深受宗教氛围的熏陶，自幼谙熟“泰夫绥勒”（即经注学）和“哈迪斯”（即圣训学），十岁时就能背诵《古兰经》全文。伊本·瓦哈卜在青年时代广泛游学于邻近地区，数次造访麦加、麦地那、巴士拉、巴格达、哈马丹、伊斯法罕和库姆等宗教中心，得到众多著名宗教学者的教授和指导，对《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著作有精深的研究。数年的神学研究对伊本·瓦哈卜的世界观具有决定性影响。广泛游学和神学研究使伊本·瓦哈卜有机会熟悉阿拉伯半岛和邻近国家的宗教派别和信仰，并且形成了对它们的独到见解。伊本·瓦哈卜在长期的旅行中，耳闻目睹了阿拉伯半岛上偏离经训的恶习陋俗，他也因此进一步研究伊斯兰神学和教法学，希望从中找到拯救宗教和社会的办法。伊本·瓦哈卜尤其对罕百里教法和罕百里派著名宗教学者伊本·泰米叶的学说有精深的研究，并从中获取瓦哈卜派教义的主要论据，逐渐形成他自己的教法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