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沙特阿拉伯的反对派阵营还出现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分支“人民民主阵线”和“民族革命组织”，它们在沙特阿拉伯人中的支持者很少，主要在沙特阿拉伯的外籍劳工中发展。后来，沙特的纳赛尔主义者和左翼组织还与叛逃到开罗的“自由亲王”共同组建“阿拉伯民族解放阵线”，以它的名义在埃及、叙利亚和也门的无线电广播中号召沙特人民推翻他们“腐败的”和“反动的”政权。1970年，一个更加激进的沙特反对派组织“大众民主党”建立，其成员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大众民主党”主张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政策，主张以武力解放阿拉伯半岛和整个阿拉伯世界。1971年，“大众民主党”中分裂出了另一个反对派组织“大众斗争阵线”。这一时期，其他的民间政治反对派还有规模较小的“自由纳季德人”、“劳工社会党”、“阿拉伯民族主义党”和“沙特民主党”。上述这些沙特阿拉伯民间政治组织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纳赛尔主义的政治色彩，体现了这一时期纳赛尔主义在中东地区的巨大政治影响。然而，所有这些反对派组织的力量都是非常弱小的，它们的成员大都是在美国和阿拉伯国家中的沙特学生。这些组织之间的意识形态存在巨大的差异，难以形成统一的反对派联盟。另外，这些组织大都主张废除君主制，要求引进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统治秩序。这种具有世俗倾向的民众政治运动与沙特阿拉伯传统社会结构和宗教政治环境差异太大，因此它们很难得到沙特民众的广泛支持，长期处于沙特阿拉伯政治舞台的边缘地带。
战后中东国家普遍存在不满现状的民族主义军官发动的对国家政权的严重挑战。20世纪50年代，沙特阿拉伯王国的武装力量还处于萌芽状态，国家正规军缺乏威望，并且受到部落军队国民卫队的牵制和抗衡。希贾兹知识分子尽管受到怀疑和歧视，仍然在国家正规军中担任了重要职位。沙特国王邀请埃及军官协助训练的新军，促进了纳赛尔主义在沙特军队中的传播。加之沙特“民族改革阵线”秘密地在军队中开展宣传和活动，1954年，沙特阿拉伯的军队中出现了名为“自由军官运动”的政治反对派。“自由军官运动”曾策划对国王沙特、王储费萨尔和多名内阁成员的暗杀行动，试图建立一个类似于埃及纳赛尔统治下的政府。1955年春，该组织的成员被捕，其领导人被沙特政府以阴谋颠覆政权的罪名处死。然而，沙特阿拉伯的军队中仍然存在“自由军官运动”的成员，他们在随后的几年中继续开展反对国王的活动。1957年，沙特阿拉伯空军中的数名“自由军官运动”成员驾驶飞机逃往埃及。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革命发生以后，沙特阿拉伯的一些空军飞行员因为一次密谋暗杀国王沙特的行动而被捕。在1957-1959年，政府时常以颠覆政权和军事叛变的名义逮捕和处决军队成员。1960年3月20日，沙特王室颁布法令，禁止国防军“表示政见、从事政治活动或参加有政治学说和政治倾向的团体与组织”。1962年，6名军官因为与开罗的“自由亲王”派别联系而被沙特政府监禁。
1963年，9名沙特飞行员叛逃到埃及。1969年，一些希贾兹军官尝试发动一次政变，事件败露以后，100余名军人被捕。直到纳赛尔和沙特阿拉伯王国修好之后，军队中还出现了有高级军官和将军参与的多起以推翻沙特政权为目的的活动，数百名军官参与其中。沙特政府在1969年逮捕了63名密谋反对政府的军官和平民，此后，沙特军队中对王族的威胁有所减轻。然而，1977年仍然发生了一次军官密谋的政变，叛变的军官在计划暴露以后逃往利比亚。为了避免军队中潜在的威胁，沙特家族采取了双重政策。国民卫队与武装部队分离，由王储阿卜杜拉直接掌管。国民卫队因此成为一种与正规军相互牵制的军事力量。沙特政府还大幅度提高军人的薪水和补助，以此来安抚军队中的不满情绪。
沙特国王统治的失误和王族内部的权力斗争给沙特阿拉伯民间政治反对派及其活动创造了发展的良机。各种反对沙特家族专制统治的思潮和运动遍布全国各个地区和不同的社会群体。希贾兹地区主要流行的是具有泛阿拉伯主义倾向的民族主义思潮；纳季德北部、阿西尔和哈萨地区主要流行的是社会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反对派别；军队中则存在着纳赛尔主义的反对组织。国王沙特采取严厉镇压民族主义者和激进政治反对派的措施，于1954年初颁布王室法令禁止罢工和示威运动，还建立了一个“广播、新闻和出版最高委员会”，加强对媒体的控制。
1961年，国王沙特颁布了严厉的《国家安全法》，规定任何针对王族或国家政权的敌对行为，包括叛国、颠覆政权、在军队中煽动不满情绪的行为，都将处以死刑或是判处25年的监禁，该法令还规定禁止信仰伊斯兰教以外的其他任何宗教，禁止建立政党。国王沙特还调遣精锐的突击队和国民卫队联合驻扎在东方省，以防范罢工和暴乱。王国安全机构大肆搜捕哈萨和希贾兹地区的“共产主义者”和激进民族主义者。由于沙特王室内部的派系斗争和王国安全机构的弱小，国王沙特镇压民间政治反对派的措施成效不大。
费萨尔继任国王之后，对反对派采取分化瓦解和打击镇压的双重政策。温和的政治反对派成员主要是希贾兹地区的中等阶层人士，他们普遍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希望加快国家现代化的步伐，进行政治民主化的变革。费萨尔国王对他们采取安抚性的措施，将他们安排到政府各级部门中任职，既发挥了他们的专长和才干，又化解了他们对沙特政府的不满情绪。另外，费萨尔国王还采取了一些安抚中下层民众的政策，并于1969年颁布了更有益于工人的劳工条例，以减少石油工人对国家政权的不满。激进的政治反对派成员主要来自纳季德和哈萨地区，他们主要来自历史上就一直与沙特家族为敌的家族和社会下层民众，他们主张彻底推翻沙特家族的政权。国王费萨尔对激进的反对派采取绝不姑息的高压政策，沙特政府在阿西尔地区和东方省的知识分子、外籍劳工和石油工人中进行广泛的搜捕，反对派别一经发现立即取缔，其成员遭到长期的监禁和折磨。在1969年和1970年的反政府浪潮中，沙特当局镇压了4个很大程度上互不相干的反对派组织，数千人被政府拘留和审讯，其中大约有2000人被监禁。费萨尔的铁腕统治使沙特阿拉伯民间政治反对派遭遇了极大的打击，在随后数年中，民间政治反对派只能以规模很小的左倾或马克思主义组织的形式，诸如“沙特共产党”、“阿拉伯半岛社会主义工人党”、“民主青年联盟”和“社会复兴党”，秘密地存在于东方省、希贾兹和阿西尔地区，它们再也无力发动对沙特政权有威胁的反对活动。
50年代至70年代初是沙特阿拉伯现代化进程中民间政治反对派蓬勃兴起的重要阶段。这一阶段沙特阿拉伯民间政治反对派的兴起与同一时期王国外部特定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石油经济的发展打破了阿拉伯半岛数百年来相对闭塞的状态，沙特国家与中东其他国家的交往日渐增多。战后初期正是中东地区民族主义运动高涨、纳赛尔主义大获全胜的时期，民族主义、纳赛尔主义成为中东诸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随着外籍移民不断涌入，现代政治思潮在沙特阿拉伯初露端倪。这一时期参与民间政治反对派的主要社会群体是沙特阿拉伯石油工业中的外籍劳工和沙特阿拉伯石油工人的主体什叶派穆斯林。在中东反帝反殖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在外籍劳工的宣传和影响下，沙特阿拉伯的什叶派尝试将他们的思想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相联系，来反对沙特家族的统治。沙特阿拉伯民间政治运动的形式从最初要求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工人罢工发展到组建具有世俗倾向的政治反对派别。这些民间政治反对派的纲领和要求已经具有民族主义、宪政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要素，它们的蓬勃兴起标志着沙特阿拉伯现代政治思潮和运动的发端。
第二节自由亲王运动
一、“自由亲王”派别的形成
20世纪50-60年代，沙特阿拉伯国内形成了许多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政治团体，王室内部也出现了一个自由主义倾向的改良派系，这个派系以亲王塔拉勒·本·阿卜杜勒·阿齐兹为首，主要包括一些年轻的亲王，他们通常被称作“自由亲王”。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儿子塔拉勒亲王在王位继承顺序中排行第十二位，是一名年轻有为的沙特王族成员。亲王塔拉勒因为继承其母亲的遗产以及他自己享有的年金而富有，并且思想比较开放，见多识广，是沙特家族中最早具有企业家头脑的成员。亲王塔拉勒并不拘泥于常规，曾经与黎巴嫩政治家和首相里阿德·索勒赫的女儿结婚。亲王塔拉勒还是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儿子中才智和能力较为突出的。他19岁就担任王族的审计员，22岁就成为沙特阿拉伯的第一任信息部长。然而，由于亲王塔拉勒与沙特军队中自1955年开始形成的持不同政见的群体有一定的联系，他被免去信息部长的职务，改派到欧洲担任沙特阿拉伯驻法国和西班牙的大使。1957年，亲王塔拉勒回到沙特阿拉伯，开始表现出宪政和政府代议制的激进思想倾向，并且影响了沙特家族中的一些年轻的亲王，包括纳瓦夫·本·阿卜杜勒·阿齐兹、白德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法瓦兹·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卜杜勒·穆赫辛·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和马吉德·本·阿卜杜勒·阿齐兹。“自由亲王”在沙特阿拉伯的中等阶层民众中找到了支持者。这些支持者主要是一些具有外国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士、管理人员和商人。“自由亲王”的支持者主要是希贾兹人，他们的社会地位长期以来都受到纳季德人的压制。“自由亲王”也在沙特阿拉伯的军官群体中得到了一些秘密的支持。沙特阿拉伯的中等阶层长期以来被排除在统治权力之外，因此在“自由亲王”宪政和代议制的改革要求中找到了接近王国政治权力的途径。“自由亲王”在民众中的支持者中最突出的是阿卜杜拉·塔里其，他是石油和矿产资源局局长。阿卜杜拉·塔里其在美国接受了高等教育，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的第二创建者，并且因为维护石油生产国家的权利而著名。
1958年沙特阿拉伯发生政治危机时，“自由亲王”成为独立于沙特派和费萨尔派的政治派系。“自由亲王”崇尚纳赛尔主义，与埃及政府关系密切，具有激进的政治倾向。“自由亲王”主张在维持沙特王权和伊斯兰国体特征的前提下，召开由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并制定宪法，建立最高法院和最高计划委员会，使沙特阿拉伯王国逐步成为一个立宪君主制国家。在国王沙特与王储费萨尔角逐权力的过程中，塔拉勒为首的“自由亲王”一度支持费萨尔出任首相，以期获得个人政治地位的提升。国王沙特将权力移交给王储费萨尔之后不久，阿卜杜拉·塔里其激动地对外宣称：“我们沙特阿拉伯刚向宪政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个国家实际上将成为一个立宪君主国。”然而，王储费萨尔并不打算进行立宪君主制改革。而且，费萨尔也没有提拔阿卜杜拉·塔里其，仍然将重要的石油和矿产资源部门作为财政部的一个下属单位，由费萨尔亲自掌控财政部的大权。1959年底，费萨尔公布的下一年财政预算没有满足“自由亲王”要求发展的项目，“自由亲王”对费萨尔的批评开始增多。“自由亲王”逐步认识到，恢复国王沙特的无能统治和罢黜费萨尔可能更有利于实现他们的改革目标。已经失去实权的国王沙特及其儿子们也打算利用“自由亲王”及其支持者来帮助他们重新获得权力和威望。
1958-1960年费萨尔主持大臣会议期间，国王沙特虽然失去了管理国家政务的权力，但他一直在暗中准备东山再起。国王沙特多次巡视沙特阿拉伯各地，一方面是为了显示他作为国王的身份和地位，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暗中培育支持他的社会政治势力。国王沙特慷慨地向贝都因部落贵族赠送礼物，为穷人支付无力偿还的债务，会见欧莱玛并捐资修缮和建造清真寺。国王沙特还向阿卜杜勒·阿齐兹的诸多王子明确承诺，凡未担任国家公职者，已婚王子的年金数额为1000万里亚尔，未婚王子的年金数额为200万里亚尔，其他王室成员也将获得数额可观的年金。国王沙特还亲自参加朝觐时节克尔白的清洁仪式。国王沙特的上述举措，旨在笼络各种政治势力，削弱费萨尔的政治影响。通过一系列慷慨和虔诚的举动，国王沙特的声望得到很大提高，沙特阿拉伯的媒体和麦加广播电台高度赞扬“宗教的护主和崇高戒律的首要拥护者”国王沙特的高尚品德和行为。国王沙特和“自由亲王”在慈善行为方面具有相似的地方。亲王纳瓦夫也曾放弃了部分收入和一些资产，沙特阿拉伯的媒体曾经赞扬亲王纳瓦夫的善行，一家报纸还说“纳瓦夫肯定能因为他的善举而进入天堂”。亲王塔拉勒在利雅得捐建了一所医院和一座车载的移动诊所，他在受过教育的城市民众中获得了很高的威望，塑造了积极而现代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