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二战结束之前，牧养骆驼是贝都因人的基本经济活动，沙漠深处则是牧养骆驼的主要空间，至于羊群的牧养则意味着力量的软弱和地位的低下。二战结束以后，石油财富的膨胀和国内市场对于农牧产品需求的急剧扩大，打破了贝都因人封闭的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促使贝都因人卷入商品经济的潮流。自50年代起，羊的市场需求不断扩大，许多贝都因人放弃牧养骆驼而饲养羊群，转入半游牧的畜牧业，牧养羊群的贝都因人走向定居世界的边缘地带。50年代末60年代初，严重的干旱导致牧场萎缩，牲畜数量锐减，游牧经济遭受重创，贝都因人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均明显下降。60年代中叶，纯粹牧养骆驼的贝都因人只有20万～30万。60年代末，牧养羊群取代牧养骆驼，成为贝都因人财富和力量的象征。羊群牧养规模的扩大导致游牧部落的裂变。牧养骆驼的贝都因人依然在沙漠深处追逐水草，牧养羊群的贝都因人则走向定居世界的边缘地带，进而形成新的社会组合。从牧养骆驼向牧养羊群的过渡，改变了游牧群体的分布范围，加速了贝都因人的定居化进程，部落内部的血缘关系随之削弱。
自60年代起，沙特政府采取新的定居化政策。1968年，沙特政府颁布土地改革法令，政府将小块土地分给贝都因人家庭作为耕地，贝都因人耕种土地三年之后即可获得该土地的所有权，并可进入流通领域。1968年法律可谓前述之1925年法律的延续，旨在否定部落土地所有权和扩大私人土地所有权，加速土地的私有化和市场化进程，推动贝都因人的定居化进程，进而削弱传统部落组织的社会影响。政府还向贝都因人提供补助金和工作，以获得贝都因人对沙特政府的忠诚。在哈伊勒地区，政府向舍迈尔部落成员分配的小块地产约为20英亩，由银行向农民提供贷款，用于购置必要的农业生产资料。与此同时，沙特政府在瓦迪希尔罕、哈拉德和加卜林等地实施大农业项目，采用新的农业技术和农业机械，吸引贝都因人弃牧从耕。1965年，沙特阿拉伯的定居人口数量已经超过游牧人口，游牧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0％。其中，在最重要的游牧地区纳季德，贝都因人约占人口总数的50％，而在定居生活相对发达的希贾兹，贝都因人仅占人口总数的20％。
70年代，由于沙特阿拉伯物价的提高以及骆驼和其他家畜商业价值的降低，许多贝都因人放弃了传统的游牧业。越来越多的贝都因人走出沙漠深处，移入定居世界的边缘，徘徊于游牧与定居之间，处于半游牧状态。在城市和绿洲的周围，贝都因人的住所日渐增多。石油经济的繁荣和城市化的发展加速了游牧群体的定居化进程。许多贝都因人告别游牧生活，接受定居的生活方式，在城市找到了新的生存空间。现代产业的兴起，特别是石油开采规模的扩大，吸引着大批的贝都因人。许多贝都因男子到城市中去工作，他们主要充当军人、警察、政府雇员和卡车司机。城市中相对良好的物质环境和丰厚的收入，吸引贝都因人离开沙漠和放弃游牧活动，转而定居城市，游牧群体的定居化进程进一步加快，进而与传统的社会组织分道扬镳。80年代中期，贝都因人仅占全部人口的5％，定居者和半定居者占全部人口的95％，超过50％的人口居住在沙特阿拉伯的主要城市。
沙特政府长期以来向诸多游牧部落发放补助金，换取贝都因人的支持。随着石油收入的增长，沙特政府发放补助金的范围逐渐扩大。50年代，沙特政府发放补助金的对象仅仅局限于部落贵族。60年代初，超过50万贝都因人成为补助金的发放对象。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补助金的发放范围进一步扩大。补助金的发放强化了政府对于贝都因人的控制，导致游牧部落对于政府的进一步依赖。如同麦地那哈里发时代年金的发放构成贝都因人从游牧走向定居的中间环节一样，沙特政府发放的补助金削弱了贝都因人对于传统游牧经济的依赖，进而加速了贝都因人定居化的过程。贝都因人不断离开沙漠牧场，移入城市，享受现代的生活方式，部落成员之间的血缘联系随之淡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石油经济的发展，通过补助金发放的形式，深刻改变着贝都因人的生活方式。随着经济活动的变化和游牧部落的裂变以及国家机构的完善和政府职能的强化，游牧人口逐渐从依附于传统的部落组织转向直接隶属于沙特政府，传统的部落社会秩序趋于瓦解，游牧人口的思想观念亦发生相应的变化。尽管如此，贝都因人的部落传统并未完全消失，其社会影响依然存在。社会成员的家族背景仍然是其社会地位的决定因素。贝都因人离开沙漠牧场移入城市以后，依然维持着家族的纽带，按照家族的形式聚居一处，依托传统的血缘关系寻求互助。公共活动无疑是属于男人的特权，女性就业者寥寥无几；然而，妇女在家族的内部事务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社会成员的家族义务，往往被视作高于公共义务抑或国家义务。血缘关系的排斥和否定，则是沙特阿拉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内容和区别于其他中东国家的明显特征。
第三节社会生活的进步与社会结构的变革
一、人口流向的改变与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进程无疑是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沙特阿拉伯的城市化进程根源于石油经济的发展、传统经济社会秩序的瓦解和人口流向的改变。人口的增长、工业化的长足发展与沙特阿拉伯城市化进程表现为同步的状态。劳动力分布领域的改变是沙特阿拉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基础。现代工业的兴起、政府职能的完善和贝都因人的定居化，导致沙特阿拉伯人从业结构的相应变化，传统经济部门农业和畜牧业人口呈下降趋势，城市人口逐渐增长。1956年，沙特阿拉伯总人口约为450万，其中农牧业人口占78％，而城市人口仅占22％。自60年代开始，沙特阿拉伯的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1960-1985年，农牧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从71％下降为48％，非农牧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从29％上升为52％。
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标志是城市人口的增长。石油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大批城市的建立，传统农牧经济的崩溃使大批劳动力从乡村移入城市。沙特阿拉伯的城市人口主要分布在三大区域，一是包括吉达、麦加、麦地那和塔伊夫在内的西部城市群；二是包括达曼、胡巴尔和盖提夫在内的东部城市群；三是中部的首都利雅得。沙特阿拉伯王国的首都利雅得，20世纪40年代约有人口3万，1974年增至67万，1986年达到131万，增幅为95％。沙特阿拉伯西部最大的港口城市吉达，20世纪40年代约有人口3万，1974年增至57万，1986年达到103万，增幅为82％。希贾兹的宗教圣城麦加，20世纪40年代约有人口8万，1974年增至37万，1986年达到67万，增幅为82％。希贾兹的另一宗教圣城麦地那，20世纪40年代约有人口2万，1974年增至20万，1986年达到36万，增幅为82％。希贾兹的著名旅游城市塔伊夫，20世纪40年代约有人口5千，1974年增至28万，1986年达到51万，增幅为82％。东方省的首府胡富夫，20世纪40年代约有人口3万，1974年增至24万，1986年达到35万。新兴的石油工业城市达曼和卡提夫从40年代的小村庄分别发展到74年的13万人和9万人，86年人口分别达到26万和18万，增幅为103％。
80年代初，北部城市布赖代和哈伊勒的人口分别达到18万和9万，阿西尔地区的主要城市纳季兰人口达到6万。包括达曼、宰赫兰和盖提夫在内的波斯湾沿岸新兴石油工业城市区，1965年约有人口9万，1986年人口增至65万。
城市化进程的另一重要标志，是城乡人口比例的变化。城市人口在沙特阿拉伯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50年为10％，1963年增至15％，1974年达到45％；1985年，沙特阿拉伯的总人口为1100万，其中城市人口占75％。9个最大城市的人口占沙特阿拉伯总人口的31％，拥有全国工业企业的96％。1995年，沙特阿拉伯总人口1490万，79％生活在城市，21％生活在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2000年，沙特阿拉伯总人口2200万，86％生活在城市，25％生活在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
在传统的城市，封建性质的庇护关系和根深蒂固的血缘关系广泛存在，居住的区域和住所的格局具有浓厚的家族色彩。家族首领与同一家族的成员通常聚居一处。房屋的上层是妇女和儿童的住所，下层是男人的活动空间。社会活动是男人的特权，妇女的活动空间受到严格的限制。相比之下，在70年代以后的城市，居住区域的家族色彩明显淡化。新城区不断扩大，新式的别墅取代传统的家族式住所。然而，城市居民在就业层面依旧沿袭家族的传统，浓厚的家族色彩构成沙特阿拉伯经济生活的突出特征。
伴随着沙特阿拉伯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和人口流向的改变，非农牧业的从业人口呈上升趋势，包括政府机构和军队在内的国家公职成为吸引沙特阿拉伯人从业的主要领域，而现代产业诸如石油业和制造业领域的从业者人数有限。女性从业的主要领域是医院、幼儿园和女子学校，但寥寥无几。70年代中期开始，沙特政府采取多项措施，鼓励沙特阿拉伯人加入现代经济建设的行列，然而效果甚微。传统社会结构的延续和政府的福利化政策，无疑影响沙特阿拉伯人的劳动力流向。本土劳动力资源的严重匮乏与劳动力结构的外籍化，构成石油时代沙特阿拉伯经济社会领域的突出现象。
人口流向的改变和外来移民的进入，构成沙特阿拉伯城市人口急剧增长的首要因素。70年代初，东部重要石油城市达曼和胡拜尔的新增人口中，90％以上系外来移民；首都利雅得以及西部重要城市塔伊夫和吉达的新增人口中，80％以上系外来移民；希贾兹的宗教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新增人口中，50％以上亦属外来移民。贝都因人的定居化和外籍劳动力的广泛使用，构成沙特阿拉伯城市外来移民的主要来源。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导致城市人口由单一构成转变为多元构成，进而对城市的经济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教育的进步
沙特阿拉伯经济现代化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沙特阿拉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世俗教育领域的发展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在20世纪初的阿拉伯半岛，宗教教育占主导地位，宗教学校构成基本的教育形式。学校教育主要讲授《古兰经》、“圣训”、伊斯兰教法，以及相关宗教知识，卡迪的培养则是宗教学校的主要目的。1926年，阿卜杜勒·阿齐兹委派埃及人哈菲兹·瓦赫巴主持希贾兹地区的教育董事会，聘请埃及教师授课，开设现代世俗教育的课程，于是，世俗教育正式纳入沙特阿拉伯的发展计划。希贾兹教育理事会开设了第一所中级学校，并将现代教育科目引入学校的公共课程之中，世俗教育初露端倪。1946年之后，沙特阿拉伯石油的商业性开采促进了教育的发展，阿布杜勒·阿齐兹雇佣了许多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教师，并派遣一些沙特人到埃及学习。阿美石油公司实施的旨在提高其雇员技能的教育计划客观上促进了沙特阿拉伯教育的发展。一些阿美石油公司的沙特雇员被公司送往贝鲁特的美国大学学习，后来又被送往美国。阿美石油公司还为其雇员的孩子和东方省的其他孩子提供现代教育。1950年，沙特阿拉伯共有50所乡村学校、90所初等学校和10所中等学校，各类学生总计15600人。1952年，沙特学生总数达到55000人。初等学校每周授课28节，其中宗教课程占80％，世俗课程包括地理、绘图和外语。
1953年，沙特政府成立教育部，取代希贾兹的教育董事会。1954年，沙特政府引进现代教育模式，实行六年制初等教育和六年制中等教育。国王沙特统治时期，所有教育级别的学校和学生数量都增长到以前的3至4倍。此外，国王沙特还于1957年建立第一所世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