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沙特政府实行农业补贴政策和无息农业贷款政策，农业生产出现较大的发展。自1973年起，沙特政府实行农产品价格补贴政策，即低价供应包括种子、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在内的农业生产资料和高价收购农产品。1973-1986年，沙特政府共计发放农业补贴191亿里亚尔，其中小麦补贴数量最大，达到91亿里亚尔，占农业补贴总额的47％。另据统计，1970-1997年，农业补贴占政府发放财政补贴的55％。另一方面，沙特政府提供无息农业贷款，其中短期贷款为1年，中期贷款为10年，另以优惠条件提供25年的长期贷款。1975-1986年，发放短期和中期无息农业贷款共计205亿里亚尔，其中中期贷款201亿里亚尔，占贷款总额的98％，贷款对象主要是种植小麦的农场。沙特政府实行的农业补贴政策和无息农业贷款政策，旨在鼓励农业领域的私人投资、推广农业机械、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粮食产量，进而改变乡村人口的流向和缓解城市面临的压力，改善国内劳动力的就业状况，促进经济结构的多元化。自70年代中期开始，沙特阿拉伯的农业生产出现较大的发展。1970年，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40％；1985年，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下降为14％。与此同时，农业生产的年增长率，1970-1975年为3.6％，1975-1980年为5.4％，1980-1985年达到8.7％。沙特阿拉伯的耕地面积，1986年达到570万公顷，1990年增至740万公顷。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明显提高，其中小麦的公顷产量从1975年的1.3吨增至1985年的3.6吨，机械化农场的小麦公顷产量达到4.3吨。
经过几任国王的努力，农业生产逐渐纳入市场经济的体系，大型农场遍布乡村，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明显提高。农作物产量稳步上升，部分产品甚至出口国外。80年代中叶，农场总数达到1500个农场，主要分布在哈拉德、哈伊勒、瓦迪达瓦希尔、嘎希姆、泰布克和东部地区。沙特阿拉伯的小麦产量1978年为3300吨，1982年为24万吨，1984年增至134万吨，1988年达到330万吨。1990年，沙特阿拉伯的小麦产量为370万吨，椰枣产量为54万吨。1970-1989年，沙特阿拉伯蔬菜和水果的年产量，亦从70万吨增至260万吨。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1985年为3.3％，1990年增至6.6％。沙特阿拉伯国内每年消费的谷物约100万吨，其余出口国外。1991年，沙特阿拉伯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大小麦出口国。然而，沙特阿拉伯的农业经济十分脆弱，对政府财政补贴有极大的依赖性。农业的发展以巨额的政府投资为前提。由于沙特阿拉伯的谷物生产需要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成本昂贵，每吨的成本相当于进口小麦的5～6倍，因此谷物出口导致国家严重的经济损失。进入90年代，政府限制农业补助金的发放，谷物产量呈下降趋势。1992-1996年，小麦播种面积从91万公顷下降为27万公顷，小麦年产量从400万吨下降为120万吨。由于土地贫瘠和水源匮乏，沙特阿拉伯的农业发展一直滞后于王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
第二节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实施
一、五年计划的实施与福利性的社会政策
沙特阿拉伯的财政部成立于1932年。然而，沙特阿拉伯财政制度长期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实物交易构成基本的贸易形式，货币体系混乱，沙特政府发行的里亚尔与各种外国货币充斥于流通领域。二战结束以后，石油产量的提高和石油收入的急剧增长，促使沙特政府建立相应的财政金融体系。1951年，沙特政府与美国签署协议，启动财政金融改革的进程，逐渐形成预算程序和关税体系。1952年，沙特政府成立货币署，作为国家的中央银行。货币署的总部位于吉达，在麦加、麦地那和达曼设有分支机构，相继聘用美国人和巴基斯坦人主持，负责稳定货币汇率和支持财政预算以及规范商业银行和保障国家资金储备。货币署实施货币改革，发行新式铸币里亚尔，含金0.2克，与原有银币的比价为1∶40，与美元的比价为3.75∶1。1961年，货币署正式发行纸币。1957年，沙特阿拉伯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0年代中叶，沙特阿拉伯成立吉达国家商业银行、利雅得银行和农业信贷银行，金融体系逐渐完善。
石油工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增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国王费萨尔时期制定了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即以石油工业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实现国民经济多样化，促进沙特阿拉伯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政府承担有关民生的最基本的工业发展，并且大力支持私营企业参与工业或其他与经济多样化有关的投资。自60年代起，沙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逐渐发生变化，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财政支出比例呈上升趋势。政府还进行税制改革，发行本国货币沙特里亚尔。费萨尔还建立中央计划厅，逐步完善中央计划机构的建制和工作体系。
1961年，沙特政府成立最高计划委员会，负责起草经济发展计划和监督经济项目的执行情况。1965年，最高计划委员会改称中央计划委员会。
20世纪60年代，沙特政府开始在运输、卫生、教育、农业、贝都因人定居化以及水力灌溉方面制定相应的财政预算。在联合国专家的帮助下，沙特政府开始制定和实施五年发展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1970-1974年）的预算投资为92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诸如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电力和通讯设施的建设以及公共福利事业的支出。1970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沙特现代工业的基础，国家新建了260多家工厂，采矿业年平均增长率为23.1％，制造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4％，建筑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0.4％。第二个五年计划（1975-1979年）的预算投资为1490亿美元，用于发展建筑业、电力、钢铁和制造业，建立西部工业中心延布和东部工业中心朱拜勒，扩大耕地面积，增加农作物产量，加速城市化进程，改善社会福利，实行免费医疗、教育和补贴住房。第三个五年计划（1980-1984年）的预算投资为2500亿美元，后改为1800亿美元，其中用于教育、卫生和住房补贴的财政支出占预算总额的15％。第四个五年计划（1985-1989年）的预算投资为1400亿美元，强调调整经济结构，减少对于石油生产的过度依赖，发展制造业，提高经济自给的程度，鼓励私人投资国有项目的建设。第五个五年计划（1990-1994年）的预算投资为1000亿美元，明显增加公共福利的支出，着重扩大社会服务，同时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支持非石油经济的发展，扩大私人投资的领域和私人经济的成分，缩小各地区之间的差距；根据该计划，石油和天然气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将下降至20％，非石油领域工业企业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将上升为43％。
在沙特阿拉伯的政府财政预算中，用于国防和安全领域的支出始终占据重要的地位。1967年以前，国防和安全领域的财政支出占预算总额的三分之一。1967年以后，国防和安全领域的财政支出增至预算总额的五分之二。沙特政府的军费开支在财政预算中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北约国家，而仅次于与以色列处于战争状态的中东诸国。另一方面，自60年代末开始，沙特王室将大量资金存入美国和欧洲银行。据统计，沙特王室成员存入美国和欧洲银行的资金，1969年为8亿美元，1973年为48亿美元，1976年达到496亿美元。
国王沙特（1953-1964年在位）在1953年即位时声称：“先父在位时致力于疆域的拓展，本人即位以后将致力于改善民众的福利、教育和医疗条件。”国王沙特当政期间，财政支出开始呈福利化的倾向，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逐渐增加。1955年，沙特政府投资兴建自利雅得经麦地那至吉达的铁路。1956年，沙特政府投资改建希贾兹铁路。1955年，建成自吉达经麦加、塔伊夫、利雅得、哈萨至达曼的公路，公路总里程由300公里增至数千公里，医院、学校和港口的建设速度亦明显加快。
70年代的石油经济繁荣为沙特家族的政治统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巨额额度石油收入成为当代沙特阿拉伯官僚机构和国家机构发展的基础。国家行政体系的主要职能是负责在整个沙特社会中分发石油“租金”，沙特阿拉伯的社会经济呈现出典型的食利国特色。沙特政府依靠石油经济的繁荣实行福利性的社会政策。沙特国家以发展现代基础设施和补助金的形式，将巨额的石油收入分发给民众。广泛的福利性社会措施包括提供免费教育和设备特别先进的免费医疗、补贴公共设施（包括水、电和煤气）以及汽油、补贴主要的食物如面包、稻米和糖、为国家的大部分繁重体力劳动输入外籍劳工，以及免收公民个人所得税。发展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发放住房补贴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补贴。沙特家族的福利政策旨在减少沙特民众的不满，维护社会稳定和沙特家族的统治，是沙特家族争取民众支持和缓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进入80年代之后，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急剧下跌，沙特政府随之大幅度削减石油产量。1981-1986年，沙特阿拉伯的石油日产量由980万桶下降至500万桶，石油收入也由1080亿美元下降为180亿美元。
石油产量的下降和石油出口的减少导致沙特阿拉伯经济萧条，无力维持高额的财政预算，政府投资急剧压缩，政府建设项目暂停或取消，国民经济萎缩，失业率居高不下，福利性财政支出也明显减少，普通民众的生活日益艰难。沙特家族垄断国家的权力和财富，王族成员在经商和经营企业方面享有国家的各种优惠，他们在控制和支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同时，建立起庞大的家族资本和垄断资本。沙特社会贫富分化不断加剧，不满情绪在诸多社会群体中蔓延，政治形势日趋严峻。90年代开始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其预算投资明显增加公共福利的支出，着重扩大社会服务，缩小各地区之间的差距。福利性财政支出的增长和福利化的财政政策，成为沙特家族争取民众支持和稳定社会的重要手段。
二、贝都因人的定居化举措
沙特阿拉伯现代化进程的突出现象，是传统游牧经济的衰落和游牧民的定居化趋势。20世纪初，纳季德地区的总人口为210万，其中贝都因人占62％，定居者占38％。沙特政府最早采取的定居化政策是开展伊赫万运动和建立军事农业村庄“希吉拉”，军事扩张和掠夺战利品构成促使贝都因人告别游牧生活的基本手段。伊赫万运动和不断发展的希吉拉在20年代末使约20万游牧民转入定居，至1930年，希吉拉的数量超过200处，定居在希吉拉中的贝都因人约15万。1925年，沙特王室颁布法令，废除部落对于其活动区域内之生活资源即牧场和水源的传统独占权，旨在建立国家对于部落社会的直接控制。1932年，包括纳季德和希贾兹在内的沙特王国总人口为520万，其中游牧人口占58％，定居人口占42％。
沙特王国建立后，国家机构的完善和政府职能的强化迫使游牧群体逐渐放弃对于定居人口的劫掠，伊斯兰教法的广泛推行亦成为国家秩序否定部落传统的重要手段。阿卜杜勒·阿齐兹用瓦哈卜戒律作为沙特国民的行为规范并设立公共道德委员会监督伊斯兰教法的执行，对违犯禁令、劫掠商旅的部落实施集体灭绝政策。通过宗教传播和暴力镇压等手段，初步建立起正常的社会秩序，减少了游牧部落对定居人口的劫掠现象。阿卜杜勒·阿齐兹不顾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大批引进无线电通讯和广播设施。沙特阿拉伯交通和通讯网的形成，冲击了游牧社会的封闭状态，加强了沙特社会的地域联系。
现代石油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市场化的发展导致沙特阿拉伯传统游牧经济的衰落，游牧人口的定居化趋势成为沙特阿拉伯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现象。石油工业的兴起对沙特社会的游牧人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自20世纪30年代起，石油公司首先雇用贝都因人充当向导和汽车司机，继而雇用贝都因人充当非熟练工人。驾驶汽车是贝都因人向往的职业，汽车运输的出现开始排斥作为阿拉伯半岛传统交通工具的“沙漠之舟”，骆驼的经济价值急剧下降。不仅如此，石油公司在油田附近钻探水井，吸引贝都因人聚集于水井的周围，直至促使贝都因人放弃游牧生活而转入定居，房屋、清真寺、学校和商店随之出现于贝都因人在油田附近的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