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阿拉伯统治阶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沙特家族，而瓦哈卜家族则是沙特家族的最重要的同盟和支持者。瓦哈卜家族与沙特家族的宗教政治联盟，构成沙特阿拉伯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家族政治与宗教政治错综交织，构成沙特阿拉伯政治制度的明显特征。瓦哈卜家族利用自己的宗教威望和社会地位为沙特家族的统治服务，同时也以此维护该家族在国家中的显要社会地位和政治参与权力。瓦哈卜家族作为瓦哈卜派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的后裔，是沙特阿拉伯享有特殊社会地位和权力的家族势力，是仅次于沙特家族的贵族集团，在教俗合一的宗教政治体制中占据特殊的地位。费萨尔时期，沙特阿拉伯瓦哈卜家族与沙特家族的力量对比出现了此消彼长的趋势。国王费萨尔利用大穆夫提去世的时机大力促进欧莱玛的官僚化，改变了教权与王权相对分离的局面。宗教作为意识形态成为沙特统治的工具，王权对教权的领导地位正式确立。1971年“欧莱玛长老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瓦哈卜家族时代结束。“欧莱玛长老委员会”行使国家最高的宗教权力，是官方瓦哈卜派的最高宗教机构，是沙特阿拉伯伊斯兰法的最高权威。欧莱玛长老委员会主席阿布杜·阿齐兹·伊本·阿布杜·阿拉·伊本·巴兹的非瓦哈卜家族成员身份，是瓦哈卜家族政治势力衰落，沙特家族进一步控制王国宗教政治的重要标志。“欧莱玛长老委员会”共包含17名成员，只有易卜拉欣·伊本·穆罕默德·伊本·易卜拉欣·谢赫1人是瓦哈卜家族后裔。随后建立的“宗教声明常务委员会”也由非瓦哈卜家族成员阿布杜·阿齐兹·伊本·阿布杜·阿拉·伊本·巴兹担任主席。1971年，沙特王室还指定15名重要的欧莱玛组成“宗教研究、教法宣传和指导委员会”，仍然由非瓦哈卜家族身份的阿布杜·阿齐兹·伊本·阿布杜·阿拉·伊本·巴兹担任最高领导。该委员会的15名成员中，仅有1人是瓦哈卜家族成员。瓦哈卜家族成员失去了对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宗教权威机构的控制权力，这实际上是沙特家族垄断王国的最高政治权力，排斥其他重要势力和权力集团的手段。瓦哈卜家族宗教权力和地位的逐渐削弱标志着官方宗教政治势力在沙特阿拉伯王国教俗合一政治体制中地位的重大下降。古老的瓦哈卜-沙特家族联盟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沙特家族成为执掌国家教俗权力的最高领导，沙特家族集权地位得到极大的发展。虽然以瓦哈卜家族为首的欧莱玛权威人士继续担任沙特阿拉伯大臣会议的职位，但是有关政府政策和重要政治权力的职位都由沙特家族所垄断。欧莱玛作为内阁部长必须服从首相的领导，官方宗教政治势力传统上相对独立的地位完全丧失。宗教机构并入王国的行政体制和欧莱玛的官僚化，标志着沙特阿拉伯官方宗教政治体制日臻成熟。
与沙特阿拉伯资本主义经济相联系的民族资产阶级、现代知识分子和技术官僚集团的成长是费萨尔政治改革的动力和必要条件，现代社会势力与王权的合作为君主政治注入了新的活力。沙特政府逐渐形成了选拔、录用、考核官员的一整套文官制度，行政运作日趋规范化。国王费萨尔的政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为国民提供了参政途径和机会，政治现代化进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国王费萨尔吸收新兴阶层参与政治并不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沙特王国伊斯兰君主制，也丝毫没有削弱沙特的王权。国王直接掌握最高行政权和政府机构，意味着沙特王权的强化。国王费萨尔为改革确立了“体现伊斯兰教律的不朽的、伟大的目标”，沙特王国仍然是典型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国王费萨尔政治改革的实质是通过改革官僚体系来维护沙特家族的长久统治。费萨尔削弱了传统政治势力却又没有完全与现代政治势力相结合，君主制失去了坚实的支持力量，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沙特王国君主制潜藏着深刻的危机。
费萨尔改革根源于沙特阿拉伯现代化进程中诸多因素的矛盾运动，是沙特阿拉伯君主在经济、社会大变革时期主动采取的旨在维护沙特君主政治的现代化改革。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是保证现代化顺利进行的物质基础；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是稳定统治秩序的有力杠杆；教育的发展为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提供了文化保障；加强中央集权是传统政治统治向现代民主政治过渡的必要条件；吸收现代技术官僚集团参与政治事务是建立现代政治统治的有效手段。费萨尔改革是沙特阿拉伯有史以来第一次全面而系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适应了沙特阿拉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费萨尔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新旧社会势力的消长，为沙特阿拉伯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费萨尔改革也为其继承者提供了现代政治的基本理念和可供参考的经验教训。尽管费萨尔改革遗留了许多传统的因素，但它开启了沙特阿拉伯现代化的新时代，成为沙特阿拉伯崛起于中东的新起点。
然而，费萨尔无意改革沙特阿拉伯的政治体制和实现民众参与政治，所谓的“十点纲领”只是其与国王沙特角逐权力的政治手段。1964年10月费萨尔正式即位以后，沙特家族内部的权力角逐告一段落，政治改革的进程随之搁置，“十点纲领”中关于政治改革的诸项承诺未能兑现。国王费萨尔明确宣布，沙特阿拉伯的现行政治制度不可更改，沙特阿拉伯不需要新的宪法，因为《古兰经》是最好的宪法。费萨尔尽管在“十点纲领”中承诺保障民众的言论自由，却在即位后不久实行更加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与此同时，沙特政府不断强化安全机构，旨在遏制反对派政治势力。国民卫队作为沙特政府控制民众的主要安全力量，由亲王阿卜杜拉直接统领，规模明显扩大。国王费萨尔当政期间颁布新的反罢工法，将对煽动和组织罢工者的惩处由此前的监禁3～5年延长为监禁10～15年。20世纪60年代，苏联在中东诸国影响的扩大、纳赛尔主义的风行和共和制革命的高潮，严重威胁沙特阿拉伯的君主制度，促使沙特政府走上亲美的道路。与美国的广泛合作以及寻求美国的保护成为沙特政府的基本外交政策。
沙特阿拉伯倡导宗教至上的意识形态，试图充当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领导者。沙特政权奉行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原则，强调非世俗化的现代化道路抑或伊斯兰教框架内的现代化模式，大力弘扬伊斯兰教。20世纪60年代，具有浓厚世俗色彩与共和制倾向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风行一时，埃及的纳赛尔政权强调反对君主制的政治原则，试图输出共和革命，颠覆阿拉伯世界的君主政权。国王费萨尔借助沙特阿拉伯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和影响，将伊斯兰教作为抵御各种激进思想入侵的意识形态工具。1961年，埃及伊斯兰激进分子与沙特政府及瓦哈卜派欧莱玛共同创办麦地那伊斯兰大学，宣传伊斯兰主义的宗教政治思想，抗衡纳赛尔政权控制的爱资哈尔大学。1962年，沙特政府资助创办非政府性的国际泛伊斯兰组织“伊斯兰世界联盟”，总部设在麦加，其宗旨是：“履行向全世界宣传伊斯兰教的义务，阐释伊斯兰教的教义和原则，以驳斥对伊斯兰教的各种歪曲，维护和增进穆斯林少数民族在宗教、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协助世界各地穆斯林团体的宣教活动，促进他们的内部团结，支持建立在正义、平等基础上的国际和平、和谐和合作。”泛伊斯兰主义成为沙特阿拉伯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沙特阿拉伯巨额的石油收入是泛伊斯兰主义外交政策的重要保障。沙特阿拉伯以经济援助为主要手段，极力弘扬伊斯兰教，维护穆斯林国家的团结和共同利益，促进伊斯兰事业的发展。沙特阿拉伯泛伊斯兰主义外交政策是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之下，通过呼吁穆斯林的团结一致和支持伊斯兰主义运动，不断扩大沙特阿拉伯的影响，进而确立沙特阿拉伯在伊斯兰世界的盟主地位。
国王费萨尔当政期间，一方面致力于在经济社会层面推动沙特阿拉伯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不断强化沙特家族的权力垄断。沙特政府的诸多举措，与伊朗巴列维时代的白色革命以及埃及的纳赛尔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经济社会秩序的剧烈变化与政治制度的相对滞后之间的逆向运动，构成费萨尔时代沙特阿拉伯现代化进程的突出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和民众政治运动的高涨，则是剧烈变动的经济社会秩序与相对滞后的政治制度尖锐对立的逻辑结果，集中体现了沙特阿拉伯深刻的政治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