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伊斯兰教的传统，朝觐和瓦克夫属于欧莱玛独立掌控的重要领域。1962年，“朝觐事务和宗教基金部”建立，负责管理朝觐事务和宗教财产，由一名宗教领导人终身负责。虽然“朝觐事务和宗教基金部”仍然属于欧莱玛掌握的势力范围，但是作为正式的大臣会议下属部门，其最高权力掌握在首相和国王的手中。沙特政府还通过增加政府部门参与宗教基金的管理，实际上削弱了欧莱玛和宗教基金之间的联系。1962年，沙里亚法庭管理规则第109号文规定，朝觐和宗教地产的收入上缴给“朝觐事务和宗教基金部”，并由该部决定分配。大约有1/4的宗教收入分给了穷人，剩下的上交给国库。“朝觐事务和宗教基金部”作为大臣会议的下属单位，意味着沙特政府掌握了朝觐事务和宗教基金的最高控制权。
尽管费萨尔仍将原有的和新建的宗教机构以及司法部和教育部置于欧莱玛的管理之下，但这些欧莱玛都对国王负责，宗教机构实际上成为国家行政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沙特阿拉伯欧莱玛传统上掌控的司法、教育和朝觐领域都由正式的国家机构管辖，管理这些领域的教职人员成为沙特阿拉伯的政府官员，其中居于重要领导地位的欧莱玛长老成为由国王指定的内阁成员。世俗法律的引进限制了欧莱玛执行司法权力的范围，世俗教育的开展则限制了欧莱玛对沙特阿拉伯教育事务的管理权力。国王费萨尔的虔诚与其高压政治、收买政策和精明的手段相结合，使他赢得了欧莱玛对宗教机构改革的默许。到70年代，多数欧莱玛都加入到王国的行政体系之中。沙特家族与欧莱玛集团既相互依赖和利用，又彼此争夺权势。在教俗合一的体制下，沙特家族与欧莱玛集团的权力对比从最开始的此消彼长发展成为现代俗权控制教权的局面。国王费萨尔统治时期，欧莱玛从属于沙特家族的教俗联盟形式最终确立。
三、改革的成就和影响
国王费萨尔适时的行之有效的改革促进了沙特阿拉伯从落后的农牧国家向现代石油工业国的转变。费萨尔时期现代石油经济基础的形成，为沙特阿拉伯整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条件——资本和市场。石油工业的巨额收入作为财政预算的来源，有计划地投放到国家现代化建设中，雄厚的资金克服了历史地理条件的不足，最大限度地促进了工农业的现代化和国内市场体系的形成。国家巨大的投入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成果显著，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石油资金换来的外国先进科技和设备投入到生产中促进了现代工农业的形成和发展，现代化的农业区和重工业在国内逐步建立，为整个王国的工农业发展提供模范和技术支持，国民经济多样化目标启动。然而，由于地理环境的恶劣和经济基础的薄弱，沙特阿拉伯经济多样化程度仍然很低，国家收入主要依赖石油及相关产品出口，1975年度石油部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6.6％；农产品自给率还很低，食品大量依赖进口；制造业大多属于手工作坊性质，95％的工厂雇佣少于5人，大部分仍是从事食品和纺织手工业。沙特阿拉伯以丰富的石油资源为资本，依赖外国技术迅速建立起高度发达的现代部门，由此形成了现代大农业、石油工业与小农经济、手工业和传统服务业对立的二元经济结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给传统经济形态留下了一定的生存空间。现代农业区和重工业体系的发展依赖于外国的技术和设备，国家工业化还建立在引进外籍劳工的基础上。石油工业的生产主要面向国际市场，国内尚未建立替代进口的工业体系，因此，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具有相当大的脆弱性。
尽管沙特阿拉伯经济发展仍存在着诸多缺陷，费萨尔的改革使其进入一个标志性的发展阶段，沙特阿拉伯的经济进入有计划有步骤的发展时期，一五计划为将来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道路。重工业基础在费萨尔时期的建立为沙特阿拉伯的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巨额的石油收入成为沙特社会、政治发展的重要物质保障。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促进了现代化进程中强有力的经济中坚力量的形成，有利于社会政治变革的逐步展开。沙特阿拉伯全面的现代化进入一个实质性的阶段。
费萨尔改革以“科学地、文明地、社会地发展沙特社会”为目标，将“提高民族的社会水平”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责。经济现代化的进展为社会进步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工业的发展给人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物质报酬。国家依靠巨额的石油收入实施社会福利政策，大力投资医疗卫生部门和补贴食品进口，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人口总数大大增加，1974年达到715万，较1962年的330万翻了一番，年平均增长率达3.0％。费萨尔实施高福利的社会政策，旨在减少民众的不满，维护社会稳定和沙特家族的统治。然而，石油经济的发展也加剧了沙特阿拉伯的社会分化和贫富差距。王族成员在经商和经营企业方面享有国家的各种优惠，他们在控制和支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同时，又建立起庞大的家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更加雄厚。许多名门望族通过与王室的密切关系也形成了巨额的垄断资本。沙特资本主义经济的这种官商一体，王商一体的趋势使王室成员及其支持者成为经济现代化的最大受益者，他们迅速成长为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大资产阶级。而随着工业化浪潮涌入城市的大量农村劳动力，文化技术水平十分低下，多为非熟练工和半熟练工，再加上大量的外籍劳工，构成了城市的下层民众，经济收入很少，社会地位低下。沙特社会呈现出一种二元化的趋势，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成为沙特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60年代后半期，麦加、利雅得和王国其他主要城市不时发生暴力事件，一些反政府组织也秘密活动；持激进倾向的中下层群众主张推翻现存制度，“建立一种能够代表和为人民利益讲话的国家制度”。费萨尔严厉镇压了反政府活动，但他却无法改变沙特君主制度将要面临的危机。
伴随沙特阿拉伯的现代化进程，传统的家长式统治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领导是进行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绝对的集权和相对的分权是费萨尔政治改革的重要特点。费萨尔通过对国家行政体系的变革，将原来分散于部落贵族和宗教势力的权力收归中央政府，同时又将一些管理事务交给新兴的社会阶层以满足他们的需要。沙特王国新型政府机构和现代行政机制逐步建立，国王作为政府首脑直接领导各种社会改革。沙特阿拉伯王国官僚政治发展的主要成果是国家政府机构的完善和中央集权的加强。实际上，沙特家族掌握着王国的决策和协商机构以及武装力量，宗教权威和部落领袖则是这些官僚机构的有益补充。沙特阿拉伯的官僚政治具有教俗合一的宗教政治色彩，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各类政府机构和国家机器都牢固地控制在沙特家族手中，宗教权威则以领导一些传统的部门和王国的协商机构，来为沙特阿拉伯的统治提供必要的宗教政治合法性。沙特阿拉伯的中央集权化政策削弱了传统上统治各个地区的部落领导的权力。伴随着政府机构和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大批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王室技术官僚和年轻一代沙特家族成员取代原有部落势力的职位和权力，传统部落势力的地位逐渐丧失。部落贵族逐步退出政治舞台，成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其后代只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参与政府管理，失去了昔日可与王权分庭抗礼的地位。官僚政治的发展促进了沙特家族的权力垄断，沙特家族的核心地位是沙特阿拉伯政府体制和官僚政治的实质和重大特色。沙特阿拉伯政府政治与家族政治相互渗透和统一的结果则是沙特家族通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控制了中央和地方的包括立法、司法、行政和军事等各级各类国家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