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末，亲王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召集王室长老委员会，起草王室法令，赋予王储费萨尔唯一的统治者地位，只是不采用国王的名号。在遭到国王沙特的反对之后，大约100名沙特家族的亲王和65名官方欧莱玛权威人士经过进一步的讨论和协商，决定正式废黜国王沙特，由王储费萨尔继承王位。在沙特家族的威逼利诱之下，国王沙特同意退位。1964年11月2日，费萨尔举行加冕礼成为国王。在宣誓就职的仪式上，费萨尔发誓要按照沙里亚和传统来统治国家。由大穆夫提领导的欧莱玛、王族、协商会议、大臣会议、来自王国各地的显要人士，以及国民卫队，都向费萨尔宣誓效忠。1965年1月，前国王沙特在向沙里亚法庭上诉罢免事件失败之后，也宣誓效忠国王费萨尔。随后，前国王沙特离开沙特阿拉伯，居住在维也纳和巴黎等地，过着奢侈的生活。同年3月，亲王哈立德出任王储。
国王沙特与王储费萨尔权力斗争的时期，沙特阿拉伯王国家族政治协商制度和家族政治协商机构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王室协商机构“王室长老委员会”由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儿子和他在世的兄弟组成，具体的成员和人数不定，没有常设机构，也没有固定会期。它采用协商的方式和公议的形式，对国王废立、王储遴选、王室矛盾调解以及其他关系到家族、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起着关键性作用。沙特家族政治协商体制类似于一种贵族政体，家族成员根据其出身、资历和辈分在家族政治体系中居于不同的地位。尽管沙特家族有数千名成员，但最多只有100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参与决策。1964年11月2日，在王族将王权交给费萨尔的决议上签名的有68人，这大概表明了参与家族政治决策的主要家族领导的人数。参与家族内部协商和决议的主要领导分别代表沙特家族诸多重要的分支和派系。50年代和60年代，王族辈分较高的分支以阿卜杜勒·阿齐兹的三位在世的兄弟——阿卜杜拉、艾哈迈德和穆萨伊德为代表，他们是斡旋国王沙特与王储费萨尔事件的重要政治势力。沙特家族内部诸多分支的权力角逐，以及阿卜杜勒·阿齐兹直系成员的政治核心化与旁系成员的政治边缘化倾向，构成沙特阿拉伯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
费萨尔继任国王，是瓦哈卜家族与沙特家族政治联盟的集中体现，是沙特阿拉伯王国教俗合一家族政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国王费萨尔是瓦哈卜家族与沙特家族联姻的结果，费萨尔的母亲特尔菲是瓦哈卜家族成员谢赫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拉提夫的女儿。费萨尔的童年是在外祖父的家里度过。宗教世家的浓厚宗教氛围和宗教权威阿卜杜拉·伊本·阿卜杜勒·拉提夫的言传身教，赋予费萨尔虔诚而公正的特质，以及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方面的渊博学识。费萨尔以王储的身份，挽救沙特阿拉伯于经济和政治混乱之中。在官方宗教权威、沙特王族和大臣会议的共同支持下，费萨尔最终取代沙特，继任沙特阿拉伯国王。这是沙特阿拉伯教俗合一家族政治的集中体现，标志着沙特阿拉伯家族统治模式的正式确立。
官方宗教政治权威为沙特家族内部权力的更替提供了必要的宗教政治合法性。在国王沙特与王储费萨尔的权力斗争中，沙特家族核心成员多次就权力移交的问题与官方宗教权威商议。在此期间，沙特家族内部的权力斗争导致沙特阿拉伯的政治局面变得复杂而危险，瓦哈卜家族领导的官方宗教权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维护王国历史传统和政治体制的中流砥柱。面对“自由亲王”立宪改革的要求，官方宗教权威裁断其宪法草案与伊斯兰教法不符，否认了“自由亲王”宪法的宗教政治合法性。瓦哈卜家族领导人作为沙特家族重要的政治盟友，在沙特家族内部权力斗争中扮演了协调者和仲裁者的关键角色。沙特阿拉伯的大穆夫提，瓦哈卜家族成员谢赫穆罕默德·本·易卜拉欣·本·阿卜杜·拉提夫，接受沙特王室协商会议的委托，劝说国王沙特主动辞职。当国王沙特拒绝移交权力，一场沙特家族的内战迫在眉睫之时，沙特家族核心成员决定罢免国王。官方欧莱玛在罢免国王沙特的进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即为这场王位的更替提供沙里亚认可。以大穆夫提为首的官方宗教权威颁布费特瓦，裁断权力移交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继而由沙特家族成员和大臣会议认可官方宗教权威的裁断。官方欧莱玛的费特瓦以及其他的宗教政治行动，例如对新国王费萨尔宣誓效忠的仪式，为沙特家族内部有序地移交权力提供了宗教政治合法性。尽管瓦哈卜家族领导的官方欧莱玛在这场沙特家族内部的权力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但是直到1964年国王费萨尔即位，欧莱玛都没有发表任何有关沙特政治进程的意见。官方宗教权威关心的重点是在面临国王沙特统治无方和埃及总统纳赛尔颠覆活动的威胁下，保持沙特阿拉伯王国的伊斯兰体制和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因此，官方宗教政治势力是沙特阿拉伯王国反对政治威胁的统一战线之重要参与者，官方欧莱玛及其费特瓦实质上是沙特家族领导集团掩盖权力争端的重要工具。
二、费萨尔改革的内容
1962年11月，王储费萨尔宣布：“沙特阿拉伯的政府适应社会的进步而经历着逐渐完善的过程。国王的政府相信，目前需要依据《古兰经》和‘圣训’的原则以及正统哈里发的实践，制定基本法，以规范国家的管理，规范政府的基本原则，规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规范国家的权力，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诸如在伊斯兰教和公共政策的框架内的言论自由。”1962年12月，费萨尔以大臣会议首相的名义颁布了一项名为“十点纲领”的改革计划。“十点纲领”阐述了基本的施政框架，承诺筹建国家协商会议，依据经训的教诲、沙里亚的原则和正统哈里发的传统制定“基本法”，建立省区协商会议，完善地方政府机构，设立司法部，保障司法独立，完善司法体系，保障伊斯兰框架内的言论自由。“十点纲领”无疑包含着宪政制度的基本要素，“十点纲领”的颁布标志着沙特阿拉伯现代化进程的缘起。“十点纲领”对王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确定了王国经济、社会、政治等多方面的改革方向和道路。费萨尔时期，沙特阿拉伯正式启动了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现代化改革。
费萨尔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增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石油和矿业总公司于1962年11月由沙特政府建立，隶属于石油矿产部，负责石油和矿产资源的开采、提炼、运输和销售，以石油工业为主的国营经济迅速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经济基础逐渐确立。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兴建各种基础设施，通过补贴和贷款等财政手段帮助振兴农业。费萨尔主持的哈萨农业发展规划共投资2.6亿里亚尔，使约有五万农户受益。此外，费萨尔于1968年底颁布分配闲置土地的法令，向缺地农户分配5～10公顷的份地，各农业公司也得到400公顷的土地。费萨尔的土地政策旨在建立一个由中农和富农构成的广泛的社会阶层，促使国家农业转入资本主义的轨道。沙特政府以国家财政为后台，鼓励和促进国家发展所需的商品生产的发展。费萨尔时期国家对经济宏观调控的主要表现是制定了沙特阿拉伯经济发展战略，即以石油工业带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逐步实现经济多样化，促进沙特阿拉伯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政府承担有关民生的最基本的工业发展，并且大力支持私营企业参与工业或其他与经济多样化有关的投资。费萨尔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预算制度，将王室开支与政府开支相分离，并将王室开支从占国家预算的15％以上大幅度削减到6％。政府还进行税制改革，发行本国货币沙特里亚尔。财政部第一次成为超越王族需要的拥有广泛职责的国家政府部门。费萨尔建立中央计划厅，逐步完善中央计划机构的建制和工作体系。王国经济发展步入有章可循的轨道，确保了社会经济的良性运作。在联合国专家的帮助下，沙特王国于1970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奠定了沙特现代工业的基础，国家新建了260多家工厂，采矿业年平均增长率为23.1％，制造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4％，建筑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0.4％。工业化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城市人口从1950年占总人口的15.9％猛增至1970年的48.7％，在1970到1975年间，沙特的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2％。经过费萨尔改革，沙特阿拉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长足发展，国家经济进入有计划的快速发展时期。
费萨尔的社会改革着力改变传统社会的人身依附状态，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扫清障碍。改革的首要措施是彻底废除传统社会残余的奴隶制度。费萨尔的施政纲领提出：“政府认为现在是宣布从根本上取消奴隶制、解放所有奴隶的合适的时机；政府将对那些应予补贴的人给予补贴。”沙特政府解放奴隶时主要采取赎买政策。1962年底，沙特政府宣布废除奴隶制，由政府向释放奴隶者提供补偿，释放一名男奴获得700美元的补偿，释放一名女奴获得1000美元的补偿。截至1963年7月，通过政府补偿而获释的奴隶总数为1682人，沙特政府付出了50万美元的补偿金，另外有近3万名奴隶无偿获得自由。获释奴隶的再就业由内务部和劳工部负责。奴隶制的废除使奴隶摆脱了人身依附状态，促进了劳动力的自由化，为工业经济的发展补充了必要的劳动力。另外，王国成立劳工与社会事务部负责制订劳工政策，免费教育和医疗、降低食品价格、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等工作也逐步展开。教育是费萨尔改革的战略重点之一，其主要措施是财政预算向教育领域的倾斜和各级各种学校的广泛建立。教育方面在一五计划财政分配中共计73.78亿里亚尔，仅次于军事行政和邮电运输而居第4位，是工业方面的近7倍。世俗教育发展迅速，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石油和矿业大学、费萨尔国王大学相继建立。国家还投放大量资金派遣学生到美国和英国的大学学习。到70年代中期，沙特总人口的20％正在教育体系下的各级学校接受教育，约2.5万学生正就读于各个高等院校，另有超过5000人正在国外学习。费萨尔竭力劝说宗教界人士，终于在沙特阿拉伯内发展起一定规模的国立女子教育。1960年女学生不超过2500人，1968年已达到10万人，8年之中增加了40倍。费萨尔时期沙特阿拉伯确立了完整的教育体系，教育得到全方位的发展。教育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价值观念，为沙特阿拉伯提供了一批熟练和半熟练的劳动力，客观上推动了王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教育的发展还促进了统治阶级的知识化，增强了其对现代化的适应性。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大多数孙子和侄子都接受了世俗教育，费萨尔的8个儿子中有7个都曾到国外留学，其他名门望族和商业家族也尽力提高后代的受教育水平。一批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人加入了欧莱玛的行列，改变了传统宗教势力因循守旧的局面，有利于宗教与政治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更好地结合。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为现代政治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和阶级基础。现代化进程中新旧势力的消长使沙特阿拉伯传统政治秩序趋于崩溃，日益复杂的国内外事务又对沙特传统的君主统治提出了新的挑战。费萨尔政治改革的目的是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以改变传统社会政治权力分散的状态，并建立能胜任王国社会经济现代化事务的政府体系。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和国王沙特时代，国王与大臣会议主席职位处于分离的状态，大臣会议主席由王储担任。国王与大臣会议主席的二元权力结构提供了沙特家族内部权力角逐的平台，大臣会议的职权抑或国王与王储之间的权力分配，构成王室内部权力角逐的核心内容。费萨尔曾以提高大臣会议地位的方式限制国王沙特的权力，当费萨尔继任国王之后，王权的强大需要使大臣会议完全成为隶属于君主的政治实体。1964年费萨尔继任国王后，再次修改《大臣会议条例》，明确规定国王兼任大臣会议首相，大臣会议直接对国王负责。大臣会议法令规定：“内阁会议是国王主持下的立法机关，该会议在首相或副首相的主持下召开，做出的决定经由国王同意后方可正式成立；内阁的任免和辞职需以王室敕令的形式宣布生效，所有内阁成员向国王负责。”大臣会议成为国王领导的正式机构并被授予广泛的政府权力。国王费萨尔统治时期，大臣会议发展成国王直接控制下的较为完备的中央政府机构。大臣会议在国王或大臣会议副主席的主持下举行会议，其决议经国王批准后生效。大臣会议成员的任命、罢免和辞职，都经国王颁布王室法令生效。大臣会议全体成员就其工作对国王负责。新条例规定大臣会议的职权有：制订内政、外交、财政、经济、教育、国防和一切社会事务的政策并监督其执行；享有制定规章的职权、行政的职权和管理的职权；有权决定一切财政事务和与国家各部及其他政府机构有关的一切问题并制订相关措施；批准国际条约和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