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最初的形式包括举办沙龙和互联网论坛，以及在报刊文章中发表政见，现代媒体提供了“伊斯兰-自由主义”思想得以传播的重要手段。1998年和1999年，《祖国报》和《开放周刊》在沙特阿拉伯相继获准发行，开辟专栏，刊载不同政见的文章 。“伊斯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在互联网论坛中积极讨论并传播他们的思想和言论。2000年，“伊斯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创办名为“穆恩塔达·瓦萨提亚”（意为“中间地带”）的互联网论坛，宣传温和的政治改革思想。2002年初创办的名为“图瓦”（意为“渴求”）的互联网论坛，标榜“尊重拥有自由思想的自由思想家的地域”，登录的网友涵盖了从世俗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到“伊斯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等诸多群体。许多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知名人士还建立各种形式的研讨会，为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提供发表观点和交流思想的社会空间。自由主义活动家穆罕默德·赛义德·泰伊卜经常在《开放周刊》上发表言论，并创办著名的“星期二沙龙”，汇集政治、经济、媒体和文学领域的精英数十人。什叶派政治家扎吉·米拉德在利雅得组织每周一次的沙龙，许多“伊斯兰-自由主义”者受邀出席。
2001年的“9·11”事件对沙特阿拉伯的政治生活影响甚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伊斯兰-自由主义”改革思潮付诸政治实践的催化剂。“9·11”事件以后，“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聚合沙特阿拉伯中产阶级的诸多流派，公开发表政治宣言，向沙特政府递交请愿书，进而演变为具有“统一”倾向的民间宗教政治运动。2002年4月，“觉醒派谢赫”和“伊斯兰-自由主义”者共同发表题为“我们怎样才能共存”的政治宣言，由来自沙特阿拉伯诸多社会群体的150人共同签名。该宣言在强调沙特阿拉伯的国民属性和捍卫伊斯兰教信仰的基础上，主张与西方世界和平共存并展开对话，指责用武力的方式强迫实施宗教的统治，号召尊重他人的信仰。宣言号召西方要认识到：“穆斯林世界的大多数伊斯兰主义运动在本质上都是温和的……我们承诺要与恐怖主义对抗。”然而，迫于激进派伊斯兰主义者的巨大压力，“觉醒派谢赫”的首领不得不签署一份“解释性的声明”，停止了对“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的支持。2003年1月，“伊斯兰-自由主义”者向王储阿卜杜拉递交由104人签名的请愿书，标题为“国家的现状与未来的前景”。该请愿书明确地宣誓效忠沙特王室，同时要求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实施重大改革，要求公平分配国家财富、严厉打击腐败和浪费、实现国家收入的多样化，要求尊重人权、结束所有形式的地区歧视和宗教歧视、改善公共服务设施、解决失业问题、保障妇女的地位和权利。该请愿书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实行权力分割，完善法治，保障所有公民的平等权利，建立选举产生的协商会议，要求给全体国民以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建立真正的公民社会，要求立即释放或者公正审判所有政治犯，恢复所有被解职的知识分子职务，允许知识分子自由地表达意见。该请愿书强烈呼吁召开不同地区和社会群体的代表都能出席的全国对话会议。该请愿书详尽阐述了“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的行动纲领，标志着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超越信仰和教派的差别，在寻求政治改革方面形成广泛的政治联合。
“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的政治实践，迫使沙特王储阿卜杜拉做出让步和妥协的姿态。2003年6月，王储阿卜杜拉主持召开全国对话会议，邀请沙特境内诸多教派组织的代表出席。全国对话会议经过讨论，颁布题为“沙特阿拉伯：关于多种教义、言论自由、妇女权利和对抗极端主义的诚挚讨论”的政治文件。该文件承认沙特民族中伊斯兰教派的多样性，承认实施改革、保障公民权利以及合理分配公共财富的必要性，同时对官方瓦哈卜主义的司法原则提出批评。同年10月，沙特政府颁布“决定举行地方协商会议选举的公告”，宣布将于2004年举行部分地方协商会议的选举。“伊斯兰-自由主义”者最初对沙特政府的改革措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然而不久之后就开始批评政府改革的步伐太过缓慢。2003年12月，“伊斯兰-自由主义”者再次向王储阿卜杜拉递交请愿书，题为“对政府和人民发出一次全国性的号召：首先进行宪政改革”。新的请愿书提出要在三年内实行立宪君主制度，号召“所有的阶层和群体，特别是欧莱玛、法理学家和宗教学者支持宪政改革的要求”。该请愿书将2003年5月以来王国经历的暴力恐怖事件归咎于美国对外政策以及沙特国内政治参与缺乏的状况。然而，由于该请愿书中的某些思想和语言具有更强的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色彩，“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成员中的“自由派”和“什叶派”拒绝在该请愿书上签字。该请愿书的思想及其支持者的伊斯兰化实际上导致“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
“伊斯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宪政改革要求，遭到沙特王室的拒绝。2004年1月，王储阿卜杜拉发表演讲，强调“国家将在安拉的帮助下，按照经慎重考虑后制定的改革路线逐步发展，不允许任何人干涉和阻碍改革。”沙特政府建立号称独立于政府的国家人权组织，但该组织的所有成员均由官方任命产生。“伊斯兰-自由主义”者随即宣布另建民间色彩的独立的人权组织，这被沙特政府视为过分的挑衅行为。随后，沙特政府以“要求立宪君主制，在要求政治改革和质疑司法体制时‘利用西方的术语’”的罪名，逮捕12名“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领导人，“伊斯兰-自由主义”改革运动告一段落。
石油经济的发展，促使中产阶级开始登上沙特阿拉伯的历史舞台，成为区别于传统教俗贵族的新兴社会力量。然而，中产阶级作为新兴社会力量，在自身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显著提高的情况下，却无缘分享国家权力，长期徘徊于政治舞台的边缘地带。“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代表着沙特阿拉伯新兴中产阶级之政治诉求，构建了一个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反瓦哈卜主义的政治平台，阐述了法治和民主协商的政治原则，制定了新世纪沙特阿拉伯民主化进程的行动纲领。中产阶级之较高的文化背景和丰富的社会经历，赋予其思想意识的宽容性和开放性。他们在沙特社会中享有的较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采用温和的改革主义和非暴力的政治请愿作为主要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每一次王国发生恐怖主义袭击以后，阿卜杜勒·阿齐兹·卡西姆和其他的“伊斯兰-自由主义”者都会指责暴力并再次表达他们对沙特政权的忠诚。阿卜杜勒·阿齐兹·卡西姆提出，“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确存在腐败问题，但是沙特王族代表着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不能为了社会上任何人的利益而使国家陷入不稳定的状态。”“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纲领包含着宗教与政治的双重内容，对沙特阿拉伯的社会发展和政治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强调政治改革与宗教改革的内在逻辑联系和同步性，强调在重新诠释经训的基础上推动民主化的进程，提供了实现民众广泛政治参与的理论工具和改革手段。“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在强调不断完善君主立宪制的基本框架下，倡导尊重人权、保障妇女地位和公民言论自由，包含着将伊斯兰教与现代西方民主政治有机结合的改革思想。
“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的兴起，标志着沙特阿拉伯的政治现代化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
“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具有政治论述的新颖性和社会基础的广泛性两大突出特征，强调平等、民主和自由的原则，包含伊斯兰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三重倾向，形成不同教派的伊斯兰主义宗教政治反对派与世俗色彩的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政治联盟。“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沙特阿拉伯国内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冲突，初步实现了社会的整合与民族的凝聚，顺应了新世纪沙特阿拉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为沙特阿拉伯的民主化改革向纵深领域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另一方面，在“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期间，迫于民间政治反对派要求改革的压力，沙特王储阿卜杜拉主持召开全国对话会议，制定政治和宗教改革的宣言，承诺选举产生地方协商会议，建立国家人权协会。尽管官方承诺的改革措施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贯彻，许多改革举措仅仅停留在文字层面而未能付诸实践，国家人权协会的成员亦由政府任命，然而沙特家族毕竟表现出推动政治改革进程的姿态。沙特家族垄断国家权力和排斥民众政治参与的冰山，开始出现融化的迹象。世纪之交的“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可谓沙特阿拉伯一元倾向政治运动的首次尝试，在沙特阿拉伯的政治舞台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然而，伊斯兰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以及逊尼派与什叶派相互之间毕竟存在由来已久的差异和分歧，诸多矛盾错综交织。由于缺乏多方共同接受的明确政治纲领以及克里斯玛式的政治领袖，沙特阿拉伯的政治反对派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政治联盟。逊尼派伊斯兰主义势力的逐步壮大以及“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的伊斯兰化倾向，导致该运动内部的不同派别经历由相互依存到彼此排斥直至分道扬镳的过程。另一方面，“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尽管超越中产阶级内部不同意识形态群体的界限，却长期停留在精英政治的发展阶段，社会基础相对薄弱。加之中产阶级与沙特家族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在挑战沙特家族权力垄断和推动民主化进程方面具有明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第二节激进宗教政治派别的暴力活动
一、圣战派的暴力活动
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兴起标志着沙特阿拉伯民间宗教政治成为与官方宗教政治对立的重要社会政治力量。伴随着现代伊斯兰主义势力的发展，民间宗教政治对沙特家族政权的挑战使其逐步陷于非法的地位。1994年，沙特政府开始大肆搜捕民间宗教政治反对派。沙特政府逮捕了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最重要的骨干萨法尔·哈瓦里和萨勒曼·阿乌达等人，整个社会陷入一种紧张的政治气氛。沙特政府对萨勒曼·阿乌达的逮捕还在布拉达引起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运动。在沙特阿拉伯国内，“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支持者和马萨里家族的成员都成为沙特政权镇压的目标。1994年至1995年间，沙特国内有数百人被怀疑是反对派而被捕。欧萨玛·本·拉登短暂地停止了暴力攻击沙特政权的号召，但他严厉地批评沙特政权监禁“我们的欧莱玛”，由此导致沙特政权合法性的丧失。他说被监禁的欧莱玛是沙特民众的宗教政治领袖，但是沙特政权却提拔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担任大穆夫提。他说这是因为沙特政权知道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的弱点和妥协性，因此易于对他施加影响。而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并不是最虔诚和最博学的人。沙特政府在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的帮助下，开始打击宗教学者提出的所有改革计划，并且还引用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发布的费特瓦，允许“现代的十字军”进入沙特阿拉伯。然后，沙特政权依赖来自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的一封信，将最正直的学者投入监狱。沙特民众和年轻一代对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勒·阿拉·本·巴兹的信任已经产生动摇，而建立起对博学而正直的学者，特别是那些在狱中的宗教学者的信任。
1994年沙特政府对反对派的大规模镇压是很有效的，但沙特社会中潜在的不满仍在继续，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90年代后半期的暴力事件。沙特政府对非暴力反对派的暴力镇压开辟了一条暴力反抗的道路，沙特阿拉伯官方宗教政治与民间宗教政治的对抗进入了一种暴力循环的状态。1995年8月中旬开始，一系列的暴力事件接连发生。
首先是沙特政府在利雅得处决了一些“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支持者。
3个月之后，利雅得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爆炸事件。1995年11月13日，利雅得中心地区发生炸弹爆炸。爆炸的地点是一个由美国人管理的沙特国民卫队军事基地。这次爆炸导致5名美国人和2名印度人死亡，6人受伤。遇难的5名美国人中有1名军人和4名非军事人员。这些遇害的美国人都是沙特阿拉伯国民卫队项目管理办公室的雇员。在过去的22年中，美国军队一直都在沙特运作这个项目，美国平民和军事人员接受政府的派遣到沙特阿拉伯协助国民卫队的训练。据当地的居民说，三个月前，爆炸地点附近就有人在散发传单，传单上警告说支持沙特统治家族的外国人将会有危险。一个英国使馆的官员证实，在几个月前，该使馆收到了一份来自伊斯兰激进组织的警告；美国大使也证实美国受到了同样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