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2月，沙特阿拉伯举行第一次全国性的地方选举，其中50％的议席由选举产生。结果，以觉醒派运动为中坚力量的伊斯兰主义者在麦加、麦地那和吉达等城市获得了大多数的选票。觉醒派运动成员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并享有更多的自由。他们获准在公共媒体领域公开活动。并建立了一些卫星电视、电子通讯、网络讨论版块和其他的通讯渠道。萨勒曼·阿乌达在电视节目和一个支持四种语言的网站上发表观点，成为沙特阿拉伯最受尊敬的宗教发言人之一，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沙特政府的发言人。2007年，觉醒派运动获得沙特政府的保护和资助。在沙特政府的支持下，萨勒曼·阿乌达等觉醒派运动领袖人物与官方欧莱玛竞争，打破官方欧莱玛的宗教解释垄断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位居沙特阿拉伯宗教等级制度的显赫位置。
觉醒派运动对妇女地位、女子教育、女性参与选举等持保守立场，对承认少数派权利持批评的态度。2008年5月，萨法尔·哈瓦里支持官方宗教权威颁布的费特瓦，禁止以任何方式支持真主党组织，并且断言真主党组织不是“安拉的党”，而是“撒旦的党”。萨法尔·哈瓦里强调，对瓦哈卜主义者而言，什叶派是背教者。萨勒曼·阿乌达的网站以宣传“宽容和温和”为主旨，然而什叶派伊斯兰教及其分支在该网站上未能得到宽容，仍然被视作异教和误入歧途的教派。
经过十多年的对抗和调和，“觉醒派谢赫”与沙特政府达成了一种暂时性的妥协。为了提醒官方瓦哈卜派宗教权威，“觉醒派谢赫”指责沙特社会的无知、部落制度、腐败、地方主义、机会主义和其他的社会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觉醒派伊斯兰主义者的政治变迁代表着沙特民间宗教政治势力主流派别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的探索历程。觉醒派伊斯兰主义者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在维持沙特阿拉伯现今政治体制的条件下，民间宗教政治运动可能取得的政治成果相对有限。
二、“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
世纪之交，沙特阿拉伯兴起了由伊斯兰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共同参加的，致力于在伊斯兰框架下通过修改官方瓦哈卜派教义，进而推动民主化进程的政治运动，是为“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试图弥合长久以来沙特阿拉伯国内伊斯兰主义反对派和自由主义改革派之间的诸多分歧，超越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教派界限，表达教俗各界要求改革的强烈愿望，标志着沙特阿拉伯民众政治发展的崭新趋势。
自由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作为沙特阿拉伯民众运动的两大流派，缘起于沙特阿拉伯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环境，经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涉及思想、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构成活跃于沙特阿拉伯政治舞台的重要力量。所谓的自由主义运动，特指受西方影响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世俗色彩的自由主义者在沙特阿拉伯国内掀起的思潮和运动。沙特阿拉伯的自由主义者主要来自包括商人和知识分子在内的新兴社会群体，崇尚自由与民主的政治原则，强调建立选举制度和扩大民众政治参与，主张完善法治和保障民众的公民权利，倡导加速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经济市场化进程。沙特阿拉伯的自由主义运动反对传统社会的主流政治架构，着力否定沙特家族的世袭制度和权力垄断，同时挑战瓦哈卜派伊斯兰教的官方特权地位，要求实现国内的政治变革，提倡共和制或者以君主立宪制为架构的自由民主制，具有相对温和的政治倾向。相比之下，所谓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主张借助回归传统的宗教形式，否定现存的政治制度，倡导平等和民主的政治原则，实现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权力分享。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主义者来源广泛，分别属于逊尼派和什叶派，长期存在明显的教派差异。沙特阿拉伯的绝大多数人口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什叶派穆斯林作为沙特阿拉伯国内的宗教少数派，长期处于社会生活和政治舞台的边缘地带。什叶派伊斯兰主义者面临沙特政府的压制和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的排斥，诸多什叶派领袖长期流亡国外。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主义者表现为温和与激进的不同政治倾向。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温和派大都来自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主张通过政治请愿等非暴力的方式推动沙特阿拉伯国内的政治变革。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激进派以下层民众为社会基础，否定沙特家族的统治，甚至主张通过暴力的方式推翻沙特家族政权。
长期以来，自由主义者与伊斯兰主义者尽管同为沙特阿拉伯民众运动的主要派别，然而相互之间分歧甚多。80年代末，沙特阿拉伯的自由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围绕现代性和伊斯兰教展开激烈的争论。伊斯兰主义者猛烈攻击自由主义者亵渎沙特社会的信仰理念和基本价值观，领导了一次全国性的抵制自由主义和世俗化倾向的文化和社会运动。海湾战争期间，自由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分别从各自的立场出发，表达促进社会政治变革的愿望和要求。1990年11月，自由主义者在利雅得举行妇女驾车的示威运动，伊斯兰主义者则将妇女驾车的示威运动视作对伊斯兰习俗和伊斯兰法律的挑战，要求政府惩处参与驾车示威的妇女。同年12月，自由主义者在向国王法赫德递交的请愿书中，质疑瓦哈卜派欧莱玛在宗教裁决过程中的特权地位，引起沙特阿拉伯国内教界和伊斯兰主义者的普遍不满。
官方的统治政策与民众的反抗模式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海湾战争之前，自由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普遍持相对温和的政治立场，试图通过与沙特家族的广泛合作实现政治的变革和社会的进步，而沙特家族亦对自由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表现出相对宽容的态度，试图寻求自由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的支持。海湾战争无疑是沙特阿拉伯政治变革进程的重要分水岭，沙特政府与西方国家的军事合作引发沙特民众的普遍不满，沙特阿拉伯国内的反美情绪空前高涨，沙特家族政权的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巨额的军费支出，亦加剧了沙特阿拉伯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诸多矛盾。针对国内日渐高涨的不满情绪，沙特政府对自由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发起的民众政治运动实行高压政策，严厉打击伊斯兰主义政治请愿运动，并监禁包括“觉醒派谢赫”萨法尔·哈瓦里、萨勒曼·阿乌达和纳赛尔·欧玛尔在内的诸多逊尼派伊斯兰主义反对派领袖。沙特政府的高压政策，导致民众政治运动的激进化倾向，暴力恐怖活动呈上升趋势。1995年11月和1996年6月，利雅得和胡拜尔地区相继发生暴力恐怖袭击，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激进倾向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威胁着沙特王国的政治稳定，以伦敦为基地的现代伊斯兰主义组织又挑战了沙特家族政权的合法性地位。迫于国内外的政治压力，沙特政府于90年代末开始调整统治政策，试图通过吸纳和收买的政策，利用持温和立场的宗教学者的影响力来引导国内民众的思想和情绪，进而打击持激进立场的极端宗教势力。民间宗教政治的主流派别“觉醒派谢赫”接受政府的安抚政策，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仇视西方的激进态度，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人权思想在沙特社会广泛传播。面对激进派伊斯兰主义的挑战，沙特国内的诸多政治群体普遍希望维持王国的稳定和发展，试图通过温和的改革运动来避免沙特社会陷入动荡的局面。在维护国家稳定的前提下实现政治改革，成为沙特国内诸多政治反对派的共同目标。90年代末期，基于共同的政治目标和政治愿望，沙特阿拉伯的诸多政治反对派捐弃前嫌，求同存异，开始走上寻求合作的道路。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逐渐放弃排斥自由主义者和什叶派伊斯兰主义者的态度，直至与自由主义者以及什叶派伊斯兰主义者结为政治盟友，沙特阿拉伯的文化、宗教和政治领域由此形成“伊斯兰-自由主义”的崭新思潮。
世纪之交出现的“伊斯兰-自由主义”思潮，根源于沙特阿拉伯石油繁荣时代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20世纪70年代以来，沙特政府推行以石油经济为基础的多元化经济政策，民间资本和私营经济随之得到长足的发展。随着民间资本的壮大和私营经济的成长，中产阶级作为新兴社会阶层逐渐崛起。沙特阿拉伯的中产阶级主要包括在沙特政府任职的中高级官员、商人、企业家、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分布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司法和其他专业技术部门的各类知识分子。这一社会阶层普遍具有较高的教育背景和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中产阶级大都与新兴的现代经济活动相联系，是沙特阿拉伯最具现代性的社会阶层。中产阶级成员往往凭借自身的能力，而不是依赖传统的家族背景和血缘身世，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为中产阶级提供了升迁的机遇，他们在沙特阿拉伯经济与社会的诸多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沙特阿拉伯的中产阶级普遍缺乏相应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长期游离于政治舞台的边缘地带，由此导致其对沙特家族政权的强烈不满。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和实现广泛政治参与的共同愿望，促使新兴中产阶级逐渐超越教俗的差异和教派的界限，旨在调和伊斯兰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潮即“伊斯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成为沙特阿拉伯社会的重要意识形态，兼容宗教与世俗之不同色彩和吸纳不同教派成员的新兴政治运动即所谓的“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随之始露端倪。
“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的成员，根据其社会背景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主要的派别。所谓的“批评派”，通常回避国内政治问题，致力于抨击国内的社会现状和宗教现状。该派成员深受早期瓦哈卜派和新萨拉菲主义以及叙利亚学者纳赛尔·迪恩·阿拉巴尼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是哈桑·马立克和曼苏尔·努凯达恩。哈桑·马立克指责官方瓦哈卜主义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根源所在，阐释回归经训的现代伊斯兰主义思想，呼吁完善公民社会和舒拉体制。曼苏尔·努凯达恩强调根据时代的变化重新解读经训是实现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的基础，质疑官方操纵的劝善戒恶委员会所具有的职能和合理性。所谓的“政治派”，主要关注沙特国内的政治问题，通过起草政治宣言和递交请愿书的方式表达“伊斯兰-自由主义”的改革诉求。该派成员深受萨赫瓦主义的影响，强调早期瓦哈卜派理论和现代穆斯林兄弟会思想的有机结合，抨击官方瓦哈卜派学说的僵化思想和保守立场，倡导通过论争的形式实现瓦哈卜主义的宗教改革。该派代表人物是阿布杜勒·阿齐兹·卡西姆和阿卜杜拉·哈米德。阿布杜勒·阿齐兹·卡西姆曾经参与过《建议备忘录》签署和“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建立，在90年代早期曾被监禁。阿卜杜勒·阿齐兹·卡西姆在国民对话会议上提交研究报告“哪里出了错？”提出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宗教教育强烈地宣扬瓦哈卜主义及其宗教解释，未能适应现代的要求。阿卜杜勒·阿齐兹·卡西姆指责司法部“不接触现代的环境，法官不懂法律并且是腐败的。更严重的是，法官的裁定常常违反沙里亚”。阿布杜勒·阿齐兹·卡西姆致力于调和伊斯兰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差异，强调包括民主政治、公民社会、民族国家在内的诸多现代政治理念与伊斯兰教具有一致性和非矛盾性，反对简单排斥和否定西方现代政治体制的保守倾向，呼吁穆斯林改革家应当借鉴西方现代政治体制的合理要素制定法律和建立政府。阿卜杜拉·哈米德从反思宗教入手，强调对经训进行创新性解读，从中找到解决当前所面临的全球化、人权、公民社会和联合国等特殊问题的办法。阿卜杜拉·哈米德指责沙特阿拉伯的官方瓦哈卜主义已经成为日趋保守的意识形态，提出现代的伊斯兰社会需要回归经训的传统，保障公民权利，建立民主政体。所谓的“自由派”，深受纳赛尔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强调在伊斯兰的框架下实现政治改革、推进民主化进程和保障公民权利，代表人物是穆罕默德·赛义德·泰伊卜。穆罕默德·赛义德·泰伊卜强调伊斯兰教的核心地位，宣称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经训中找到答案，并呼吁保障经训赋予妇女的权利。穆罕默德·赛义德·泰伊卜认为自由主义者与伊斯兰主义者具有共同的原则，两者应当缔造和平、联合一致、达成协定，恢复和发展团结信任的友好关系。所谓的“什叶派”，倡导实现民主政治、保障人权和建立公民社会，同时强调捍卫伊斯兰教。该派坚称沙特什叶派具有沙特阿拉伯的国民属性，并将沙特民族主义与其政治言论相结合，代表人物是穆罕默德·马赫福兹和扎吉·米拉德。穆罕默德·马赫福兹提出：“我们是沙特阿拉伯的国民，我们热爱我们的国家。在沙特阿拉伯的国家框架之下，我们要求解决什叶派的问题”；“只有遵循伊斯兰教义，我们才能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较大的进步和发展。我们作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发展和进步的唯一道路是将伊斯兰教和民主政治结合起来”。扎吉·米拉德呼吁沙特政府给予沙特阿拉伯境内的什叶派穆斯林与逊尼派穆斯林同等的公民地位，在伊斯兰教的框架下推动沙特阿拉伯的民主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