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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 地形篇(2)


  魏明帝青龙元年(233年),魏将满宠上疏说:“合肥城南临江湖,而北面远离寿春(今安徽寿县),东吴的军队要是围攻它,可以凭借水势;而我军前去救援,则要首先打败敌人的主力部队,然后才能解围。由此看来那个地方,敌人来攻打非常容易,我们去救援却十分困难,因此应当把合肥城内的守军往西移三十里。那里地形险要,可以依靠,再建一座新城用来固守,这就将来犯的敌人从水上引向平地,并断其归路。如果计算一下得失,这样做也是有利的。”护军将军蒋济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这既是向天下显露虚弱,又是望见敌人的烟火就毁坏城池,实质上属于敌人还没来进攻就自先拔营弃寨。如果竟然到了这种地步的话,东吴就会肆无忌惮地任意侵伐,我们也只好退守淮北。”明帝曹睿因此而未采纳满宠的建议。

  满宠接着又上疏说:“孙子说: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的行为。因此,自己能打反而要装作弱小和不能打;敌人如果谨慎小心,就要用利来使它骄傲,用胆怯的样子引诱它来进攻。这就是说,形实不必相符。孙子又说:‘善于调动敌人的将帅,总是用假象欺骗敌人。’现在敌人还没有到来,我们就先移城以示害怕,这就是孙子所说的制造假象来引诱敌人。把敌人吸引到远离水域的地方,而后再伺机攻打它,就会在外取胜、在内无恙了。”尚书赵咨认为满宠的建议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魏明帝遂下诏移城。

  就在移城的时候,孙权亲自率军渡江,本想围攻新城(在今安徽合肥西北),但因新城远离水边,所以在水上停了二十天也不敢下船。满宠见此对各位将领说:“孙权得到我们移城的消息后,肯定是在文武大臣面前夸下了海口,现在他亲率大军前来攻城,想的是一举成功,即使不敢贸然行动,但也一定会上岸炫耀一下武力,显示其力量强大。”于是他暗中派遣六千多步兵骑兵,埋伏在合肥城外的隐蔽处,以等待吴军的到来。没过多久,孙权果然上岸炫耀武力,满宠的伏兵突然冲杀出来,杀死吴军数百名,有的吴军来不及上船,跳进水里溺死。

  通过满宠移城诱吴军这个故事,可知满宠不愧为孙子所说的“上将”,他深知合肥的地理条件与魏、吴争夺战胜负的关系。首先,合肥与吴都建业(今南京市)隔江相望,其威慑力足以使孙权夜不能寐,因而吴军来争夺这一战略重镇仅为时间问题。其次,合肥“南临江湖,北远寿春”,是个有利吴而不利于魏的地方。倘若在此摆开战场,魏军不但不能取胜,而且还会丢失合肥。满宠对此洞若观火,因而不惜两次上疏,陈述己见,说服魏明帝移建新城。城池搬迁并非密事,东吴的间谍自然要返报其主,所以诱得孙权水师来此后欲攻不能,欲罢不忍,无奈耀兵于岸,反被打得落花流水。可见,满宠的移城之举,不仅包含示弱、诱敌、用间、疲敌、出其不意等战术问题,而且具有长期巩固边防重镇的战略思想。

  计险远近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

  《孙子兵法·地形篇》

  孙子说:“地形是用兵作战的辅助条件。既能预测敌人的情况去夺取胜利,又能谋划地形的险峻和计算道路的远近,这是主将指挥完善的职责。懂得这些道理,并能用它去指挥作战的,就必然会取得胜利,不懂得这些道理,却去指挥作战的,就必然会失败。所以,从作战规律上看必然能取得胜利的,虽然国君说不打,也可以断然坚持去打;从作战规律上看肯定要失败的,虽然国君说一定要打,也可以不去打。所以,凡是进攻而不贪图名利,退却而不回避罪责,一切只考虑保护民众的安全,同时也符合国君的利益,这样的将帅,就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

  用兵之道,人和为本,天时、地利为辅。但如果将帅既知敌情,又能充分利用地利,知本知辅,则作战必定胜利。而只要战争能取胜,则对人民、对国君、对国家都是有利的。只要将帅不是为了追逐个人名利和贪生怕死,战与不战都是为国为民,那么,将帅就可以根据对战争的预测情况,而决定该打,还是不打,并不一定要服从君主的命令。而能做到这些的将帅,真是难得的人材。

  南宋绍兴四年(公元1134)春,金扶植的傀儡政权——伪齐王刘豫配合金军攻占了邓州、唐州、襄阳、随州、郢州、信阳6郡,对南宋构成巨大威胁。

  江南西路制置使岳飞驻军江州(今江西九江),上疏朝廷说:“襄阳六郡,地为险要,恢复中原,此为基本。”宋高宗命岳飞率军收复襄阳6郡。

  岳飞一举攻克郢州(今湖北钟祥),然后兵分两路,由张宪率一路攻随州,自率一路攻襄阳。岳飞登高观察敌阵,襄阳左临襄江,利于步兵据守;右为平地,便于驰马冲杀。他发现敌军正好相反,以骑兵守江岸,以步兵列平地,知敌将李成不识地利。遂命王贵率步兵,持长枪,伏地刺马,攻敌骑兵;命牛皋率骑兵,持大刀,入平川,砍杀敌步兵。江岸地形狭窄,乱石嶙峋,王贵突入后,命步兵躲在乱石后,以长枪刺马腹,敌一马毙,数马惊,纷纷奔入江中,溺死无数。牛皋铁骑跃入平川,驰骋砍杀,敌军人头纷纷落地,顿时溃不成军。守将李成收拾残军,乘夜逃跑。岳飞乘胜进军,势如破竹,迅速收复襄阳六郡。

  精明的战争指导者,都十分重视对地形的考察,或查阅地图、航空照相,或堆置沙盘、兵棋,或研究地方志、游记,或作实地的勘查,弄准山的高度、走向、坡度;河的流向、流速、水深;道路的数量、质量、分布,以及气象、物产等,并充分加以利用。进攻可乘虚而入,防御可凭险癠守,稳操胜券。败之六道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夫势均,以一击十,曰“走”;卒强吏弱,曰“弛”;吏强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怼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乩”;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孙子兵法·地形篇》

  因此,军队的必败,有“走”、“弛”、“陷”、“崩”、“乱”,“北”等六种情况。这六种情况的产生,不是无法避免的天灾,而是将领的过失所造成的。凡是双方兵力强弱相当,而以一击十,以少击众的,就叫做“走”;士兵强勇善战,而下级军官却软弱无能的,叫做“弛”;下级指挥军官强悍善战,而士兵则懦弱无能的,叫做“陷”;指挥官心怀愤怒,不服从指挥,遇到敌军,为发泄怼恨而擅自带领部下单独作战,将帅对是否有能力与敌人较量,心中无数,叫做“崩”;将帅懦弱而不严明,管教不力,官兵没有好的规矩和统一的行为准则,出兵列阵的时候横冲直撞,各行其事的,叫做“乱”;将帅不能预测敌情,作战时用劣势的兵力,去对付优势的敌人,用弱兵面对强敌,同时,又不善于去选择精锐的部队去打前锋的,就叫做“北”。凡是有这六种情况的,都一定会招致失败。这也是将帅的重大责任的所在,是不能不细细加以研究和考察的。

  战争的胜负,是与将帅的重大责任紧密关联的。如果将帅智勇、决策英明、身先士卒,法纪严明,士卒利锐,三军同力,上下一心,则军队没有不取胜的。反之,则必然失败。孙子列举了“走”,“弛”、“陷”、“崩”、“乱”、“北”六种失败的结果。并且指出,这些种导致战争失败的原因,并非天灾造成,而是由于将帅的失宜而造成的。将帅要知战而必胜才成。只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才能根据不同的地形和敌情,从客观实际出发,机智地指挥作战行动,夺取战争的胜利。

  孙武根据当时战争失利的不同情况归纳为六类,即“兵有六败”——走、弛、陷、崩、乱、北。

  太平天国于1856年夏发生了杨、韦内讧,翼王石达开回京,责韦昌辉不该滥杀,韦昌辉怒,欲杀石达开,石达开缒城而逃,全家遭诛。石达开在安庆统军声讨,天王与朝臣杀了韦昌辉,全朝都举石达开总理政务,但天王猜忌异姓,并有图害之意,石达开不安,率众出京,于1857年6月2日,由铜井(今安徽马鞍山市东北)渡江入皖,从此脱离太平天国中央。石达开出走后,辗转于南方各省,屡遭清军所败,队伍越打越少,到1863年已由十万多人减至三四万人。在这种形势下,石达开欲打进四川,寻求一块立足之地。

  清将骆秉章知石达开前来,乃调重庆镇总兵唐友耕军分别防守大渡河的十多个渡口,后驻扎哇哇营至下坝等处。又令署雅州府知府蔡步钟募勇驻扎宰羊溪至安庆坝等处,云南提督胡中和分散在化林坪至瓦斯沟一带,以为声援,副将谢国泰布防虎岗,守通向打箭炉之路。除此之外,还用金钱收买地方势力,许诺击败石达开军,所有资财悉听收取。

  1863年5月1日,石达开由花园津至德昌、马道子(今四川西昌县),得知大渡河诸渡口都有清军及地方势力把守,就以重币送松林地各土司,土司应允让道,石达开信之不疑。石达开统军三四万人,绕冕宁、越(今作越西),从西边小路直上,于5月14日进抵王应元所辖的紫打地(今安顺场东)。其他两山壁立,隘口险要,易进难退,前阻大渡河,左有松林小河,右有老鸦漩河。

  石达开入紫打地后,没有立即渡河,据说是石达开当夜诞生一子,乃通令将卒曰:“孤今履险如夷,又复弄璋生香,睹此山碧水清,愿与诸卿玩景娱醉。”部属均稽首称贺,于是传令犒赏,休养三日。至5月18日,清军兵勇云集,松林小河索桥也被清兵拆除。石达开欲退出险隘,遣人回视隘口,土司已断千年古木六大株,偃地塞路,且有土司兵把守,难以退出。欲觅两旁小径,又皆千仞绝壁,无从攀登。石达开令赶造船筏数十只,于5月21日拖至大渡河,每船载壮士数十人,用挡牌护身,拼命抢渡,南岸大军鼓噪助势,声震山谷。北岸清军枪炮齐发,抢渡之军多被击中落水,筏上火药引燃船筏同时炸裂,其漂至下游者,皆被打死。石达开知大渡河难渡,欲抢渡松林小河,由泸定桥直趋天全,而清将王应元扼河相抗,前后损失兵勇数千人。5月24日,土司兵由后路抄至新场一带,节节相逼。5月29日,土司兵夜袭马鞍山,从上压下,石达开军猝不及防,伤亡数百人,马鞍山失守,粮道遂绝。石达开乃缚书于箭射投王应元,许赠良马两匹,白银千两,请让其道,王应元不允,石达开又以金银请土司岭承恩缓攻,而岭承恩反而急攻。石达开知陷入绝地,愤极而怒斗,于6月3日三更尽斩向导二百余人祭旗,督全军分攻大渡河、松林小河,每数十人乘一小筏,人皆挡牌护身,披发衔刃,挺戈怒立,皆在清军枪炮轰击中随波而没,岸上之军也有被击伤者。粮食既尽,杀马而食,继以桑叶草根充饥,6月9日,石达开以200余人往河岸诈降诱敌,唐友耕等开枪放炮,石达开亲督众军,再以船筏抢渡,仍被击沉。都司谢国泰及王应元等率兵渡过松林小河,参将杨应刚及岭承恩从马鞍山压下,两路齐进,直扑紫打地。石达开营垒全被焚毁,丧军数千,山径险仄,自相拥挤,两面受敌,枪炮如雨,土司兵又登上山巅用木石滚击,石达开军坠岸落水者万余,辎重尽失。石达开率余部七八千人走至老鸦漩,又为土司兵所阻,进退无路,其妻妾五人携幼子二人携手投河,跟随其征战多年的老部下自溺而死的也不少。此时清将杨应刚于洗马姑竖立“投诚免死”大旗相诱,石达开忽思以一死保全余部生命,致书骆秉章表达此意。都司王松林赴石达开营中诱降,指天发誓许以不死,众将欲杀王松林,石达开止之。6月13日,石达开偕宰辅曾仕和、中丞黄再忠等随王松林至洗马姑清营,遂被执。唐友耕等将石达开余部官兵2000余人安置于大树堡(今汉源县对岸),知府蔡步钟等密派各营于6月19日过河,即于当夜以火箭为号,会合土司兵,将大树堡太平军屠杀尽净,偶有逃出者,也被土司兵截杀。石达开等6月25日被押到成都府(今成都市)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