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愿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我们的敌人认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摆着重重的困难，他们又用侵略战争来反对我们，我们没有可能克服自己的困难，没有可能反击侵略者。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我们居然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居然能够反击侵略者，并获得伟大的胜利。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
10月25日，“联合国军”代表又回到谈判桌上来，同朝中代表重开谈判。谈判的会址改在位于开城东南8公里的板门店。
美国不再提所谓海空优势，但仍不放弃在西段向北推进的要求。为了使谈判达成协议，朝中方面在11月7日提出在实际接触线的基础上，略加调整，作为军事分界线的新方案，不再坚持原先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主张。
11月27日，双方就第二项议程达成协议，规定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向后撤两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随后，同时进行第三项议程(在朝鲜境内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第四项议程(战俘遣返问题)的谈判。
谈判过程中，朝中方面的每一项提案，都要遭到“联合国军”代表的反对。双方在谈判桌前的唇枪舌剑，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有力协助下，稳操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主动权。在文斗方面，我方有理。在武斗方面，我方亦有办法，依托坚固的阵地，用“零敲牛皮糖”的办法，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集少成多，合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亦文亦武，紧密配合，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较量中，迫使“联合国军”就范，达成协议。
到1951年底，国民经济恢复和国家财政状况的好转，都已取得重要的进展，这一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9%。其中，工业增长38.2%，农业增长9.4%。而且在战争费用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财政不仅没有出现赤字，反而出现了建国以后第一次收支平略有节余的局面。这说明，国内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没有因为抗美援朝而停顿，而是更加向前推进和发展了。国家不断增长的人力、物力、财力，不仅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消耗，而且能够为最终赢得这场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雄厚的物质基础。
当年在决策出兵的过程中，人们最大的疑虑之一，就是担心影响经济的恢复，怕被长期的战争拖垮。毛泽东对这场战争给予国内建设可能造成的各种不利影响，也作了充分的估计，并作了最坏的打算。直到1951年上半年，他还对能否经受得住朝鲜战争长期化、美国企图与我打消耗战的考验，表示过担忧。然而，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抗美援朝战争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亿万人民的爱国热情和集体主义精神，全面促进了国内各项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这是人们原先没有估计到的，也许包括毛泽东在内。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于赢得这场战争更加充满了信心。
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的精神状态，在毛泽东11月11日给彭德怀、邓华、陈赓并志愿军党委诸同志的电报里，使人深深地感受到了：
你们在朝鲜，我们在国内，一致配合进行大规模的切实可行的精简节约，加上国内的增产运动，明年的一切工作就很好做了，就确有把握完成任务了。我们和敌人进行的谈判能成功固好(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即使不成功，我们也确有把握使战争继续打下去，直到争取胜利为止，同时毫不妨碍国内的国防建设和其他建设，各项工作均可蓬蓬勃勃地发展下去了。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这样在经受新的严峻考验中，边打、边稳、边建地度过了1951年。
到1952年5月，朝鲜停战谈判取得了重要进展。在第三项和第五项议程上，双方达成了协议。
至此，朝鲜停战谈判的五项议程，只剩下第四项，即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没有解决了。
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从1951年12月11日就开始了。双方争论的关键在于，朝中方面主张依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遣返全部战俘，美国则借口所谓“自愿遣返原则”，拒绝全部遣返。
朝中方面为谋求问题的解决，两次提出折中调整方案，均遭“联合国军”代表拒绝。7月13日，“联合国军”代表提出一个遣返方案。其中遣返朝鲜人民军战俘占其应被遣返总数的80%左右，遣返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仅占其应被遣返总数的32%。两者的遣返比例如此悬殊，隐藏着美国企图离间朝中两国、两军关系的政治阴谋。
7月15日，经毛泽东审定，发出了由周恩来起草的致斯大林的电报，指出：“我们认为绝对不应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衅性和引诱性的方案，而且在敌人压力之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如果敌人拒不让步，继续拖延；我们即扩大宣传，揭破敌人企图破坏停战谈判、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动员世界人民舆论，并配合我们在朝鲜前线的坚持，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如敌人竟敢于破裂谈判，扩大战争，我们亦有所准备。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
同一天，毛泽东还审定发出了周恩来起草的致金日成并李克农的电报，明确表示：“接受敌人13日方案，对我极为不利。不接受并准备敌人破裂，我们具此决心，敌人倒不一定破裂。如果敌人不让步，或使谈判破裂，我应与敌战下去。”
7月16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配合停战谈判，“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中国人民志愿军从1953年9月18日起，发起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至10月31日结束，历时44天，歼敌2.5万余人，志愿军伤亡1.05万余人，敌我伤亡为2∶1，毛泽东对这次反击作战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
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自从去年7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作战以来，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远地超过去年7月以前在各次运动战中给予敌军的损失数量。而我军的损失则大为减少，其中人员损失，单就志愿军来说，从去年7月以来的15个月中，比较以前的8个月，平均每月减少2/3以上(前8个月平均每月为2.5万人，后15个月平均每月为8000人)，这种情况，就是依靠阵地实行上述作战方法的结果。而在9月18日开始的这一段期间内，则此种作战方法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全线性，所以特别值得重视。
这是毛泽东对志愿军自去年7月以来所进行的持久阵地战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基本战法就是去年5月27日他对解方和陈赓说的那个“零敲牛皮糖”。这是志愿军“制敌死命”的一个法宝。
在志愿军进行全线性战术反击期间，美国为了扭转它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谋取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从10月14日起，在上甘岭地区发动了空前激烈的“金化攻势”。金化，位于“三八线”中段，是从汉城地区进攻平康平原必经的铁路枢纽，因而成了这次攻势的必争之地。志愿军凭借金化地区的上甘岭等要地顽强抗击，粉碎了美军的攻势。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
上甘岭所在的五圣山，是中朝军队中部防线的战略要地，朝鲜中部平康平原的天然屏障。如果美军突破这道防线，进入平康平原，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就可以长驱直入。上甘岭地区的五九七点九高地和五三七点七高地，则是扼守中部战线的两个前沿要点。美军“金化攻势”的主攻目标，就是夺取这两个高地，进而夺取上甘岭，继而夺取五圣山。
在长达43天的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部队打得英勇顽强。敌人动用了一切现代化军事手段，对志愿军阵地轮番攻击。在两座高地和附近地区，敌军倾泻了190万发炮弹和5千余枚炸弹，投入的总兵力约4万余人。两座高地的土石被炸松一至两米，变成一片焦土。
具有高昂士气和富有创造精神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一年多战火的考验和锻炼，同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作战的本领已大大地提高了。志愿军将士先在地表阵地与敌人反复争夺，重创敌军。随后，又转入坑道作战，积蓄力量，准备反攻。10月30日起，志愿军部队发起全线反击，至11月25日，全部收复了失地。中部防线稳如泰山，经受住了又一次严峻的考验。
上甘岭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伤亡1.05万余人的代价，取得歼敌2.5万余人、击落击伤敌机270余架的重大胜利。这使美军再次认识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强大的攻防能力，从此再也没有发动什么像样的攻势。美国新闻界评论说：“这次战役实际上却变成了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
八、“如果美帝国主义要再打，我们就跟它再打下去”1952年12月2日至5日，刚当选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到朝鲜前线视察。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不是促进和谈，而是想从僵局中找到扭转战局的办法。回国后，艾森豪威尔宣称，要以行动，而不是言语，来打破僵局。消息传开，朝鲜半岛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联合国军”还频繁举行登陆作战和空降作战演习。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有可能在1953年初发动大规模攻势，以结束朝鲜战争。而采用的办法，很有可能是借助海空的优势，在朝鲜东西海岸进行两栖登陆，制造又一次“仁川登陆”。
艾森豪威尔这一不寻常的举动以及有关的情报，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毛泽东对此做出的反应是十分强烈而迅速的。他又把注意力集中到朝鲜战场上来了。
12月4日，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邓华向毛泽东报送了关于朝鲜战局形势与明年的方针任务的报告，提出美国在我侧后登陆的几种可能性。毛泽东很快地看了这个报告，以十分坚定而明确的口气，写了三段批示：(一)“应肯定敌以五至七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五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四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二)“第二个登陆危险区是通川元山线，第三个危险区是镇南浦汉川线”。(三)“决不能许敌在西海岸登陆，尤其不能许其在汉川鸭绿江线登陆。”
12月7日晚10时毛泽东单独约见邓华谈话。
12月8日下午四时，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有聂荣臻、邓华列席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问题。
12月9日，毛泽东致信邓华：“应估计敌已决策在汉川至清川江线登陆，并在积极准备中，我方必须火急准备对敌，粉碎其登陆计划。”
12月9日下午，聂荣臻召集有关负责人会议，根据毛泽东对朝鲜战局发展的判断和决心，研究防敌于朝鲜我军侧后登陆的各项准备工作。
12月10日晚11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有高岗、聂荣臻、邓华列席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问题。
12月11日晚10时，毛泽东约聂荣臻谈话。当天，毛泽东审阅批准了聂荣臻关于防敌在侧后登陆及各项战备工作的报告，并批示：“抓紧检查，务必完成任务。”
12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并正式下达了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的指示。
指示要求：“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去极大地增强海岸及其纵深的坚固防御工事；同时增强三八线正面的纵深防御工事以为配合。”并任命邓华兼任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梁兴初为副司令员。这表明，毛泽东决心将志愿军的主要指挥重心，从三八线附近的正面防御转向沿海纵深的侧后反登陆作战，并全力加强侧后方的兵力部署和交通运输。
毛泽东在指示中最后指出：“两年多以来，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在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军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已经摸清了敌人的底子，克服了很多的困难，积蓄了丰富的经验。美帝国主义采用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到失败。现在剩下从我侧后冒险登陆的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中央坚决相信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是能够粉碎敌人的冒险计划的。希望同志们小心谨慎，坚忍沉着，动员全力，争取时间，完成一切对敌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只要准备好了，胜利就是我们的了。”
1953年2月，美国的军事冒险活动又有新的升级。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正式就职不久，在1953年2月2日发表国情咨文，宣布取消台湾海峡“中立化”，放蒋出笼，以配合美军在朝鲜的军事冒险。第二天，他又同参加“联合国军”的16国代表会谈，说服他们支持对中国实行封锁。
针对美国的冒险行动，毛泽东代表中国政府表明了严正立场。2月7日，他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说：
“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毛泽东的讲话，向企图铤而走险的美国政府发出了警告。话讲得那样从容不迫，它的分量却是人人都能感觉得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