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春秋战国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时间。从经济上讲，这是公有经济向私人经济转变、集体劳作的生产方式向个体家庭的生产方式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从政治上讲，这是宗法制的家国一体政治向更广泛社会化的中央集权政治转变的时期。具体来说，在人才选拔方面是世袭社会向选举社会（最高领袖除外）转变，在中央和地方关系方面是分封制（地方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向集权制（地方的自主权受到相当限制）转变。从文化上讲，这是德礼思潮兴起，换言之，既讲“德治”又讲“礼治”，既讲“爱民”又讲强化政府权威，重视制度建设的时期。
在社会大变革时期，由于旧的价值观不足以凝聚人心，而新的、能将全社会的意志集聚到一起的新价值观没有产生，因而社会充满了混乱，用孔夫子的话讲，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子有勇无义而为乱，小人有勇无义而为盗”。在这种“统治阶级无法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阶级无法照旧生活下去”的情况下，每个阶级的思想家都从本阶级的立场出发，根据时代的变化，提出了自己的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方案。这些方案中，固然有统一的地方，但差异甚至对立的地方也不少。由于每个学派都坚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往往“以己所是攻彼之所非”，于是出现了“百家争鸣”。
争鸣当然是重要的，它使各家均重视严密的逻辑推导，不仅仅指出别人思想的不足，还论证为什么这样批评的理由。然而，检验一种理论是否正确的最重要的途径还是社会实践，尤其是长期社会实践的检验。在旧生产方式瓦解、新生产方式发展和巩固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些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学派自然要被淘汰。到战国末年，随着统一的封建国家的行将出现，思想界出现了走向统一的趋势，先后出现了儒家的大一统理论—
荀子的学说、法家的大一统理论—韩非的学说以及道家的大一统理论—
黄老之学。秦始皇短期内快速地统一天下，说明法家在强化权威、取得战争胜利方面是有作用的，但秦王朝的“二世而亡”又反映了法家强化权威理论的不足—不受制约的权力走向腐败。由于反秦的农民起义军以楚人为主，主要的义军领袖，如陈胜、吴广、项羽、刘邦均为楚人，而楚国又是黄老学说的大本营，因而反秦的理论武器当以黄老之学为主，灭秦后建立的新政权（汉）自然也以黄老之学为指导思想。黄老之学的清净无为政策，在促进汉初经济发展，以及出现了“文景之治”那样被后世艳羡的盛世的同时，也留下了至少三大隐患，这就是地方诸侯王威胁中央问题、商人的低价收购高价出售影响农民安定问题，以及匈奴严重威胁汉王朝安全问题。在崇尚刚硬的法家思想不能用、崇尚柔弱的黄老之学又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思想界开始钟情崇尚刚柔相济的儒家。而经过汉陆贾、贾谊，尤其是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家，因其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既看长远利益又看眼前利益，既有学术性又富可操作性，霸、王、道杂之的特点，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可，这是汉武帝能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但儒家能立为国家指导思想，和是否被社会长期接受还不是一回事，毕竟法家和黄老之学都曾被立为治国的指导思想，最后还不是黯然退出历史舞台？有所不同的是，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的儒家，成功地经受住了社会实践的检验，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信赖，奠定了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来治国指导思想的基础。
首先，统治者认可儒家思想。他们认为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观念，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对组织的长治久安很有好处；他们还认为儒家的中庸之道观念，以及统治手段上的文武之道观念，使统治者的政策变得有弹性，能应对社会上的各种不同情况，这既包括空间上的中外关系处理问题，也包括时间上的传统和现代关系的协调问题等。
其次，普通老百姓也认可儒家思想。他们认为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观念，有利于稳定家庭秩序，对缓解规模扩大了的家庭成员之间，如父子之间、婆媳之间、兄弟之间等矛盾冲突很有帮助。他们还认为儒家的中庸之道观念、文武之道观念等，对处理诸如邻里冲突问题、村庄间冲突问题等很有帮助。
总之，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认可儒家学派的基本主张，都认为儒家思想有助于缓解人和人之间争夺资源的矛盾冲突，有助于社会和谐目标的实现。即使被统治者对统治者不满意，也是拿着儒家思想作为批判统治者的武器，警告他们“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当被统治者迫于无奈不得不造反时，仍遵循儒家思想的教导，给自己的行为加上一个美丽的包装—“替天行道”。显然，当一种思想既能长期地为统治者所接受，也能长期地为被统治者所接受，而且双方都以之做武器，自觉地规范自己和对方的行为时，这种思想早晚是要被人们立为社会的指导思想的。
为什么在儒墨道法诸学派中，其他各家纷纷被淘汰，惟独儒家终成正果，为社会所接受呢？这是因为其他各家都各有弱点，这些弱点在社会实践的最初阶段表现得还不明显，但随着社会实践的继续进行，其弱点就会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并呈扩大趋势。
以墨家而论，这是一个代表平民利益的学派，其思想核心是兼爱、非攻、尚贤、节用。这个学派存在的弱点主要有：第一，兼爱学说不切实际。爱是一种情感，只能建立在相互熟悉、了解的基础上，谁能做到像爱自己的父母一样爱别人的父母、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别人的孩子呢？第二，节用学说难以实行。墨家要求老百姓过一个满足温饱的生活，可是一旦生活富足了，谁还愿意受苦，谁不愿意享受一下呢？墨子还要求统治者要像老百姓一样过满足温饱的生活，这在社会动乱时期有可能做得到，可在社会常平时期如何做得到呢？试想，官员付出那么大的劳动，如果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谁还愿意做官？谁还愿意为社会服务呢？第三，墨子主张对有才干的人要越级提拔、当场提拔，这在战乱年代有可能行得通，可在社会的常平时代就难以贯彻下去。毕竟官员是要力求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各种复杂社会问题的，如果没有相当的文化，怎么能做到分层次管理，做到让社会各阶层普遍满意呢？
以法家而论，这是一个代表统治者利益的学派，其思想核心是暴力强制，按能授官，论功行赏。这个学派存在的弱点主要有：第一，认为百姓愚昧，只能看眼前利益，因而偏重暴力，其实老百姓是有认识世界的能力的；第二，认为统治者具有无限理性，因而可不受制约，可是统治者也有智识不足，也有经受不住外界诱惑而犯错误的时候；第三，认为暴力万能，须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忘了“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道理。
因此，法家思想虽有助于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却又使秦王朝“二世而亡”。
以道家而论，这是一个代表“隐士”、“逸民”利益的学派，其思想核心是“无为”、“不争”。“无为”、“不争”都是手段，目的是“无为而无不为”、“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个学派存在的弱点主要有：第一，太偏重“阴”、“虚”、“柔”等的作用，须知，“阴”、“虚”、“柔”
等的使用也是有“度”的，只要强调有“度”，就与中庸之道挂上了钩。
第二，太强调转化，但忽视转化的条件性。须知，要由弱变强，要积累力量，为此就要“积德”，而强调“积德”，又与儒家的仁义道德挂上了钩。第三，太强调“退”、“隐”等作用，但忘了分析其消极的地方，退到什么程度不能再退，退的风险是什么等，这样很容易一退再退，以致最后“与鸟兽为伍”，忘记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
至于儒家学说的基本主张，如民主制约下的权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重视教育但不忘制度建设等，都是任何时代不易之真理，因而被称为“至中至正”，这使得儒家可以向别的学派学习以更好地丰富自己，却不会改变自己的基本主张。例如，儒家可以学习墨家的革命性、平民性，以便克服贵族气过浓的弱点；可以学习法家的重眼前利益的特点，以便使自己的主张既有学术性又富可操作性，做到霸、王、道杂之；可以学习道家的“虚”心，以便更好地认识世界，克服自家学说宇宙观体系不足的缺陷，最终形成一个天、地、人相结合的理论体系。而别的学派一旦向儒家学习，则其基本框架就要改变。例如，墨道法各家只要把前述的弱点改掉，就变成相当程度的儒家学说了。这是儒家学说能被社会立为指导思想，而且历经两千年而不衰，直到今天仍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原因。
中国目前的情况，尤其是企业的情况跟春秋战国时的情况非常相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