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正处在社会大变革的进程中，在经济上是公有经济体制向民有经济体制的转变；在政治上是在承认民众流动性增强的前提下重新构造社会组织，具体到民有经济来说，就是从家族制企业走向更大的社会化企业—股份制公司；在文化上则是顺应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瓦解、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立起来的现实，建立能反映社会各阶层普遍意志的新价值观，具体到民有经济来说，就是如何创造能反映企业各阶层意志的企业文化。
总之，当前企业的任务是在坚定不移地走社会化之路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化的风险。为此，一要坚定不移地使用外部职业经理人，二要协调他们跟元老的矛盾，三要成功地将他们犯错误的概率降到最低点，四是如何建立高效率的组织？？这些问题，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都遇到过，为解决这些问题，当时的思想家们进行了艰难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比如，孔子之办学，就是为了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以满足家国一体政治向更广泛的社会化政治转变对大量职业官员的需要；墨子所以要求“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也是平民在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条件下要求登上政治舞台，参与国家政治的反映。大量的职业官员登上政治舞台后，一定会产生与元老的冲突问题。以商鞅为代表的秦晋法家针对元老阻碍经理人的状况，要求运用国家政权的暴力力量，强行铲除进行不法活动的元老势力，硬性推动新政的开展。比如，太子犯法，商鞅敢黥太子之师，就是以暴力驱除元老势力的典型事例。而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呢，则反对商鞅的暴力做法，主张尽量以和平的手段解决元老和经理人的矛盾冲突问题。他的观点是：第一，坚决贯彻“专家治国”主张，要求“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主张职业经理人全面登上政治舞台；第二，要求职业经理人尊敬元老，礼遇“巨室”，以便赢得元老的信赖，为其从排斥经理人到接纳经理人奠定基础。他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
须知，“排斥”和“接纳”是一对矛盾，而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相互转化的。一来虚心的态度能感动人；二来虚心向元老学习，站在元老的肩膀上，能取得比元老更大的成绩，而优秀的业绩能打动人。如此，“感动”
加“打动”，还有不转化元老的“排外”为“接纳”之理？当前很多企业的实践验证了孟子理论的正确性。
大量职业经理人到来后，又产生了如何管理他们，降低他们犯错误概率的问题。毕竟这些人是出于对利益的追求才和各国的统治者结合的，用韩非的话讲就是，“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由于职业经理人与王族没有血缘关系，流动性强，犯错误成本低，因此有动力犯错误。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将他们犯错误的风险降到最低点呢？韩非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探讨，他提出了“自为”和“互市”的理论，认为人都是为自己的，人和人之间是利益交换关系。既然是利益交换关系，就不仅有相互依赖的一面，更有相互对立的一面，即“君臣异利”。君主如何解决“君臣异利”的矛盾，将臣下犯错误的概率降到最低点呢？韩非总结了当时地主阶级统治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统治理论。
“法”指制度，“术”指考核，“势”指权威，这是韩非为当时的地主阶级提出的一整套的统治艺术。他认为，只要君主能够熟练地运用法、术、势这三种工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就可以巩固。
大量的职业经理人培养出来后，又产生了僧多粥少、不易就业，或就业后与统治者意见不一、有可能下岗等问题。孔子曰，“贫而无怨难”，如何安慰这些人的受伤的心，让他们的不高兴程度降到最低呢？道家的“弱能胜强”、“柔能克刚”理论开始发挥作用。换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就是要“跟不如自己的人比”；用党的政治工作语言表达就是，“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想想董存瑞炸碉堡”。这样一来，是不是感觉自己不错？是不是就能继续工作下去，而不是破罐子破摔？
大量经理人产生后，由于就业不易，还产生了为做官不择手段等现象，这在苏秦、张仪等纵横家身上表现最为突出。如何规范士人的行为呢？孟子提出了知识分子的修养问题，主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又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随着家国一体政治向广泛的社会化政治的转变，如何管理这如此众多的利益趋向的民众就成了问题。儒家大师孟子提出了“人性善”理论，他从人的大量犯错误中看到了人有做好事的萌芽，主张积极创造条件让人做好事的“善端”迸发出来。当然，他认为做好事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基本的物质、精神生活的满足，用他的话讲就是“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为此，他一方面主张“制民之产”、“制官之禄”，另一方面主张强化教育，规范制度，防范人经受不住外界诱惑而犯错误。另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则提出了“人性恶”的理论，他认为人是追求利益的，而资源是有限的，换言之，孟子提出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条件是不充分的，因此人和人之间一定会发生争夺资源的冲突。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荀子的办法是：一要“隆礼”，即加强文化建设，用长远利益克服人的眼前利益的短视；二要“重法”，即加强制度建设，顺应人更追求眼前利益的天性，用严格的制度规范人的行为。应该说，孟子的“人性善”理论和荀子的“人性恶”理论，就本质上讲是一样的。孟子的“人性善”理论是从人的犯错误中看到了做好事的萌芽；荀子的“人性恶”
理论则从人“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中，推导出了人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的结论。所不同的是，孟子更多地强调如何创造人做好事的条件，荀子则更多地强调如何创造人不犯错误的条件。由此可见，双方探讨的是同一个问题，只是不同的方面而已。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围绕上述问题，不同阶级的思想家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就是“百家争鸣”。在长期的争论当中，各家互相学习，随着政治上大一统帝国的即将建立，思想界也逐渐走向统一，到了汉武帝时期，最终将儒家确立为治理社会的指导思想。上述探索对我们今天的企业经营、企业文化建设很有借鉴意义，这就是研究“儒墨道法和企业经营”课题的价值所在，相信对这一课题的进一步研究必将有助于企业的长期可持续性的发展。
我从1999年开始涉猎这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先后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光华MBA、EDP（高级管理者培训中心）
的学员们开过相近方面的课程。俗话讲，教学相长，课堂上同学们好奇的提问逼着老师思考；另外，讲课本身就要求教师的思维更有逻辑性，这有助于将科学研究推向深入，因此我很喜欢教学工作，很愿意和同学们一起探讨问题。在这里，我感谢听过我这门课的全体同学，感谢他们听课过程中的诘问，可以说，没有他们的诘问，就没有今天这本书的面世。
在这里，我还要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的谢小梅女士，是她的不断催促加快了我写作的速度。谢女士是在网上查到我讲这门课的，于是主动找到我谈合作的事宜，此后整个的写作就是在责任编辑程天祥和颜诚若的具体关心下进行的。该书几易其稿，自我感觉是越改越好，在这里，我也一并感谢两位责任编辑所付出的辛苦劳动。
北大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很关心经济思想史、经济史学科的建设，认为这是北大经济学院的“特色菜”，提出要在继承前辈经济学家优秀传统的基础上重振我院史类学科的辉煌。刘伟院长欣然同意为本书作序，体现了北大经济学院的领导对经济思想史、经济史学科的高度重视，无疑也是对作者的很大的鼓舞和激励。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武常岐作为EDP中心的主管领导，在百忙之中，也欣然同意为本书作序，这不仅是对作者的鼓励，也是管理学界、企业界对于以史为鉴、古为今用问题重视的反映。我始终认为，要想往前看，必须往后看；不会往后看，就不会往前看。所谓往后看，就是向前人学习，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换言之，要想创新，先得学习旧的、前人总结的东西，不如此，就无法推陈出新。武院长的推荐序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俗话讲，学无止境。新的社会实践总是不断滋生出新的问题，逼迫我们进行新的思考。今天拿出来的这篇东西，尽管有了比较长时间的准备，也能够自成系统，但肯定还有许多无法涉及到的或者不完整的地方，这只能留待再版时加以解决了。希望我的这本小书能给当今的企业经营、能为当代的企业家们带来一定的收获。
周建波
2005年12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