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墨道法产生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变革的特点是公有经济解体，私人经济崛起；国有经济解体，民营经济崛起。这个提法，可能有太过比附现代之嫌，因为一般的看法，现代社会才有国有经济、公有经济，古代社会哪会有？但从历史上看，现在发生的事过去都发生过，现在没发生的，过去也发生过。人类从原始社会以来不就是追求生活得更好一些吗？不就是解决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与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吗？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确实可以从先贤那里得到思想的启迪，不然为什么说“读史可以明智”呢！
公和私是一对矛盾，而矛盾双方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一般来说，所谓公有体制是指大家将相当多的人身权利交给一个大规模的组织，由它来支配和协调相关资源；而私有体制，是指由更小规模的组织来支配和协调相关社会资源，在农业社会里一般指家庭的管理，在现代工商社会里一般指企业的管理。那么，什么情况下适合搞公有制，什么情况下适合搞私有制呢？一般来说，当个体小组织无法维持生活，或者遇到战争、洪水威胁，或者只有依靠大组织的规模经济效应才能维持个体生存的情况，人们通常会把相当多的人身权利交给一个强大的组织，由它来支配。尽管把一部分人身权利交给一个强大的组织来支配，对个人来说是一种痛苦，但得到的无疑会更多，比较起来还是合算。什么情况下通行小组织的运作，或者说什么情况下才适宜私有制存在呢？当个体小家庭或其他小组织依靠自己的努力也能维持自己的生活情况下，谁还愿意把人身权利交给一个强大的组织，由它来指挥和协调呢？于是人们就要求把过去交给强大组织的权利再收回来。
这个渐变的趋势，就是有公有体制民营化的倾向。如果强大的组织不同意个人收回那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利，老百姓便会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海尔总裁张瑞敏曾经这样讲过：一个人想犯错误，十个人也管不过来，因为你不知道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什么方式犯错误。当公有体制效率下降的情况下，你要保证效率，惟一的办法就是“分”，进行公有体制的民营化。当然，一旦发生战争威胁或洪水威胁，个体家庭或其他的小组织无法维持生存，只有发挥大组织的规模经济力量才能提高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将私人经济体制相当程度地公有化，这就是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相互转化。
总之，公和私作为一对矛盾范畴，双方固然有其对立的地方，也有其统一的地方：公是扩大了的私，私是缩小了的公。正因为双方有这个统一性，才能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公到极点一定向私转变，私到极点一定向公转变。
毛泽东时代为什么搞公有制？其实，不仅毛泽东搞公有制，孙中山也搞相当的公有体制，所谓“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就是发挥国家资本的力量，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甚至连李鸿章也搞相当的国有经济体制，所谓“官督商办”，就是在国家政权的指导下，将民营资本纳入国防近代化的轨道。为什么这么多的历史巨人纷纷选择依靠国家来发展经济？一言以蔽之，战争威胁。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处于战争威胁的阴影当中，试问在这种情况下，有哪一个人能够依靠个体家庭或其他小规模组织的力量就能保全自己的生活？你不得不把权利交给更强大的组织—国家，由它来支配你的生活，这就是国有经济存在的前提。从这里出发，我们来分析毛泽东时代为什么搞国有经济。用当时的语言表达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短期内要爆发，必须立足于大打、早打，做最坏的准备。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必须进行国防现代化。而要实现国防现代化，就必须使煤、铁、有色金属等战略资源紧紧控制在国家手里，因此我们通常说的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重工业生产领域。但是随着煤、铁、有色金属等战略资源被国家所控制，新的问题接踵而至：要保证重工业稳定、持续的发展，就必须将轻工业纳入国家国防建设的轨道上来，因为轻工业要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衣服、食品等物呀！但国家的资本是有限的，既然重资投入重工业，就没有多少力量投入轻工业，怎么办？国家对轻工业进行一部分投资，主要是将其组织起来，使其服从于国家建设的大局，这就是集体工业的由来。随着轻工业逐步被国家控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谁来为轻工业的发展提供原料呢？农业、农村和农民。但如果农业没有被有效地纳入国家建设轨道的话，一旦市场价格提高，农民就不愿意将农产品卖给国家，怎么办？将农业以军队的方式组织起来，建立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以及民兵连等，其原则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才是个人的。这就是毛泽东时代国有体制形成的过程与原因。
邓小平时代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要变国有经济体制为民营经济体制？为什么要变大生产单位为小生产单位？原因只有一个：第三次世界大战短期内不会爆发。既然战争短期内不会爆发，老百姓为什么要把相当多的人身权利交给强大的组织来支配呢？于是要求把交出来的权利再收回来，如果不交还，他便是“人民公社大锅饭，出工不出力”。怎么办？为了保证生产的效率，只好“分”—将大集体的耕作划分为小家庭的耕作。邓小平时代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步实行的。因此，邓小平改革的前提是世界大战短期内不会爆发，假若没有这个条件，中国还是要实行相当的公有经济体制，无非公有经济体制的形式有所变化而已。例如，同是生产建设兵团，但是东北生产建设兵团早就改成了农垦局系统，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呢，本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改成农垦系统，后来于1981年又恢复兵团这种军政合一的体制。原因者何？由于和苏联关系的缓和，东北原本紧张的战争环境走向缓解，而新疆呢，由于宗教、民族等许多因素的影响，政局远不如内地那么稳定，为此必须强化国家权威的力量，这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至今存在的原因。应该说，如果没有生产建设兵团，新疆的局面哪会有今天这么安定？生产建设兵团在新疆的作用，是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的。
因此，不要认为公的就是好的，私的就是不好的。应该说，哪个都是好的，就看什么情况下哪种体制更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制度是什么？制度就是将人、财、物最有效率地结合在一起的组织方式。制度为什么要变？社会环境变了，制度不变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吗？
如前所述，儒墨道法产生在春秋战国时代，为什么这个时代会产生出诸多要求变革的思想？说到底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造成的。春秋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非常落后，农业生产使用的工具主要是由木、石、骨、蚌制作的。试想，一个农民，拿着一根木棍种地，拿着一把石刀、石镰种地，能打出多少庄稼来？依靠个人的力量能独立开荒吗？能独立播种和搞运输吗？不能，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只能将相当部分的人身权利交给强大的组织来支配。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前476年），社会生产力有了重大发展。
首先，铁器开始逐步被推广应用于各生产领域。由于铁的冶炼技术尚极简陋，铁器中含有大量杂质，不能制造坚韧锋利的兵器，而只能制造农具，制造兵器仍用青铜器。因此当时人们把铁称为“恶金”，而把青铜称为“美金”。“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试诸壤土”，这种说法是春秋时期铁器已被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的证明。
铁器的使用对生产力的提高有重大的意义，尤其对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对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另一项有重大意义的进步是使用牛耕。到春秋中后期，牛耕已成为人们习见的现象。孔子的学生冉耕字伯牛，司马耕自子牛。“牛”字如此多地和“耕”字、“田”字联系起来使用，正是农耕中已广泛用牛的反映。
在农业生产靠手工劳动的时代，耕牛是农业生产中最强有力的动力。
牛耕使犁得到广泛的使用，从而大大有助于增加耕作的深度和广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