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春秋时期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是农田水利的进步。中国农业中早已采用修渠、凿井灌溉的做法，春秋时期已有修建大规模水利工程的记载。楚国的芍陂就是春秋时期修筑的蓄水灌溉工程。春秋末吴王夫差开凿邗沟，“沟通江淮”，这虽是一条运道，是我国开凿南北大运河的开始，但也表明了春秋时代修建水道的能力。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灌溉会大大增加农作物的产量，提高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
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在社会经济关系方面引起变革。西周时期，由于生产工具极为笨拙，在土地上的耕作只能是采用“千耦其耘”、“十千维耦”的集体劳作的生产方式。
随着铁制工具和牛耕的出现，私有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老百姓也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私有土地上，不愿意在公田上多劳动。当大家普遍不愿意在公有土地上劳动时，怎么办呢？只能把土地分下去，既然你愿意偷懒，好！把土地分给你，你自己偷自己的懒吧。土地一旦分下去，便改变了传统集体耕作的生产方式，而被个体家庭生产方式所取代。什么叫个体家庭生产方式？正如黄梅戏《天仙配》所唱的一样，“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两口子把什么事都办了，还能进行人口的再生产—哺育后代，这样才能维持组织的长期可持续性的发展呀！
随着集体耕作的生产方式被个体家庭的生产方式所替代，社会的税收制度也不能不有所变化。税收制度变化的标志是什么呢？从只对公田征税变成对私田也要征税的“税亩”。为什么孔子称之为“初税亩”？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府公开承认由只对公田征税变为对私田征税，因为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所以特别要记下来。为什么要对私田征税？老百姓私人开的田越来越多，老百姓的精力都用在自留地上，致使公田的效率越来越低，产出越来越少，根本无法满足王公贵族日常的消费和政府越来越庞大的支出，不得不寻找新的税收渠道。这里有一个问题，政府的支出为什么会越来越大呢？这是因为，各国生产力的发展是不一样的，各国国力的变化意味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化，在和平谈判难以奏效的情况下，自然就要开动战争的武器，要打仗就需要更多的税收。原来，政府对私田是不征税的，担心一旦征税就要承认它的存在和合法性，现在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不得不对私田征税，而对私田征税就得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就得保护它吧！
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化，一定会导致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随着私人经济的壮大，国家税收制度的变化，老百姓对财富追求的欲望被大大调动起来了。须知，在公有制社会，追求财富是受到社会抨击的。为什么呢？集体的东西就这么多，你多了别人肯定就少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追求吗？肯定不能！现在的状况是，这是我自己开的荒，我干得多挣得多，干得少挣得少，理直气壮！应该说，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被大大调动起来，这是件好事，但万事万物有利必有弊，这就是矛盾的辩证法。老百姓追求财富，官员也追求财富，老百姓过分追逐财富的行为会激化彼此争夺土地的矛盾，官员过分追求财富呢，就会对百姓乱摊派，增加百姓的负担，这样还不激化跟民众的矛盾，还不闹得天下大乱！“争”有两种形式的“争”，即正当竞争和不正当竞争：所谓正当竞争，是指靠完成自己的岗位职责而得到收入；所谓不正当竞争，是指靠背弃岗位职责而得到收入。正当竞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很容易演化为不正当竞争。
在当时社会，从老百姓角度讲，不正当竞争的表现是抢劫偷盗、偷税漏税。为什么百姓有抢劫偷盗的动力呢？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有人得到，有人没得到；有时能得到，有时得不到。一旦得不到，人很容易破罐子破摔，从而走上抢劫偷盗之路。百姓为什么有动力偷税漏税呢？在金钱数额一定的情况下，给国家交少了自然自己得的就多了，这符合人追求富贵的心理，自然有动力隐匿资产，偷税漏税了！
从官员角度讲，不正当竞争的表现是以权谋私，犯上作乱。官员也是人，也追求财富，既然通过税收这种正常的途径得不到，那就很容易利用非正当的途径来谋利，或者犯上作乱，将国君的资产掠为己有；或者乱摊派，乱收费，将百姓的资产掠为己有。孟子讲，“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利益在一定时期就这么多，你要得利，我也要得利，还不发生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一旦走上不正当竞争之路，便会引发很大的社会冲突，从而将社会引向覆灭。
对于上述两部分人的不正当谋利行为，孔夫子义愤填膺，指出，“君子有勇无义而为乱，小人有勇无义而为盗”。什么是君子？指组织中的中高层干部、知识分子等，他们不安于现有分配的现状，有积极追求财富的愿望，但又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谋利途径，什么是不正确的谋利途径，便经常以权谋私，犯上作乱。什么是小人？指组织中的普通员工、老百姓等，他们不安于分配的现状，有积极追求财富的欲望，又不知道什么该干，什么不该干，便干杀人放火、抢劫偷盗的勾当。需要指出的是，君子、小人是对社会阶层的划分，好像我们今天的富豪阶层、白领阶层、小康阶层、贫寒阶层一样，没有褒义贬义之分。杀人放火、抢劫偷盗和以权谋私、犯上作乱两者哪个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更大？显然，以权谋私、犯上作乱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更大。
因此，孔子尽管对官和民这两个阶层的不正当谋利行为都严厉批评，但在批评时是有重点的，更多的时候是批评干部。为什么？一是因为干部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员工将一部分权利交给你，也就意味着你拥有支配员工的权利，能否正确地支配好，就看你的水平，看你能不能教育员工看长远利益。换言之，天下没有不好的员工，只有不好的干部。二是因为人是追求利益的，先得到利益的人是后得到利益的人追求的榜样，因此，要管理好一个组织，大都依靠对少数人的管理带动对绝大多数的管理的。
对于当时的社会，孔夫子还有一个批评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意思是说，在对待利益的问题上，上和下互相争夺，上面老想着跟下面多要，下面老想着怎么少交，没有是非感、荣辱感，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岗位职责，真的是做君王的不像君王的样子，做臣下的不像臣下的样子，做父亲的不像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不像儿子的样子。
孔夫子理想的社会是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说，做君王的像君王的样子，做臣下的像臣下的样子，做父亲的像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像儿子的样子，大家各按自己的岗位职责办事，上下左右和谐，天下怎能不稳定？那么，在君臣之间、父子之间，谁是主要矛盾呢？孔夫子认为，君和父是主要矛盾。为什么？君和父的行为会影响和左右着臣下和儿子的行为。大家都追求财富，做国君和父亲的如果索求无度，那做百姓和儿子的就会隐匿资产甚至抗税不交。
为此，孔夫子的学生有若说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叫“百姓足，君孰若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若足”，意思是说，老百姓有了，君王会没有吗？老百姓没有，君王会有吗？
社会说到底是无数追求利益的人组成的一个复杂的交换体系，是社会各阶层组成的一个彼此无法分割的命运共同体，要想使这个命运共同体长期存在下去，就必须坚持等价交换原则，然后这个交换才能长期地进行下去，这便是双赢原则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具体运用。作为君王，你无限制地跟老百姓要，竭泽而渔，只知道自己追求富贵，想过别人也追求富贵吗？你不让别人高兴，别人会让你高兴吗？老百姓的收入好比是分母，君王的税赋好比是分子，老百姓富了，分母扩大了，分子按一定税赋标准同比例增加，算起来就是一个极大的数字。
如果老百姓穷困，君王即使短时间内能得到大笔税收，但这是竭泽而渔呀！老百姓被逼得活不下去，不是逃亡就是造反，到这时君王还能统治下去吗？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啊？太有道理了！归根到底说的是坚持各自的岗位职责啊！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领导的岗位职责是什么？部下的岗位职责是什么？领导应不应该关心和教育部下？部下应不应该体谅领导的无奈与苦衷？这些都是远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
上述就是儒墨道法产生的时代背景。简而言之，社会混乱，人人都受不了了：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阶级也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不同阶级的思想家们从各阶级的立场出发，纷纷提出关于未来和谐社会及其实现途径的设想，儒墨道法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