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基本的理论范畴有哪些呢？简而言之，就是“仁、义、礼、忠、恕、和、信、教、均、道”。
孔子可谓一位制度大师，也可以叫管理大师。现在不是有制度经济学吗？孔子的思想和制度经济学有“异曲同工”之处。孔子一生奋斗的目标就是要为人类社会从混乱走向和谐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这就是“礼”。当然，仅仅制“礼”还不够，还要将其推行下去，使其变成老百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孔子众多的理论范畴中，“礼”是核心。什么是“礼”呢？在古代思想中，特别是儒家的思想中，所谓“礼”的意义，相当广泛。
《左传》引“君子”的话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这个“君子”，指的就是孔丘。照这个意义说，“礼”包括社会组织、政治体制、社会秩序等上层建筑。用今天的话讲，“礼”就是制度，指的是制约人们行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利益矛盾的一些规则，解决的是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的问题。社会为什么要讲“礼”呢？孔子承认人追求财富的欲望的合理性，但又认为人过度追求财富的欲望会和资源的有限性发生矛盾，这样一定会造成社会成员之间争夺利益的冲突的加剧。欲解决这一难题，那就必须约束人们过度的对财富的追求。这套对社会成员过度的追求财富的欲望加以约束的机制，就称为“礼”。“礼”的核心是什么？规定不同岗位的人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为干好这个工作，应该具备的素质是什么，最不应该具有的品质是什么；当和周围其他岗位的人发生矛盾怎么办，等等。换成孔子的语言表达，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认为，只要社会成员按照各自的岗位职责办事，社会的很多矛盾就可以化解，人类和谐社会的目标追求就可以实现。
在儒家看来，“礼”的职责是“分”，目的是“和”，所谓“礼之用，和为贵”是也。所谓“分”就是强调岗位之间的差异性，一方面顺应不同工作岗位性质的要求，规定要干好这项工作必须具备的素质，应该享有的待遇；另一方面又对可能出现的越位、不到位等问题进行限制、约束。换言之，领导就是领导，群众就是群众，领导就得有个领导的样子，群众就得有个群众的样子。当前很多企业存在的问题恰恰在于：不同岗位的员工经常拿自己的岗位职责去看待、要求别人，结果引来很多不必要的矛盾。例如，老板经常拿自己的工作能力去要求部下，部下经常拿自己的生活水准来要求上级，这能做到吗！怎不大大激化矛盾？当前很多企业、社会中的矛盾就是这样人为制造出来的。
不过，过度强调岗位之间的差异性，也会引起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如何将人和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降低到可容忍的程度，以实现“和”的追求呢？这就需要“乐”来补充“礼”的不足。“乐”的职责是“和”，强调的是社会成员之间的统一性和相互依赖性。这样才能带来社会的稳定，才能有利于矛盾双方冲突的减轻。
总之，“礼”是讲“分”的，但仅有“礼”还不行，还得强调“乐”，强调“和”，这就是中国人在社会管理上的“礼乐文明”。在“礼”和“乐”之间，“礼”就是第一位的，“乐”是配合“礼”，弥补“礼”的不足的。
有一种看法，认为领导应与群众打成一片。这话要客观分析，不然在实践中就会出现偏差。一方面，领导和部下应加强接触，这样做既能密切干群关系，增进感情，还能发现并满足员工需求，为调动其积极性打基础。另一方面，在跟群众接触时应留有分寸。双方接触太频繁，下面对上级没有尊重感；双方老不接触，下级对上级没有亲切感。因此，双方接触时应注意分寸感，一是说话要注意，不知道哪些该说，先明白哪些不该说；二是接触次数不要过于频繁，应把握接触的“度”，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该接触，先明白哪些时候、哪些地方不该接触。
然而，万事万物都是具有可分性的，制度也有好制度、坏制度，我们的努力方向是：争取好制度，避免坏制度。
什么是好的制度？孔子认为，好的制度符合两个特征，一是“仁”，二是“义”。
何谓“仁”？就是有爱心的意思，用孔子的语言表达就是，“仁者爱人”、“泛爱众”，意思是说，有仁心的人一定是那些广泛地爱人、让人幸福的人。《论语》记载说：“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为仁之方也已。”“博施”、“济众”必须有一定的物质条件。“施”，必须有以施；“济”，必须有以济。这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即使像尧舜那样的人，做了君主，也未必能够做到，所以“博施、济众”不能作为“仁”的内容。仁这种品质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还不是“仁”，这只是“为仁之方”，就是说，这是达到仁的品质的方法。照着这个方法所达到的品质，才是“仁”。
把这段话运用到企业当中，就是既要让自己高兴，也要让别人高兴；既要让自己挣钱，也要让别人挣钱，反对那种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行为。试想，你不让顾客高兴，谁会让你高兴？你不爱顾客，谁会爱你？换言之，要想自己好，先得别人好，不让别人好，自己也好不了。这样做就会对人类过分追求财富的欲望加以限制。
当然，孔子所谓的“爱人”，不同于我们所说的爱人民群众，也有别于西方启蒙学者所宣扬的博爱，而是一种按照亲疏、贵贱而有所差别的等级性道德原则。在亲疏方面，要按血统远近而差别对待，首先是要爱自己的父兄，这就是所谓“孝弟（悌）”或“孝友”，其次是爱自己的近亲，又次为远亲，最后才是与自己无血统关系的人。在贵贱方面，首先要爱政治地位、社会地位高贵的“君子”，尤其是其中最高的“君主”，这就是所谓“忠君”、“贵贵”，然后才是爱平民百姓。
等级差别原则是儒家“仁”、“爱”思想的特点；那种不问亲疏贵贱而无差别地爱一切人的“爱无差等”主张，是儒家所坚决反对的。
综上所述，一个好的制度一定要符合“仁义”的原则。一方面，要爱对方，视顾客为上帝，另一方面还要爱得合适、爱得合理、爱得恰如其分。当然，“恰如其分”的内容和形式是会变化的，今天是“恰如其分”的东西到了明天未必还是恰如其分的，这就需要树立变化意识，在长期的动态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交换中寻找平衡点。
由此看来，在“仁义礼”三者的关系中，“礼”是核心，但“礼”
的背后是“仁”和“义”，要力争建设好的制度而不是坏的、不好的制度。
那么，什么是坏的、不好的制度呢？坏的、不好的制度有两个特点：一是只想自己不管他人，只爱自己不爱他人。比如，现在许多行业搞的霸王条款，就是不好的制度。不好的制度由于违背仁义原则，不得人心，因而一定不能长久地继续下去，必定会出现这种现象：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二是这个制度现在是好的，可能过一段时间，情况变了，就变成坏的制度了，因此制度也应该与时俱进，应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一般而言任何制度从它的出发角度来讲都是不坏的，但是时间久了，环境变了，如果制度仍然坚持不变就会出现弊端，也就不能将人们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而制度是有惯性的，一旦形成就长期稳定，并不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结果本来能够将人们的积极性最大程度地调动起来的制度，有可能变为压抑人的积极性提高，甚至残害人的生命的坏制度。
例如，明清时的晋商考虑到交通的不便，以及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规定凡是派驻外地的员工，假若距离不是太遥远，如武汉、北京、上海等，可以三年回一次家，并带薪休假半年。假若距离遥远的，如乌鲁木齐，只能五年回一次家，允许带薪休假一年。这个制度从当时来说是合理的，既考虑到了财东的利益，也考虑到了员工的利益，因而实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铁路等新兴交通工具的出现，从北京回平遥老家，一天即可以到达，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合理的制度变得不合理了，应该加以修改。但总部囿于惯例，不愿意加以修改，而员工考虑到领导的威严，提了几次之后看到没有回音，也就不便再提，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制度得以维持。既然总部不考虑员工，员工只有自己考虑自己了，于是各种违纪现象屡见不穷。晋商所以最后兵败如山倒，制度，包括各方面的制度，不仅仅是员工休假制度，不能凝聚员工，反而成为员工犯错误的巨大诱惑，是一个重要原因。
如何使制度能够与时俱进，顺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呢？我们必须建立能够有弹性地调整制度的机制。如前所述，制度一旦形成，往往倾向于保持，这一方面是出于企业领导的惰性的考虑，即改变制度要增加许多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企业员工流动性低，顾及领导脸面，不便多提的考虑。考虑到企业经营环境变化的迅速性，企业要建立有弹性的调整制度的机制，必须了解员工对制度感受的信息。为此，一是建立厂长信箱制度，建立员工满意调查制度，建立领导和员工的定期联系制度，以便通过这种形式了解员工的不满，为改变制度打下基础；二是每年到年底时，有关方面的员工在一起交流一下，看看哪些方面的制度需要修改，希望通过这些方面建立有弹性的制度调整机制，目的是使制度常新不弊，继续起到凝聚人的积极性的作用。
孔子的“仁学”在管理中的具体运用就是行“忠恕”之道。孔子的学生曾子曾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就把孔子的仁道概括为忠、恕两个方面。《说文解字》对“忠”的解释是：“忠，敬也，尽心曰忠”。《广韵》的解释是：“忠，无私也”。孔子的学生子张问怎样进行管理，孔子问答：“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即管理者不要松弛倦怠，执行政令要忠贞不渝。可见，“忠”的基本意思就是尽心竭力，公而无私，强调的是一种在处理人与人、人与事的关系中，应有尽心尽力、诚实无欺的忠诚态度。亦指不管外界环境发生了什么变化，不管别人对我如何，都要尽心尽力，按照岗位职责去做，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比如，我是学生，尽管考试时有人在作弊，尽管这会影响我在班级的排序，但我仍坚守学生职责，绝不作弊。再如，我跟客户签定了一个合同，尽管社会生活中屡屡出现恶意违约现象，其中有一种是有能力还款但就是拖欠不还，但我仍信守契约，不为环境所动。这种克制自身不健康欲望冲动，坚持岗位职责的精神，就是“忠”，它体现了“仁道”精神。
在今天的管理中，儒家的“忠”仍有积极作用，那就是在管理中，应强调忠于企业、忠于职工、忠于职守、忠于顾客、忠于社会。这“五忠”，实质是“五爱”，是仁爱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具体体现。
忠于企业，体现的是企业成员对企业的爱，是企业获得高度凝聚力、整体力、生命力的源泉。忠于职工体现的是组织内部成员间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关系。其中，管理者应忠于广大职工，职工间应互相敬爱。
忠于职守体现的是每一个人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事业的爱。这种爱，表现为高度的负责精神、敬业精神。忠于顾客，体现的是企业、企业每一个成员对顾客的爱，这种爱表现为优秀的服务、高度的负责精神、良好的信誉。忠于社会，体现的是企业和企业成员对社会的爱，这种爱，表现为自觉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无私奉献精神。
所谓“恕”，就是以自己的仁爱之心，去推度别人的心，从而正确地处理人际关系和谅解别人的不周不妥之处。指的是如何看待他人的弱点，如何看待他人的不足。人有一个倾向，很容易拿自己的优点和别人的弱点比，越比越觉得自己伟大，越比越觉得别人差，这样一来，很容易激化和周围环境的矛盾，从而造成工作的被动。
《论语·卫灵公》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庸》也讲：“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可见儒家“恕”道的基本内容就是，不愿意加在自己身上的，也就不要加在别人身上。儒家的“恕”
道后来还被发展为“挈矩之道”。《礼记·大学》讲：“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挈矩之道。”这是说，你所讨厌的上级的言行，不要拿来对待自己的下属；你所厌恶的下级行为，不要拿来对待自己的上级；你所厌恶的前人的言行，不要拿来对待后人；你所厌恶的后人行为，不要拿来对待前人，等等。因此，“恕”就是以自己为中心，向上下左右进行推己及人的类比推理，也就是平常所讲的将心比心。儒家的“恕”道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一条重要的法则，有着很重要的社会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