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管理者而言，欲理解儒家思想，记住一个中庸之道就差不多了。“中”，系与偏颇和两端相对而言，指适度、适中、正确，无过无不及而恰到好处，无所偏倚而恰如其分。作为哲学范畴，主要是指人的主观认识和行为与事物的客
观实际相符，从而达到一定的预期目标，故含有合乎客观规律的“真理”之意。“庸”是平凡、平常、平易可行，既无改易而又必须灵活掌握的通常之理，系与怪异、险僻、神秘相对而言。从哲学意义上讲，实含有“普遍适用”之意。
“中”与“庸”的结合，旨在阐明“中”这一基本原则并非高不可攀、深不可测，而是人人不可缺少、人人必须遵守、人人可以做到、适用于一切事物而适得事理之宜的普遍真理。
关于中庸的含义，朱熹解释为“无过无不及”。这一解释是符合孔子的原意的。实际上，中庸“无过无不及”的含义，在《论语》中已有相当清楚的表述。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中行”就是“用中”、“执中”，“狂”和“狷”就是两端，“狂”是过，“狷”是不及，“狂”和“狷”都不好，“中行”最好。《论语》的另一段记载表述的更清楚：“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子张有些过头，而子夏又显得不及，过头与不及同样不好。很明显，在孔子心目中，惟有无过无不及的中正才是最好的。
只知执一端，不知执两端，这种过与不及，荀子称之为“偏伤之患”。他说：“凡人之患，偏伤之也。见其可欲也，则不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不顾其可害也者。是以动则必陷，为则必辱。是偏伤之患也。”“偏伤”，就是片面性，只见其一，不见其他，只知执一端，不知执两端。偏执一端，没有他端作牵制，必走向极端，导致“偏伤之急”。
孔子的这种反对过与不及，主张执中的思想，后学从不同角度做了诠释和发挥，但细加推敲，几乎是众口一词，成为两千余年的儒家不易之论。
在当代，给中庸的含义以全新的解释，并与现代科学的思想方法加以沟通的是毛泽东同志。在毛泽东看来，“过犹不及”乃是重要的思想方法之一。其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肯定事物与概念相对稳定的质。
重要的是从事物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他异质。据此，毛泽东认为，“两端”不应如朱熹所注的“众论不同之极致”，而应指明即是“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
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而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并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
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了它的实践意义。他说：“‘过犹不及’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的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相对安定的质。”
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既肯定了它的理论价值，又肯定了它的实践价值。
将“中庸之道”的原理用到具体的生活中，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不要从矛盾的一端跳到另一端，而要在矛盾的两端创造性地寻求平衡点，目的是使矛盾双方的关系不破坏，问题还得到解决。生活中常讲的“摆平”也有这方面的含义。我们居住的国土为什么叫“中国”
呢？不完全是地理上“居天下之中央”的意思，更主要的是它的哲学理念—中庸、中和、中正思想的反映。在儒家看来，社会生活中充满着矛盾，这些矛盾中固然有对立性矛盾，但更多的还是非对立性矛盾。如何在矛盾的两端寻找平衡点，使双方和谐，而不是进一步加大冲突，就成为中国人永恒的追求。
欲在矛盾的两端创造性地寻找平衡点，就得有文化，就得读书。
没有文化，不读书，怎么会有创造性？怎么会创新？要想有创造性，要想创新，先得学习“旧”的东西。“旧”指人类数千年来总结的经验和教训。换言之，“新”是建立在“旧”的基础上的，不会“旧”
也就不会新，用列宁的话讲，不掌握人类创造的全部文化，是无法建设成为共产主义的。
中国人为什么崇敬读书人？因为读书人代表着知识，代表着力量，代表着财富。当然，知识并不天然是生产力，知识要转换成为生产力。
知识怎样转换成为生产力呢？必须跑市场、下车间，这样才能了解市场的需求及购买能力，才能了解员工的需求及工作能力的高低，才能设计出既方便制造也方便销售的产品，才能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实现自身价值。
有人把孔子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无过无不及的思想，视为折中主义，这是不妥的。
事实上，孔子不但不搞折中主义，反而十分痛恨搞折中主义的人，孔子将这种人名之曰“乡愿”，“子曰：乡愿，德之贼也”。什么是“乡愿”？为什么说“乡愿，德之贼也”？对这个问题，《孟子·尽心下》以问答的形式做了详细的说明：曰：“何如斯可谓之乡愿矣？”曰：“何以是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愿也。”万子曰：“一乡皆称愿人焉，无所往而不为愿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
也。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雅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愿，恐其乱德也。”
这段引文是从孔子对狂狷之人的评论引发而来的。孔子认为狂者志趣远大，但实践不够；狷者洁身自好，但不合时宜，两者一是过一是不及，都不符合“中行”。但确有“乡愿”这么一种人，好像想纠正狂狷两者的偏向，实际上是虚伪的；同时，两者虽然有过与不及，但两者的优点在他身上一点也没有，相反地，他志趣卑下，行为龌龊，却能装模作样，善于欺骗、奉承，讨众人的喜欢。孟子认为，乡愿之人的可恶之处在于：他“同乎流俗，合乎污世”，“阉然媚于世”，但是这种人却又隐藏得很深，掩饰得很巧，“无所往而不为愿人”，“一乡皆称愿人焉”；他随遇而安，毫无原则，八面玲珑，四处讨好，圆滑得“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好像最得中正之道，其实他的中正，不过是媚世取宠，随声附和的骗术而已。这种人的思想，才是真正的折中主义。
孔子明确表示，之所以讨厌这种“似而非”的“中道”，正因为它是乱苗之莠，乱朱之紫，如果“乡愿”之人得计，那必然以佞乱义，使社会背离“尧舜之道”，所以“乡愿，德之贼也”。
由此看来，把孔子的中庸之道说成是折中主义，这是不合乎孔子思想实际的。
欲把“中庸”之道正确地贯彻到生活当中去，还要学会“权变”，这样才能到达“时中”的境界。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它是中庸之道的重要特征。
“权”字最早作“秤锤”解，孔子将它纳入自己的“中庸之道”，从而使“权”成为在事物变化中求得中道的最高手段。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就是说，可以同他一块求学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块依道而行；可以同他一块依道而行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块通权达变。可见，孔子主张不但事事要依道而行，而且要不拘泥于常规，随时通权达变而合于道。权与道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统一的。这是中国古代“权”说的起点。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思想，他说，“可以取，可以无取，无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意思是说，廉者无取于人，可是，在有些情况下，“无取”反而伤廉。惠者乐于施与，可是，在有些情况下，“与”反而伤惠。勇者视死如归，可是在有些情况下，“死”反而伤勇。孟轲的这些话，都是“时”的思想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