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边我们略谈一下孔子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孔子管理思想的目标是什么？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之间，物质文明是第一位的，没有发达的物质文明，就不会有发达的精神文明，两者的关系是先物质再精神。但是，物质文明发达了并不必然会自动地到达精神文明，还要借助教育的手段，换成孔子的话讲就是“富而教”。一般来说，家庭什么时候闹离婚？家庭富了，闹离婚的概率特别高。企业什么时间会出现合伙人分家的现象？富了以后，合伙人分家的现象特别多。
为什么？富了以后个人对集体的依赖减少，不愿意再像过去那样把相当多的人身所有权交给组织支配，而是要求收回一部分权利，从而在新的合约基础上重构团队的基础。对组织来说，这就有个如何分配的问题，但怎能分得绝对公平？基于追求利益的天性，当人们认为分得不公平时，就要打架。怎么办？只有在尽可能分得公平的基础上，教育人们用长远利益克服眼前利益的短视，才能形成一个仍然有战斗力的团队。所谓教育人们用长远利益克服眼前利益的短视，就是孔子说的“富而教”啊！
孔子管理思想的出发点是什么呢？承认人追求财富欲望的合理性。孔子的原话是怎么讲的？“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什么意思？就是说，人这一辈子忙来忙去，不过是为了两个字“富与贵”，不过是为了避免两个字“贫与贱”。社会上的每个人都追求富贵，但追求富贵的层次不一样。孔子说，“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把这句话运用到企业中就是说，知识分子、中高层干部更追求精神生活、更追求长远利益；普通员工则更追求眼前利益、更追求物质生活。因此，对不同层次的人应采取不同层次的管理，需要什么满足什么，这就是分层次管理，换言之，就是“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比如，老百姓需要物质利益，你老给他讲高远的理想，他会觉得你是“地对空导弹”，没用！干部呢，追求长远利益，你老是给他讲眼前利益、讲干多少活给多少钱之类的，他会觉得你“俗不可耐”。
孔子还说了一句话，“性相近，习相远”。意思是说，追求财富、追求富贵之心，人人皆有，但不同的人在追求富贵时表现出来的行为却大相径庭。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由得到富贵的程度和难度两个因素造成的。有人得到了富贵，有人没得到富贵，那么这两类人的行为肯定是不一样的。管子说得好，“衣食足则知荣辱，仓廪实则知礼节”。有人得到富贵很容易，有人得到富贵很艰难，那么这两类人的行为也是有差别的。轻易得到富贵的人往往很张狂，骄傲自大，生活奢侈；而经过艰难的追求才得到富贵的人呢，往往做事谨慎，处世低调，生活简朴。少年得志的人和“范进中举”类型的人相比，其行为当有多大的差别！
既然人人都追求财富，为什么还会有贫富的不同？一般来说，要得到财富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努力，二是能力。努力是态度问题，能力是水平问题。人的先天禀赋的不一样，再加上后来接受教育和把握机会的能力的不一样，最后造成的后果一定不一样，这里还不讲运气因素的作用。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讲，人生而是不平等的，正因为这个不平等，我们才追求最终的平等。如何从不平等中追求出平等？
重视教育。教育有什么作用呢？教育能提升人的劳动欲望，能提升人的劳动能力，能提升人们把握机会的能力。故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意思是说，官员受到教育后，会更认识到自己能力的不足，会更懂得关心员工；员工受到教育后，会更体谅领导，更能领会领导的意图，这样工作的执行效率肯定会提高。现在世界发达国家是怎样帮助不发达国家的？一是重视教育，二是重视医疗卫生。教育治其心，医疗卫生治其身。
孔夫子认为贫富差别是合理的，为什么？行业利润率的差别使然。他是这么讲的，“学也，禄在其中；耕也，馁在其中”。就是说，读书的预期利润高，而务农的预期利润低。为什么这么说呢？
读书是复杂劳动，在社会需求量一定的情况下，由于供给不多（一般人考试通不过），处于相对垄断状态，当然利润高了。这里还不讲人受到教育后，把握机会能力提高的因素。而当农民呢，由于从事的人太多，生产的产品没有差别，处于完全竞争状态，利润当然要低了。基于此，有抱负的年轻人应该选择读书报效国家的道路，这既对个人有利，也对国家有利。而孔夫子呢，则积极通过办学帮助年轻人实现自身价值。
孔夫子虽然承认贫富差别的合理性，但也认为贫富差别不可过大。
为什么呢？他说，“贫而无怨难”、“好勇疾贫，乱也”。意思是说，人贫穷了而又不抱怨是很难做到的。人不安于贫穷的现状，又有勇力，就很容易蠢蠢欲动，以致发生杀人放火、偷盗抢劫等现象。一句话，穷人活不下去了，富人也活不好，因为他要抢夺富人。因此，尽管贫富差别有其合理性，但差别太大了也不好，要把它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基尼系数”就是当今的人们创造的，用来评判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贫富差别程度的标杆！
怎么既顺应人们对财富的追求，又避免贫富差别过大呢？孔夫子的办法有二：一是顺应人们对财富的追求，让老百姓富裕起来，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具体来说，有以下几项内容：第一，节用。孔子主张治国要“节用而爱人”，又一再宣扬，“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这都说明，他是把“俭”或“节用”看做管理社会的重要原则之一。
孔子讲的“俭”或“节用”，完全是从消费方面讲的，而且主要是从国家统治者的角度讲的。试想，如果统治者在消费方面挥霍无度，必然会以苛重的赋税、劳役剥削老百姓，结果虽然生产增长了，仍不可能富民，甚至使百姓更加穷困。
读一读孔子的学生有若同鲁哀公的一段对话是饶有兴味的：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这是中国古代一段脍炙人口的对话。在这段对话中，有若较为正确地指出了富国同富民、国民经济同国家财政的关系，体现了藏富于民的思想，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对这种思想的最早的明确表述。有若明确地要求减税，并指出重税会削弱课税的基础，缩减税收的来源，讲得也是颇为精彩的。
当然，孔子也不主张无限制地节用，而是节用到“礼”所规定的标准。你毕竟是“官”，在老百姓眼里代表着富贵，你“节”得太厉害，穿得破破烂烂的，怎么赢得老百姓的敬服？老百姓不敬服你，你在百姓中没有权威，说话谁人听呢？故孔子曰，“俭则固”，意思是说，太俭约，即显得固陋、小气，有损体面，不利于对实施对社会的领导。
因此，孔夫子主张节用，但又要求节到与岗位职责相适应的程度，这是中庸之道在节用方面的具体应用。
第二，轻徭。假若说，薄赋指的是少占用老百姓的劳动成果，轻徭指的则是别占用老百姓过多的劳动时间，目的是让老百姓有更多的劳动时间，有更多的生产资料，可以维持甚至扩大再生产。试想，古代社会修路、建桥、打仗都需要老百姓，总需要占用他的时间，但对他的时间占用得多了，他个人用在生产上的时间自然就少了，这样既不利于生产者，也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利益。按照孔子中庸之道的原则，对老百姓肯定是要征收税收和征发徭役的。问题是应该怎样有效地对百姓征收税和征发徭役，以兼顾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兼顾长远和眼前的利益呢？
徭役，特别是为统治者寄生生活服务的非生产性徭役，是社会生产的沉重负担。因此，早在春秋时代以前，就已有反对过重的劳役，指责劳役过重妨碍农业生产的思想；进入春秋时期，这种思想更是屡见不鲜。管仲的“无夺民时”开始从政策方面提出了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孔子是思想家中提出解决这种矛盾的指导原则的第一人。在关于征发徭役方面，孔子提出了两项主张：一是“使民也义”，就是主张在征调民众为国家服徭役时，要遵守义的原则和礼的规定，兼顾国家和民众、眼前和长远利益，不可任意科派，竭泽而渔，使百姓的徭役负担过于沉重；二是“使民以时”，意思是使用百姓从事无偿劳役要在农闲之时，而不可漫无限制地征派劳役，以免与农业争劳动力，妨碍农业生产。
孔子的主张即使在今天也有很重要的价值。例如，总公司往往让分公司、领导往往让下属填很多表格，表格填多了，下面就糊弄你；另外，为什么要填这么多的表格？能不能几个部门联合制一张表格，能不能一段时间制一张表格，而不是几天就制一张表格？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多给下边的百姓腾出更多自由劳动的时间。
第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意思是说，顺应老百姓对财富的追求，进行制度、政策的创新。具体到当时孔夫子所处的时代，就是呼吁公有经济私人化，向个体小农家庭所有制开放更多的经营领域。
孔子认为“小人喻于利”，因此主张在使用“小人”（即庶民）从事各种劳动和服役时，必须使他们能得到一定的经济利益，这就是他所说的“惠则足以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