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认为，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惠而不费”，即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而组织又没有什么花费，这就是管理的效益最大化，即以尽可能少的代价取得尽可能多的成果。这是一个具有共同性、普遍性的经济原则，孔子是中国历史上首先明确提出这一原则的思想家。这一思想，时至今日，仍在闪耀着光芒。
怎样做到“惠而不费”，孔子的主张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即让百姓从事自认为是有利的活动并从中得到利益。百姓从这种活动得到的利益，是百姓自己生产出来的，创造出来的，百姓得到了“惠”，而管理者、统治者并未付出什么，这自然就是“惠而不费”。邓小平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不是制度创新？国家没投一分钱，老百姓干劲倍增，百姓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都得到了充分的保证。
二是，不仅要让老百姓富裕起来，还要节制老百姓过分的对财富的追求，这就是以义制利换言之，就是用长远利益克服老百姓眼前利益的短视，做到见利思义，用合适的行为来得到合理的财富。因此，孔子一再劝告人们要“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反对“不义而富且贵”。
究竟什么样的求富、求利方式是不义的呢？孔丘未做过全面的论述，但把他的有关言论汇集起来，他至少讲了三个不合适的追求财富的行为，即三个“不义”的行为。
一是统治者的聚敛、兼并。
聚敛指统治者用财政手段搜括民财；兼并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指用武力夺取其他贵族的土地、财富和劳动力。孔子曾指责他的学生冉求说：“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这是批评冉求为给季氏增加财政收入而提高了军赋的征收率。在季氏出兵攻伐一个附庸小国以兼并其土地和劳动力时，孔子也表示反对，并提出了“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的论点，即他认为季氏通过兼并来增加自己财富和人口的做法是不义的。
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不用财政手段从百姓手中征收一部分财富，孔子当然不是把一切用财政手段取得财富的行为都称为“聚敛”，而只是把超越正常的财政制度征收民财的行为斥为聚敛。把孔子的思想放到今天，就是说，官员对老百姓过分地征收税收、乱摊派是不义的。
看到别的国家富，侵略别的国家，像伊拉克侵略科威特那样，将别的国家的财富掠为己有也是不义的。
二是老百姓的偷窃、抢劫。
孔子曾说，“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可见他认为以偷窃、抢劫的方式获得财富，是不义的。郑国子产为政尚猛，即强调对犯法者严刑镇压。他的继任者一度放松了这种镇压，郑国盗窃、抢劫的案件增多，又恢复了严刑镇压的办法。孔子对此大加称赞，可见，他对这种靠偷窃、抢劫而获得财富的“不义而富”行为，是主张严厉处置的。
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看别人挣钱多，生气、红眼病，于是偷盗、抢劫，此乃不义。
总之，对“小人”用偷窃、抢劫来获得财富的行为，孔子认为是不义的；对“君子”在礼制所规定的范围之外的财政征收以及夺取其他贵族财富和劳力的行为，即所谓聚敛和兼并，他同样认为是不义的。
“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三是有权势的人，从事私人经济活动，与民争利。
臧文仲的侍妾“织蒲”，孔丘也把它列为三不仁之一。看民间经济发展得好，于是自己也来干，在孔子看来，这就是不平等的竞争，也属于不义的范畴。为什么呢？你有权力，你来制定规则，你既是运动员，还是裁判员，这让老百姓怎么干？这就是与民争利，对此是孔子非常反对的。
春秋时期鲁国有一个宰相叫公仪休。有一次，公仪休回到家里，看到他的少妾在织布，公仪休很生气，把她给休掉了。大家可能会想，多好的太太，多么会精打细算过日子，这样的好太太怎么能休掉呢？但公仪休不这么想。他说，国家给我的钱够多的了，就是让我买别人的衣服的，你再织衣服，那么别人的衣服就可能卖不出去，他的衣服卖不出去，那其他人的产品的销售就要受到影响，如此一算，这影响就太大了。因此，作为官员，不能只想自己的小家，还得想一想国家这个大家，琢磨怎么让老百姓活下去，为此，做宰相的公仪休自然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应该说，公仪休讲的道理很类似宏观经济学的“乘数原理”，确实，需求的扩大和缩小对经济的影响非常大。公仪休如此坚守岗位职责，正是对儒家的不与民争利的主张的实践，是官员的好榜样。
什么是“义”的行为，什么是取财之“义”呢？孔夫子认为读书是义的，他说，“学也，禄在其中”，主张“学而优则仕”。他培养的学生，到各国做官的很多，同时孔夫子也积极为学生找工作。
经商是“义”的。子贡是孔子培养出来的第一流外交家，大商人。
孔夫人很欣赏子贡，他跟子贡开玩笑说，我赶马车赶得不错，假如你能让我富裕起来，我给你赶马车吧。尽管这属于师生之间的开玩笑，但也表明儒家，尤其是初期的儒家没有重农轻商的思想。为什么呢？
农民是做不到绝对的自给自足的，至少铁制农具、食盐，他是要依赖于外部世界的供给的，这就需要商业来沟通有无，因此商业发展好了，对农业也是一个促进。因此，儒家，尤其是初期的儒家是大力主张发展商业的。
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贯彻“义”的思想呢？孔夫子首重教育手段，主张通过教育在全社会中树立新的道德观、价值观，做到社会成员自我监督与社会监督的结合。
孔夫子为什么非常注重教育呢？他认为老百姓有认识世界的能力，这就是孔夫子最伟大的地方：把老百姓的地位提高到跟贵族一样的程度。过去只有贵族受教育，农民不受教育，因此社会中才有这样的习俗，“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贵族是受过教育的人，能看到长远利益，能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因此对犯了错误的贵族用教育手段就够，不必采用刑罚这种极端的手段。老百姓呢，由于没有受过教育，看不到长远利益，因此教育手段对老百姓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只能严刑峻法才能使其觉悟。孔夫子基于社会大变革中民众地位提高、贵族地位降低的现实情况，认为无论君子、小人，都是人类，既然贵族能受教育，老百姓也应该受教育，主张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并且率先垂范，“有教无类”，让民众接受良好的教育。
教育有什么好处呢？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采用严刑峻法的办法，老百姓也会不犯错误，但没有羞耻感，一旦条件适合，仍会照样犯错误。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呢，只要教育民众什么是该干的，什么是不该干的，老百姓有了耻辱感，就能约束自己不犯错误。我们知道，人是有思想、有意志的，一个人想犯错误，十个人也管不过来，不知道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什么方式犯错误，因此你只能教育他，让他看到长远利益，让他自己不要想犯错误的事。
除教育手段之外，孔夫子也重视别的管理手段，如政、法的作用，主张各种管理手段要配套使用。只是在文武之间，主张以“文”为主，但不排除“武”的作用。
孔夫子重视教育的作用，但也认为教育不是万能的，一旦发生教育失效，那就要用“武”来弥补“文”的不足，这便是“文武之道”了。孔夫子是这么讲的：“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意思是说，对老百姓太好，老百姓会觉得这个官很和气、好糊弄，对他的话可能不会听，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该怎么办？那就更严厉一些，但太严厉了属下往往害怕，一害怕工作效率就发挥不出来，到这个时候再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文武相济，调动起民众的积极性。
在众多的管理手段中，孔夫子认为主要应靠教育，行政、法律手段应放在次要的、辅助的位置，而且在使用政法手段时，也应同教育手段配合使用，使民知法、畏法，而且耻于犯法。孔子怎么讲的？
“不教而杀谓之虐”，意思是说，仅制定了制度还不够，还要宣传制度，不然老百姓照样犯错误。一旦犯了错误，不能不处分，这不是“不教而杀谓之虐”吗！而且，仅靠杀戮的暴力手段是不能让民众心服的，一旦机会合适，照样犯错误。这就是孔夫子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原因。
孔夫子是怎么做的呢？孔夫子做鲁国大司寇不到半年，就把鲁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即使对犯了罪的人，孔夫子也乐意使用教育的办法。
比如，有父子俩来打官司的。孔子把他们二人逮起来，关在同一间牢房里，三个月过去了也不判决。那个当父亲的请求撤销诉讼，孔子赦免了他们。季孙氏（其时鲁国的当政者）听到这件事不高兴，说：“大司寇欺骗我。先前告诉我说，必须先用孝道治理国家，现在我要杀一个不孝的人，来教育百姓遵守孝道，不也可以吗？可他却加以赦免，为什么呢？”冉有把季孙氏这些话告诉了孔子。孔子叹息道：“哎呀！身居高位的人没有做好引导教化的工作而滥杀百姓，这是违背常理的行为。不用孝道教育他们，却直接审理他们的案件，这是屠杀无罪的人。？？在上位的不能推行教化，上边教的不行，罪过不在百姓身上。法令松弛却惩罚很严，这是残害；搜刮无时无尽，这是残暴；不教却要求成功，这是暴虐。施政中没有了这三种弊害，才谈得上使用刑罚。？？现在的社会却不是这样，教化乱了，刑罚繁多，让百姓迷惑，陷入犯罪的地步，随着又制裁他们。所以刑法越多，而盗贼却无穷无尽。三尺高的险阻，即使空车也不能越过，为什么呢？是因为陡峭的缘故。百仞高的大山，负载极重的车子也能拉得上去，为什么呢？是因为由低渐高有坡度的缘故。如今世道衰微已经很久了，即使有刑法，百姓能不触犯吗？”
总之，孔夫子不是不讲武力，而是强调武力要建立在文化教育的基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