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人性论和孟子是根本对立的。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又说：“性（生）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
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这就是说，“性”是人从其生理直接构成，“不事而自然”的心理素材。性对于外物的反应，有好、恶、喜、怒、哀、乐等情。照荀子的说法，这都是属于自然一方面的，所以好、恶等情，称为“天情”。顺着这些情的自然发展，情与情就要互相冲突，人与人也要互相冲突，互相争夺。幸而人还有作为“天君”的心。荀子说，“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为天君”，心可以对感官得来的认识进行分辨取舍，可以在互相冲突的诸情中，加以选择，调整。“天性有欲，心为之制节”，照着心的选择调整，经过学习而得到的东西，就叫“伪”。照荀子的说法，社会的制度、道德、文化，都是从“伪”出来的。
在荀子看来，道德不是自然界所本有的东西，而是社会的产物。
他说：“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这段话明确地说明，荀况所谓“性伪之分”，也就是“天人之分”。“伪”
的意思就是人为。荀子所说的“伪”是跟自然相对立的，不是跟真实相对立的。荀况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本始材朴”，是说原始的材料，这是属于天的。“文理隆盛”是在原始材料上的加工，这是属于人的。荀子认为，这其间的界限必须严格划分。
荀子举出了一些证据，证明“性恶”。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这就是说，恶是出于人性之自然；“善”是出于对于人性的改造。
荀子又说：“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故富而不愿财，贵而不愿势，苟有之中者，必不及于外。用此观之，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这就是说，凡人所欲求的东西，就是他所没有的东西，如果他已有了，他就不欲求了。人都欲求“善”，可见他本性中原来没有“善”。
综上所述，荀子认为，由于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一定会发生人和人之间争夺资源的冲突，为此不得不克制人对财富的过分的欲求，这就需要礼义和政府。在这点上，荀子和他之前的思想家（如孔子、孟子）没有任何不同。问题是礼义定出来后，人们能自觉执行吗？孟子和荀子都认为能，原因是他们都认为人有认识世界的能力，能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用孟子的话讲，这是人天生就具有的“良知”、“良能”；用荀子的话讲，就是“人有气，有生，有知，并且有义。”在为什么人能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的问题上，孟子和荀子则有明显的分歧。
孟子认为人性善，即人天然有想做好事的动力。据他讲，每个人生下来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他称之为“四端”。“四端”如果能发展起来，就成为“仁”、“义”、“礼”、“智”的“四德”。他认为“四德”是“四端”的发展，所以这“四德”都是“我固有之”。他认为所谓“圣人”，也就是能把“四端”
发展到最完全的程度。人人既都有“四端”，要是能把“四端”“扩而充之”，都可以成为“圣人”。所以他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当然，人有“善端”，只是说有善良、仁义、做好事的萌芽而已，至于这四个“善端”能不能发扬光大，还要看是不是创造了足够的使柔嫩的枝芽成长为参天大树的条件。为此，孟子主张通过基本的物质、精神条件的满足和教育的加强等，使人的善良心成长起来。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孟子所讲的人性特指人的社会性，荀子的人性特指人的自然性，即不经过任何人为加工的原始品。荀子说：“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荀子认为人天然地追求各种享受，这样必然会引发争夺资源的冲突，为此必须运用外力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但是，天性追求享乐的人能接受礼义的约束吗？
荀子认为能。原因是人的行为是受到被他称为“天君”的心的指导的，“心”可以对感官得来的认识进行分辨取舍，可以在互相冲突的诸情中，加以选择，调整。在荀子看来，社会的制度、道德、文化，都是这样由“心”选择出来的。那么，“心”为什么要选择礼义呢？
荀子认为，这是由于人性恶的天性造成的。正是因为人之性恶，爱追求目前缺乏的东西，所以才追求各种美好的事物，包括追求仁义等。
由此出发，荀子主张通过教育的方式启发人的觉悟，从而将人内心深处的对美好事物追求的心激发出来。
由此可见，荀子的人性恶理论没有什么稀奇的新东西，不过是将前辈的议论，诸如孔子认为人追求富贵，商鞅认为人追求名利综合起来，用人性恶这一词汇概括而已。从人性恶出发，荀子得出了两个结论：一，如不对人的这种过分追求利益的天性加以限制，一定会引发社会矛盾，这点和孔子、商鞅，包括孟子都没有差别；二，人追求富贵名利的天性会引导他们自发地追求仁义。因而，荀子的政策主张也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隆礼，即重视教育的作用；二是重法，即重视制度的作用。他认为，对老百姓的管理，更多地要用制度的手段；对知识分子及其他社会上层人士的管理，更多地要用教育的手段；当社会普遍穷困的时间，更多地用制度的手段；当社会逐步走向富足，则更多地用教育的手段。
荀子从人性恶出发得出的人追求美好生活、美好事物的结论，和我们常说的物质生活满足了、追求精神生活，生活数量满足了、追求生活质量，可谓异曲同工，也符合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的五大需求层次理论，即人首先追求生理需求的满足，然后再追求安全需求、情感需求、地位（荣誉）需求、自我价值实现等。荀子的结论还符合孟子的“无恒产者无恒心，有恒产者有恒心”理论，管子的“衣食足则知荣辱，仓廪实则知礼节”理论，讲的都是只有物质满足了，人才追求美好的精神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