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仁政”主张
在儒家大师中，孟子大讲特讲人性善。“善”是指善良的行为。
孟子认为人天性喜欢做好事，有做好事的强烈内在冲动。试问，天地间，有哪一位喜欢做坏事呢？人追求富贵，人讨厌贫贱，谁不愿意听好听的话，谁愿意听批评的话？孟子所说的“性善”的那个“性”，不仅具有生物学的意义，而且有逻辑和道德的意义。这就是说，人身上既有天然存在的人性的光辉，也具有动物的兽性，剩下来的事情就是怎样创造条件，让人性的光辉得以高扬，使人脱离低级趣味状态，成为一个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这也就是儒家讲的“成人”。
但人们又会有这样的疑惑，生活中每天发生多少坏的事情，哪件不是人做的？由此可见，人性不是善，而是恶。确实，每件坏事都是人干的。既然人想做好事，为什么最后却做了坏事？换言之，好的动机最后却带来坏的结果，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生活中发生的那么多的坏事，是环境限制所致，是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当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不突出时，犯错误率低；反之，当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激化时，犯错误率就会提高。因此，想做好事和是否能够做好事，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这是动机和效果的关系。我们所要努力的是如何创造人做好事而不做坏事的条件，如何增强人抵抗外来诱惑，如糖衣炮弹、美女金钱的能力。
我们知道，孟子出生在战国前期。战国是什么时代呢？中国历史上最乱的时期，人性的丑恶暴露得最充分的时期，连没有什么文化知识的老百姓都能看得明白的事情，伟大的孟子会看不明白？孟子的伟大就在于：他从人类大量的做坏事的行为中间看到了人类做好事的萌芽，换言之，他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在不利中看到了有利，在老百姓不愿干活当中看到了有干活的向上的萌芽，并且积极探索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如何创造条件让人性善良的萌芽得以发扬光大，这就是孟子的伟大。孟子的这种伟大太需要当代的企业领袖学习了，因为企业领袖太需要这种在顾客不买的现象中看到买的萌芽，在员工、合作伙伴工作积极性不高的现象中看到积极性提高的迹象的能力，并且积极创造条件将其迸发出来，而不是一味抱怨。
孟子认为，就人生来就有的资质来看，人的自然资质有两种，一种是人生来就有的食色之性，一种是人的义理之性。他认为，食色之性是人与动物共有的属性，就此出发，不能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而只有义理之性，即人生来而具有的四种“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才是人所特有的，因而应把人的向善的本能称为人性。换言之，人性的光辉是什么？讲理想，讲道德，讲志向，必要的情况下为了集体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这种在让自己幸福的同时也让别人幸福，甚至在必要的情况下为他人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的行为就叫“义”。这是人独有的、动物所没有的，是不是？这才是人和动物的差别，是我们在分析问题时一定要注意的。
孟子讲人性，只讲人生来具有的某种向善的可能性，而没有讲人的本质。属性不同于本质。一个事物的本质可能有多方面的属性，而本质是各种属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孟子讲人性是善的，并没有讲人的本质是善的，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孟子看来，人性本善，只是说人潜意识里面有做好事的萌芽，即四种“善端”，只要将这四种“善端”发扬光大，柔嫩的枝芽也会成长为参天大树；反之，如果对这小小的嫩芽不注意培养、维护，那么柔嫩的枝芽就会逐步走向枯萎并最终死亡。因此，孟子坚信，经过后天的不断努力，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反之，如果不好好努力，也有可能变为夏桀、商纣这样丧失人性的暴君。
如何将柔嫩的枝芽培育为参天大树，而不走向枯萎乃至死亡呢？
孟子提出的条件是让老百姓得到最基本生活的满足。他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什么意思呢？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要想让人做好事，那就要创造做好事的条件。人做好事而不做坏事的条件是什么呢？最基本的生活水平的满足。谁愿意当坏人，那不是没办法吗？吃不上喝不上的，做好事的条件不具备，做坏事的条件倒开始具备，于是人就只好向野兽的方向发展了。
一、“恒产论”
孟子所说的“富民”，其直接目标是使一般平民百姓都能维持一家数口的衣食温饱：“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其终极理想是使一切百姓“至足”，即达到极其富裕的地步。他曾满怀豪情地说：“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为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孟子认为仁政的根本措施在于使民占有足以维持全家人生活的财产。这种财产实际上指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他把这种财产称之为“恒产”。他认为当时的一般平民百姓没有足以维持全家人生活的“恒产”。“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孟子认为这种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一般百姓如果“无恒产”，就不会有“恒心”，而“无恒心”的人“放辟邪侈，无不为己”，什么违法犯罪的事也干得出来。这是非常危险的。
因此，必须使民有足以维持全家人生活的恒产。孟子把恒产的内容规定为每家有百亩田、五亩宅，又把应拥有这种恒产的农家称为“八口之家”。当时的百亩约合现代的三十亩强。一个拥有三十亩耕地和一小块宅地的农户，正是一个典型的个体农户。
将土地分下去还不够，还要将农民稳定在土地上。鉴于个体经济具有规模不经济的弱点，孟子主张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发挥集体互助的作用，以弥补单个的个体小家庭的不足，为此就需要有一个领导核心—村政府发挥作用。孟子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方里而井”指的是社会自治单位。既然是社会自治单位，就一定要有管理者，如何保证管理者的政务支出呢？孟子的办法是通过劳役地租的方式来解决办公费用问题。
孟子指出，有了村政府后，农民可在村政府的协调指挥下，做到“死徒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意思是说，邻里之间可通过互相帮助的办法来解决小农规模不经济的弱点。
如何提高个体家庭经济的经营效率呢？孟子也有较为具体的经营管理设想。他设想的是一个男耕女织、耕织结合的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他说：“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一个农户不仅要耕织，还要养鸡、养猪、养狗。他认为一户人家应养“五母鸡，二母彘”。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这是不是主张在满足生活数量追求的基础上，提高一点生活质量？孟子真是一个伟大的人民思想家，替民众考虑得真周到，与墨子主张的过一个满足温饱的生活水平相比，孟子的做法才真正给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指出前进的希望。
二、富民的支持条件之一：对政府的要求
为了发展小农经济，孟子主张建立政治清明、高效廉洁的政府，为此要求政府必须在如下问题上注意：（一）义利论孟子继承了孔丘的义利观，也主张以“义”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他之所以讲“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是针对着统治者讲的，是为了调节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避免各级统治者之间的争夺。当梁惠王问孟子：“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所以，作为诸侯国的王，要讲仁义，不要讲利，以避免“上下交征利”而造成国家的危乱。
孟何强调仁义，也是为了调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其重点也是约束统治者的求利行为。孟子认为当时的君主不讲仁义，不行仁政，结果造成一方面“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另一方面，君主“庖有肥肉，厩有肥马”，“仓实，府库充”。孟子认为应以仁义来约束君主，以调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在孟子看来，由于政治搞不好造成人民的死亡，是“以政杀人”，它与以刃杀人同样属于不仁。
将孟子的思想运用到企业经营当中，就要求企业领导人教育每一个员工树立岗位责任意识。在企业基本的规则和契约制定以后，剩下来的事情就是琢磨如何完成工作。每一个岗位只要把各自的工作做好了，利润及其分配的事情那不是很好办吗？现在的问题在于，总公司不是更多地琢磨如何完成领导责任，如何为下属公司的生产和经营创造更好的条件，而是议论下面挣得如何比自己多。而下属公司，不是更多地琢磨如何完成工作，并及时弥补上级领导的某些不足，而是一味地抱怨上级领导，并利用政策的漏洞打擦边球，搞“小金库”以及其他的歪门邪道。这样还怎么上下一致完成工作，是不是会“上下交征利则亡”？
（二）赋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