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韩非影响最大的是秦晋法家。他对前辈的法家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又借鉴了别的学派，如儒家、道家、墨家的一些理论和政策主张，最后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法术势三者的统一。
韩非曾经对法家的三个主要支派代表人商鞅、申不害、慎到的主张进行了深入分析，评论其长处和不足。在秦晋法家中，他首先强调的是商鞅的“法”，认为治国必须奉法。他说：“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但是只讲法，不讲术和势是不行的。他指出，商鞅变法做到了富国强兵，但商鞅“无术以知奸”，结果变法虽著成效，而几十年间，秦仍未能统一天下，其原因在于“主无术于上之患也”。因此，君主必要通晓申不害的“术”。韩非还认为，即使知法和术，而不知用慎到的“势”，则国君、国家在关键时刻仍有身亡国倾之危险；为了以法治国，必须同时结合势，使国君成为主宰一切的权威。他认为君主若要保持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必须早日制定严厉、明确的法令，使臣民遵守；牢牢掌握压倒、控制手下一切人的“势”，绝对不许任何人分享这种“势”；并使用各种权术以伺察臣下对君主的忠诚程度，做到“抱法处势”和有“术以知奸”。韩非的这种法、术、势相结合的主张为新兴地主阶级确立、加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一整套理论基础。
韩非认为，商鞅变法所以能够奠定秦国富强的基础，就因为其严格的制度思想在民众的头脑中深深地扎根，最终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他说：“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贤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万不失，则人力尽而功名立”。意思是说，无论做什么事，都需要依靠一种客观的标准，不能依靠主观的判断。奚仲据说是古代的一个善造车的人，但是他造车也需要圆规方尺，如果他不用圆规方尺而只凭主观的猜测，就一个轮也造不出来。王尔据说也是古代的一个巧匠，但是他也需要按尺子量尺寸，如果他不用尺子而专凭主观的判断以决定材料的长短，那他也要发生错误。尧据说是古代善于治国的君主，但是他也要用法术作为客观的标准，如果他不依靠这个客观的标准，专靠自己主观能力，他连一国也不能治，不用说治天下了。一个拙笨的匠人，只要他能依靠圆规方尺，他就可以万无一失。一个平常的君主，只要他能够依靠法术，他也可以万无一失。所以，一个君主应该废弃贤者之所能做的事，而守着一个拙笨的匠人行万无一失的做法，他就可以尽用人的潜力，他的功名就可功成名立。
以当前的民营企业而言。当企业小的时候，老板由于和部下长久地生活在一起，日久生情，达到了高度的默契，这个时期的管理靠感情就行。但是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员工人数的大大增加，老板没有时间和精力跟下属密切接触了，这样自然不能产生密切的感情，达成高度的默契。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沿用感情管理，企业内部就会划分成无数个小集团，企业将散作一团，到这个时候，只能以无情的制度来代替有情的情感管理。组织规模越大，制度就越管用。
但是，正像韩非所说的那样，如果商鞅不变法，秦国决不会强大，但是商鞅变法了一百多年，为什么秦国还没有统一天下呢？就是因为制度是有弱点的，不用制度不行，单靠制度也不行。一句话，制度不是万能的。由于制度的特点是事后处罚，如何能做到事前防范，减少损失呢？结论之一是强调文化建设。这也是儒家的主张，强调通过教育让人看到长远利益，用长远利益克服眼前利益的短视。在儒家看来，文化是规范人心的，制度是规范人的行为的，当制度不起作用时，就要强调文化的作用，以便通过规范人心来规范人的行为。但是法家对教育不感兴趣，在韩非看来，老百姓又“愚”又“恶”，是看不清长远利益的，自然谈不上用长远利益克服眼前利益的短视。如何弥补法的不足、制度的不足呢？韩非提出的对策是重“术”，即加强考核。
在韩非眼里，“术”就是考核的意思，换言之，也叫人力资源管理，用韩非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因任而授官，循名以责实”。意思是说，根据工作任务、工作需要（任）确定工作岗位（官），根据工作岗位建立、健全岗位责任说明书（名），再把他的工作表现（实）跟岗位责任说明书（名）进行对照，看该奖励还是该罚他，这就是考核。
韩非曾讲过一个韩昭侯的故事。故事说：有一次，韩昭侯醉酒后睡着了。管帽子的人（典冠）怕他受凉，在他身上加盖一件衣服。韩昭侯醒了以后很喜欢，问旁边的人说：谁加盖了这件衣服？旁边的人说，管帽子的人。韩昭侯就把管衣服的人（典衣）拿来问罪，而把那个管帽子的人杀了。韩非评论说：韩昭侯把那个管衣服的人拿来问罪，因为他失职，没有办他应该办的事；韩昭侯杀了那个管帽子的人，因为他越职管他不应该管的事；侵犯了别的官的职务（侵官）。韩昭侯并不是不怕冷，可是他认为越职的危害比他自己受害还大。
韩非的结论是：“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守业其官，所言者贞也，则群臣不得朋党相为矣。”意思是说，君主用这种“循名核实”之术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谁有才能谁没有才能，群臣就不敢结党营私了。
韩非的说法很有道理，每一个岗位都要有岗位责任，完成了有赏，完不成有罚。但如何表明他是否完成工作了呢？这就需要考核，没有考核怎么奖励、处分他？考核有两种，一种是正规的考核，一种是不正规的考核。什么是正规的考核？指的是下级的述职、上级的检查工作等。由于下级述职的期间，经常报喜不报忧，而当时的国家又比较大，中央和地方远隔千里，怎会不受他的蒙蔽！就算派人前去检查工作，也存在着检查官员被收买的可能。既然正规考核有诸多不足，那就需要非正规的考核来补充。什么是非正规的考核？指的是领导的视察（包括微服出访）、群众的举报，甚至特务政治（如明代的东厂、西厂、锦衣卫）等。总之，只有将正式的考核和非正式的考核相结合，才能了解全国的真实情况，才能成功地对组织实施领导。
当然，韩非的说法亦有不足的地方。由于人的精力和自制力的有限性，总会有完不成工作的时候，而组织是一个整体，为了准时、高效地完成工作，必须发挥团队精神的力量，依靠团队成员间的相互帮助，互相补缺，共同把工作完成。至于如何对未完成工作者进行教育或处罚，如何对积极助人者予以奖励，那是完成工作后组织总结时该考虑的课题。从这个角度讲，韩昭侯的做法是不对的，他没有考虑到组织是一个整体，需要发挥团队精神，以弥补每一个个体由于各种原因产生的不到位等现象。就算处罚，也应该重罚“典衣”，而不应该处死“典冠”，这样一来，谁还敢见义勇为，团队精神又如何发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