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主张顺应历史潮流，反对泥古不化。他说，“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意思是说，如果时代已进入“中古”，还有人提倡“构木为巢”，“钻燧取火”，必然为鲧、禹所笑。如果到了殷、周时代，还有人无故决渎排水，必然为汤、武所笑。现在如果还有人称赞古代尧、舜、汤、武的功德事业，也必为新圣所笑。这就是说，时代不同，生活中的问题也不同，解决的办法自然也不同。
韩非讲了一个故事：宋国有个种田的人，有一次耕田的时候，见一个兔子跑来，碰在一株树上，死了。这个种田的人不费劳力就得到一个兔子。于是他就坐在树下，等着捡这种便宜，当然不会再有这种事。要用“先王之法，治当时之民”的人，也和这个宋人是一类的。
根据这种变化、发展了的世界观，韩非坚决反对那种认为随着历史的演变，人类道德品质越来越低的观点。他承认，古代的人是有些现在人所不能做的事情，例如传说中的古代天子让位之类。但是他认为，由于古今的情况不同，即使真有让天下之事，也不足以证明古代人的道德品质高。因为古代生活简单，当天子也没有特别的享受，而是特别劳苦，可是现在，即使一个县官，死了以后，几代的子孙还都坐车为富人。他说：“尧之王天下”，其享用尚不及当今之世的“监门之服养”，“禹之王天下”，其辛苦不下于当今之世的“臣虏之劳”，“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挈驾。”所以人“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这并不是由于古代的人道德品质高，现在人的道德品质低；这是“薄厚之实异也”。韩非的这些话的含义是，人的道德品质受人的物质生活的影响而为其所决定。
如果说从宏观的角度看，韩非认为“当今之世”的特点是“争”，那么，从微观的角度看，他认为个人行为的特点是自为，人与人的关系的特点是相“市”。
韩非认为，在一切的人与人的关系中，每个人无不从“自为心”
出发来对待别人。有的人希望别人生活好，不是因为对别人怀有善心，而是因为这样首先对自己有利；有的人希望别人遭灾祸，也不是出于对别人有恶意或怨仇，而是因为这样会给自己带来利益。表面上看，这两种人似乎相反，其实同样是“自为心”的表现。他特别举做棺材的和做马车的例子来说明人的这种“自为心”，指出，“舆人（制作马车的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意思是说，做马车的人都希望人越富越好，做棺材的人都希望人死得越多越好，难道做棺材的人思想残忍，做马车的人道德高尚吗？不是这样的，完全是“自为心”导致了人的行为的差别啊！试想，人富了，买奔驰、宝马的人才会多起来；人死得越多，卖棺材的人才能致富。不仅手工业商品生产者如此，一切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以及家庭伦理关系，无不如此。总之，在韩非心目中，“挟自为心”成了一切的人与人关系的共同的本质。
人在“挟自为心”对待别人时，不仅是绝对自私的、利己主义的，而且要斤斤计较私利的数量，这就叫“用计算之心”和“计数”。既然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只懂得“自为”的，那为什么又会有关心别人、为别人效劳的情况呢？为什么人们在为别人效劳时，往往还很认真，很卖力气呢？韩非认为，这不过是一种“与人市”，即人和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因为，人人都是“挟自为心”的，谁也不肯白为别人效劳，只有当这种效劳能为自己带来好处，而且这种好处能使自己满意时，才肯为别人效劳。
韩非以地主和雇农之间的关系为例，指出地主在雇工耕作时，给予雇农较优厚的工资和“美食”，是为了使雇农深耕熟耘；雇农为地主“致力而疾耘耕，”则是为了多得一些工资和较好的膳食。其他如“王良爱马，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
在韩非看来，君臣关系同样是一种交换关系，“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有时表现得相互信任、亲密无间：君主不惜高官厚禄，大度慷慨，臣下竭忠尽力，甚至不惜为君效死。其实，这不过是各为自己的利益而同对方进行的一种交易行为罢了。君臣之间，“利异”是关系的本质，是绝对的；而“情亲”、“利同”只不过是在一定条件下出现的一种假象。
韩非认为，每个人“挟自为之心”、“用计算之心”互相对待，因而都想利用别人而不愿为别人所利用，而如果不能利用别人，自己的“自为之心”也就无从实现。要解决这个矛盾，有两个办法，一是使用权势、暴力压制别人，使之不得不为我出力；另一个办法就是通过相“市”，即交换关系同对方互相利用。
韩非在宏观上认为“争”是“当今之世”的历史特点，争就要靠暴力，从而得出了“当今争于气力”的结论；在微观上认为每人“挟自为之心”对待别人，“利异”是人与人关系的本质特点，从而得出了使用别人首先要靠权势的结论，显然，韩非是典型的暴力论者。但是，韩非也认为单纯依靠暴力手段有时会不够，在这时就需要利用对方的“自为心”和“计算之心”同对方相“市”。即使君主有那样强大的权势和那样集中的暴力，也需要“垂爵禄以与臣市”，君主以外的人，需要利用相“市”的关系就更不消说了。韩非把一切社会关系看成交换关系，这是春秋战国时代经济商品经济发达在思想家头脑中的反映。
总之，韩非所以竭力强调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对立性，目的就是要为新兴地主阶级提供一个新的统治术，即法术势相结合的统治艺术。应该说，韩非讲的有一定道理。但是，韩非只看到矛盾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另一面，因此他的分析是深刻而偏激的，只能应用于生活的某个特定状态，而不能运用于生活的一般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