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悝的管理思想
关于前期法家的管理思想，还要从李悝说起。
李悝被魏文侯聘为宰相，成为总经理，这可不得了。儒家从孔夫子开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李悝这一代终于当上总经理，能主持一国政事，从而将儒家的政治理想变为现实。随着李悝在魏国当上总经理，一批受过儒家教育的书生纷纷当上部门经理或区域经理，儒家思想在魏国得到了相当的贯彻。
李悝当政之后主要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制定《法经》六篇，即根据魏国变化了的现实状况制定新制度，为个体小农生产方式的发展创造条件。《法经》是李悝把战国初年各国所通行的法律搜集起来，加以排比、分类、整理，编成一本具有完整系统的法律大全，包括盗、贼、网、捕、杂、具六篇。
其核心是保护私有财产。春秋以前，中国没有“盗”和“贼”这两个词，这是春秋社会变革，出现了私有财产后出现的新词汇。“盗”指抢夺别人的财产，“贼”指残杀人的生命，“贼”和“盗”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只有在偷盗的过程中才能为谋财而害命。“网”指对付盗、贼的组织系统，包括刑狱制度、户口制度等；“捕”则指具体缉捕盗贼的方法。“杂”指对包括赌博、偷越城墙、借贷不廉（高利贷）、官吏生活超过制度允许范围等的处罚。“具”指判刑的种类以及轻刑、重刑的原则，包括一些具体的案例等。
《法经》六篇的颁布说明了什么？随着个体小农生产方式的初步确立，为个体小农生产方式的发展配套的相关制度还没有建立和完善，社会还比较混乱。欲在短时间恢复和稳定秩序，促进个体小农生产方式的发展，必须借助于国家暴力的武器，《法经》六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台的。它破除了西周以来刑法为贵族掌握、在执行上有很大随意性的消极影响，在接受春秋以来各国诸侯公布的成文法，如刑书、刑鼎、竹刑的基础上，一方面使法令更加系统化、条理化，一方面公之于众，既便于民众了解，也有利于相互监督，还有利于对官员徇私枉法行为进行约束，对发展和巩固魏国的小农生产方式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法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不仅为当时的魏国国君所承认，从而使其成为一部魏国的重要法典，而且通过商鞅传入秦国，成为秦国刑事立法的蓝本。汉兴以后，又经由萧何之手，成为《九章律》的基础，对中国的统一和实行中央集权制度，打下了一个法律基础。然后经过曹魏、晋、隋等，直接影响到了唐律的制定和《永徽律疏》的编撰。因此，《法经》不但是中国封建成文法典的滥觞，也是中国封建刑法学体系的基础。李悝的这一开山之功不可磨灭。
当然，李悝的《法经》也有明显的不足，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主要针对盗贼，在约束官员方面只占极少分量。这说明，李悝对政治措施不当和官吏腐败导致盗贼孳生的规律认识不足。二是只有刑法，没有民法。春秋以来，由于矛盾冲突的加剧，中国社会出现了礼、法分化的趋势，要求将其中的暴力处罚部分分离出来，李悝应运而生，编撰《法经》，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任务，但他没有认识到“礼”的民事法律规范在调整婚姻家庭、私有财产、民间借贷等方面的作用，忽视了把礼制体系中的这一部分法律规范纳入他的法经当中，造成了其法律体系的不完善，这是特别要指出的。
由于撰写《法经》，李悝被尊为法家鼻祖。《汉书·艺文志》称：“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其列法家著述，次《商君》，首《李子》，隐然以儒门弟子李悝为法家的开端。又，若按章太炎所说“著书定律为法家”的说法，法家真正的开山之祖也应是李悝。郭沫若就说：“李悝在严密的意义上是法家的始祖。”也就是说，在李悝之前是“礼治”体系，其中尽管有“法治”萌芽，但只是为法家的形成打下了基础；至李悝编撰成文法典并运用于社会改革之中，就真正地形成了法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从此进入了礼法争辩、冲突的时代。
第二件事是“尽地力之教”，目的是提高土地单位面积的产量，发展农业生产。孔夫子很有本事，他按照乐、书、礼、数、射、御这六门课来教育学生，结果培养出来的学生素质很高、很全面。所谓“乐”，类似于今天的音乐，这是教育人、塑造人的重要途径；所谓“书”，类似于今天的语文，教人识文断字，这是掌握文化的重要途径；所谓“礼”，类似于今天的道德教化，专讲什么该干什么不该干，这是儒门教育的中心；所谓“数”，类似于今天的数学，是职业经理人的必修课，要知道什么时间该干什么和不该干什么，什么地点该干什么和不该干什么，以及干到什么程度—没有相当的数学知识，没有相当的数学分析工具，是不可能进行长期的成本/收益分析，从而以长远利益克服眼前利益的短视，做出正确决策的；所谓“射”指射箭；所谓“御”，指驾车，这两门课相当于现在的体育，说明体育训练在儒门教育中占相当的比重。
透过上述课程的设置，可以看出孔夫子既重职业经理人的技能训练，像“射”、“御”、“数”等就是重点培养经理人的实用技能的；更重视职业经理人的人文素养训练，像“书”、“礼”、“乐”等课程就是重点培养职业经理人的人文素质的。由此看来，孔夫子培养学生的目标确实是德才兼备，既培养经理人的“多艺”，也培养其“仁心”，目的是成为一个伟大的领导者。由于孔夫子的学生受过如此良好的、全面的教育，儒门弟子出仕的就非常之多了。正是在这种儒门弟子不断出仕的浪潮中，孔子的学生子夏的弟子李悝才最终走上总经理岗位。
李悝做了魏国宰相之后，对魏国的财政收入、支出状况做了一个认真的摸底：首先，计算该国有多少亩土地，去除山林水泽，可耕地还有多少；该国有多少人口，去除老弱病残，壮男壮女还有多少。
其次，将这些土地按其亩产量情况分为好、中、差三类；估计每一类土地在正常的年份，即风调雨顺的情况下亩产量是多少，在不正常的年份下的亩产量又是多少。
再次，根据该国老百姓的数量、家庭的数量，计算出每个家庭正常情况下一年的支出是多少，不正常的情况下，即有疾病死伤发生，一年的支出又是多少。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即使在正常的年份，一个家庭也难以维持温饱水平。这是因为收入是弹性的，而支出是刚性的，一个家庭在除去日常的花销后，往往所剩无几，更何况发生大灾荒的年份，自然就得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如何改变这一现象呢？惟有抓紧生产。李悝认为在百里见方的范围内，有九万顷土地，除去山泽、村落所居的三分之一，还有六百万亩耕田。如果种田的人治田勤谨，能够精耕细作，每亩可增粟三斗，反过来，种田的人如果不能勤谨，就要少收三斗，一正一反，在六百万亩的土地上就要相差一百八十万斗。勤与不勤，差额惊人。在魏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这不能不引起特别的注意。
第三件事就是平籴法，协调农业与工商业等其他产业的关系。平籴法是什么意思？鉴于“米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由国家出面实行的稳定粮价的措施。我们知道，一旦发生灾荒，粮食歉收，粮价提高，城市里的消费者负担不起，就要流离失所，流徙他乡。而粮食丰收了呢？由于粮价降低，农民辛苦一年，入不敷出，无法生活下去，也要流离失所。总之，粮价太贵伤民（市民），太贱伤农，都对国家不利。如何将这两部分人的利益协调起来呢？李悝提出了国家干预的主张。一旦出现了民间干不了、干不成、干不好的事情，自然需要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组织—国家出面干预。
国家怎么干预呢？李悝的建议是“善平籴”，意思是说，按照粮食的丰歉来划分一定的等级，即把收成好的年份分为上中下三等，把收成不好的年份也分成上中下三等。收成好，就由政府按收成好的等级出钱籴进一定数量的粮食，收成差则由政府把收成好时籴进的粮食按平价籴出去，这样就能做到“取有余以补不足”，“使民毋伤而农益劝”，并以此来平抑粮价。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旦遇到饥馑水旱等自然灾害，就不会因为缺粮而致粮价上涨，真正做到粮价不贵而老百姓又不离散流徙。
李悝的变法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意思是说，要建立一个按照才能、贡献进行分配，赏罚分明的制度。据《说苑·政理》载：魏文侯问李克（悝）曰：“为国若何？”对曰：“臣闻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文侯曰：“吾赏罚皆当而民弗与，何也？”对曰：“国其有淫民乎？臣闻之曰：‘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之，出则乘车马、衣美裘以为荣华，入则修竽琴、钟石之声而安其子女之乐，以乱乡曲之教。
如此者，夺其禄以来四方之士，此之谓夺淫民也。’”
这一段话集中揭示了“食有劳而禄有功”这一魏国变法基本原则的实质和它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即“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
这里的“淫民”指旧贵族，李悝认为这些人凭借从父辈那里承袭的特权，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夺淫民之禄”实际上是否定西周以来的世卿世禄制度，剥夺旧贵族世代所享有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来四方之士”则是通过“食有劳而禄有功”，使天下的贤能之士为己所用，赋予他们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力，这就使出身士阶层的一大批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进入政权领域，使统治阶层的成分有了很大改变，就客观效果而言，实际上解决了今之所谓的“国体”问题。魏文侯也确实是按李悝的意思身体力行的。
二、吴起的管理思想
吴起也是战国前期有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吴起是卫国人，和子夏是老乡。据说吴起年轻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乡党耻之”，吴起一怒之下“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在临离开卫国，和其母诀别时吴起发誓说，将来如果不能做到卿相的位置，就绝不还家。此后他师从曾子，发奋学习儒家学说。不久他的母亲去世，他还真没有不回家，无疑这是严重违背儒家学说的行为，为此“曾子薄之，而与起绝”。吴起于是来到鲁国做了将军。有一次，齐国侵略鲁国，鲁国国君想派他领兵出征，但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鲁君又担心他会徇私舞弊。吴起为了证明自己，就把妻子给杀了（另有一说，吴妻为自明心志，且不累吴起，而自杀而亡），结果如愿以偿当了将军，并带领鲁国将士把齐国军队赶跑了。然而，这样一来，他在儒学氛围很浓的鲁国待不下了，人们说这种人连自己最亲爱的人—妻子都能杀掉，还有什么人不敢杀的？结果，仗打完了，吴起反而在鲁国没有了立身之地，吴起无奈，只好跑到变法运动正搞得虎虎有生气的魏国。
吴起到了魏国后，魏文侯问李悝：“吴起何如人哉？”李悝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于是魏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此后，魏文侯任命吴起为西河守以拒秦、韩。他多次战胜秦军与其他邻国军队，“辟土四面，拓地千里”，遏止了秦兵的东进，为魏国做出了很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