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其“弱用”论思想
《老子》不但认为“道”是运动的，而且认为运动的动力来自内部，是内部两种相反的力量互相斗争的结果。相反的或对立的两方，在相互斗争中会各依一定的条件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强和弱、大和小、先和后、刚和柔？？无不如此。《老子》把这种认识概括为一个公式：“反者道之动。”
在《老子》看来，一时强大的东西，可以在运动中转化为弱小。
同理，富贵可以转化为贫贱，柔可转化为刚，盈可转化为虚：“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总之，《老子》已看到万事万物的运动，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事物的这种向自己对立面的转化，是“道之动”，即道本身所包含着的运动规律。
《老子》不但意识到了事物运动、发展的这种辩证法，还认识到人们可以利用这种辩证法来为自己谋利益，使实力较弱，在斗争中处于劣势的一方，有效地抗御乃至战胜强大的对手。对强和弱的斗争，一般人总认为强者必然是胜者，《老子》却提出相反的见解，认为：“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更关心的，是把弱胜强的辩证法付之于“行”。它把这种运用概括为“弱用”论，说：“弱者道之用。”
《老子》的“弱用”论，包括以下几方面的主要内容：“哀者胜”—以弱胜强的主要条件强和弱、优势和劣势之间的相互转化，是有条件的。竞争中处于弱势的一方，决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战胜强大的对手，必须审慎地研究这些条件并以自己的积极努力促进这些条件的形成，还要善于抓紧时机巧妙地利用这些条件，才能做到以弱胜强。
在以弱胜强的条件方面，《老子》首先指出了“抗兵相加，哀者胜矣”。
《老子》说的“哀者”有双重含义：哀痛和哀怜，或者说是悲愤和同情。前者指战争的弱势一方，全军、全国、全民对强敌侵凌一致悲愤，同仇敌忾；后者指它得到友国及中立国国家和人民（包括敌国中反对战争的人民）的广泛同情，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得道者多助”。
实力较弱的一方处于“哀者”的地位，是以弱敌强、以弱胜强的首要条件。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内部分崩离析，外部孤立无援，那么，即使本身有较强的军事力量，也可能被击败。如果实力本弱于敌，又处于众叛亲离的状况，那就只能坐以待毙了。
这个思想运用到市场竞争中，就是要求企业奠定“内治”、“外交”
建设的基础。
在奠定“内治”建设基础方面，要求企业必须创造“上下同欲”
的局面。而要做到“上下同欲”，一方面要求有利益关系做纽带，所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也。这就要求有条件实行股份制的企业尽可能实行股份制，没有条件实行股份制的企业也要让员工看到老板的胸怀，看到企业发展的前景，所谓“财尽人聚，财聚人散”是也。
另一方面，要求企业加强企业文化教育，其作用不仅在于使员工形成统一的价值观、道德观，还在于能够坚定员工的信心，从而激发斗志，团结对敌。
在奠定“外交”建设的基础方面，要求企业处理好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具体来说，就是处理好与相关利益方，如政府、新闻界、供应商、经销商、广告商等的关系。一方面，要用利益纽带来联结与“相关利益方”之间的关系，所谓“利益攸关”
是也。这些利益相关方与企业关系密切的程度、重要性等是不一样的，要按市场细分的原则将其分为几大类别，有特别重要的，有一般重要的，有不甚重要的，要在安排好次要矛盾的前提下，重点抓主要矛盾。
另一方面，要加强与相关利益方的联系和沟通，在维护“命运共同体”
利益的大前提下，多方争取它们的支持和援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抗兵相加，哀者胜矣”的局面。
“以正治国”—以弱胜强的基础
要想在战争中取胜，首先要做好内治工作来加强自己的实力，诸如将帅及各级军事干部的选拔、培养、考察，战士的征集、编组、训练，武器及其他军事物资的准备以及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的改善等。这些治国、治军的工作，事先做得越充分，战斗的实力就越强大。这就是《孙子》所说的：未战先“立于不败之地”，或《老子》说的“无死地”。只有使自己先立于不败之地，才能求胜；只有先使自己“无死地”，才能得生。这些治国、治军的工作，必须做得非常周密、切实，一丝不苟。《老子》说的“以正治国”，正是指此。
对于实力较弱的一方，内治尤为重要。弱势而不对治国、治军做艰苦认真的努力，那就只会使原来的强弱差距更加扩大，战争的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
《老子》对“以正治国”的要求很严，不但要求对大事、难事必须十分认真、谨慎地干，对小事、细事和似乎简单、容易的事，也不得疏忽大意。它反复强调：“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合抱之术，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同时，在做一件事的整个过程中，也要求自始至终采取严格认真的态度，不得忽略任何一个环节，任何一个阶段。《老子》特别告诫人们：在工作的最后阶段容易产生麻痹大意的情绪，因而特别要慎之又慎，要“慎终如始”，才可避免全部工作“于几成而败之”。
这样“以正治国”，岂不是“有为”吗？这同“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原则，能够相容吗？
必须指出：《老子》讲的“无为”，决非无所事事、一事不干的意思；“无为”只是要求不可违背自然之道而强为，或者说，只是要求顺应自然之道来“为”。在所为不违背自然之道时，《老子》不仅主张“为”，而且主张按照自然的要求，认真地、及时地“为”。它常以水比喻“无为”，认为水并非死寂一团，而是流动的，并且“善利万物”，但是它的流动、停住以及滋润万物，都是顺应自然之势。治国也应效法水，“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因势利导，不加勉强地达到治国的要求。“以正治国”，从它的各方面实际工作看都是“为”，而且都必须“为”，但由于顺其自然而没有一点强为、妄为的成分，所以在本质上却是无为，是“为无为，事无事”，而不是无所作为和无所事事。
把这一思想应用到企业经营中来，就是要求企业进行扎扎实实的基础管理工作，做到“知行合一”。所谓“知”，就是了解、熟悉经营之道。为此，必须善于总结自己和他人的经验、教训，将之升华到理论，从而不断将非程序化决策（指对不经常出现的、特别好或特别坏的事情进行决策）转化为程序化决策（指对经常出现的、形成了惯例的事进行决策）。所谓“行”就是将对大千世界的认识，将企业经营之道转化到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去。“知”固不易，“行”则更难，因为它是在不断地同人类的惰性、人性的弱点做斗争的过程中，将人性的光辉一点一滴地挖掘出来的。故《老子》特别强调扎扎实实地做基础管理工作的意义，用“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来比喻基础管理的重要性，用“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来形容好高骛远、不扎扎实实地做基础管理工作的坏处。用“慎终如始”，要求企业与时俱进，继续保持革命热情。民谚曰：“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讲的就是做基础管理工作的难处。
在做基础管理方面，海尔可谓是成功的样板。海尔总裁张瑞敏指出：“什么是不简单，将最简单的事情按正确的操作规范做它一千遍，变成下意识的行为和习惯，就是不简单。”为了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培养员工的现代意识，海尔不断推出各种激励措施。“正激励”
就是靠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拉动员工往前走，“负激励”就是靠物质处罚和精神处罚防止员工往下滑；前者被海尔称为“拉动力”，后者被海尔称为“止动力”。在海尔，基础管理工作做得扎扎实实，用他们的话讲就是，“总账不漏项，事事有人做，人人有事做，管事看效果，管人看考核”。正是靠着这样扎扎实实的管理工作，弱小的第三世界国家企业—海尔才取得了与跨国公司竞争，“立于不败之地”
的资格。
后动制敌—以弱胜强的战略、策略
“以正治国”，使自己在战争发生前有充分准备，这对以弱胜强、以弱敌强是绝对必要的。但是，这至多只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却未必能够战胜敌人。而且，如果在做好了治国、治军的各项工作之后，自己的实力仍弱于敌方，那就仍然不能有不败的保证。
要想胜敌，还需要在实际战争中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策略和战术，善于抓住敌人的弱点和有利时机，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以给敌人致命打击。这就是兵法所说的“出奇制胜”。正因如此，《老子》的“弱用”思想，除了要求“以正治国”外，还要求“以奇用兵”。
《老子》“以奇用兵”思想的最大特点，是它提倡后敌而动，伺机制敌的原则。
《老子》明确地说：“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这里，“主”指先发进攻，“客”指后发应战或防御。防御也不是固守阵地，同占优势之敌死打硬拼，而是可在强敌进攻下首先撤退，以避免在不利形势下同强敌决战。《老子》以“退尺”为喻，说明退却是可以大踏步后退，以便远远甩开敌军。
不过，“退尺”不是畏敌远遁，也不是消极地保存实力，而是用以战胜敌人的一种积极的战略、策略。因为，《老子》一再说“后其身而身先”，“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暂时“后其身”是为了能够“身先”；“不敢为天下先”，是为求得“成器长”而采用的一种积极的手段。后敌而动，在强敌进攻下首先实行退却，是一种争取主动、争取胜利的手段。
如何后敌而动，赢得胜利呢？《老子》的论述不很具体，但有两点是清楚的：（1）等待敌军实力减弱，然后转入反攻。
《老子》认为：在我军主力后退、避开敌军打击的情况下，敌军求战不得，锐气将逐渐衰竭，这就为我军转入反攻造成了有利的条件和时机。
《老子》看到：不论多么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大举进攻却一再找不到战机时，其实力和锐气是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它以自然界的情况作比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人乎？”来势越猛，动作越大，衰竭也越快。我方保存和蕴蓄实力，而敌人疲敝、衰竭，这就逐渐改变了双方力量的对比，使反攻胜敌有了可能。《孙子》上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指的正是这种情况。
（2）等待敌军暴露出弱点，然后转入反攻。
强大的敌人也会有某些弱点。只要看准了它的弱点，集中力量给予打击，就可使其遭受严重损失，甚至陷于溃败。当敌军最初集中强大力量进攻时，它的弱点不容易发现，也不容易加以打击，但在敌进我退、敌久不得手而躁急求战的情况下，弱点就容易暴露出来。
《老子》不仅主张以后发和退却等待敌军暴露弱点，还主张使用各种谋略、制造种种假象以诱骗敌人、迷误敌人，促使敌人暴露弱点。
它把这种谋略称为“微明”术：“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
这种“微明”术的特点是：要削弱、空耗或打倒敌人，夺取敌人的阵地，就先对它示弱，或者故意让它得些便宜，引诱它做出错误判断，轻举妄动，加速暴露出弱点，然后出其不意给予致命打击。
在《老子》出现以前，中国战争史上早就有许多后动制敌的战例。
《老子》最先从理论上总结了这方面的军事经验，提出了后动制敌的军事思想，并把这种新军事思想建立在道家哲学思想的基础上，从而使它成了“弱用”论的主要内容的一部分。
《老子》不仅在以弱胜强的军事斗争中提倡后动制敌，而且在处理人和人、国和国的关系中，一贯提倡“居后”和“处下”。《老子》把这看做立身、待人、处理、治国的一个普遍原则，看做自己的“三宝”之一，说：“吾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既然是“三宝”之一，那就是有普遍适用性的：不仅势弱的一方不应争上抢先，即使是力量较强的、占优势的一方，也能从居后、处下中得到更大好处。在君和民的关系中，《老子》主张君先下民；在国和国的关系中，则主张“大国以下小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