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法家学派的产生
西河学派的鼻祖子夏，是春秋战国之际孔门中由儒学礼治思想过渡到法家政术思想的一位枢纽人物。子夏，姓卜名商，卫国人，家庭出身贫寒。孔子说：“商之为人也，甚短于财。”这造就了他的孤傲和勇武，练就了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性格特征。别人劝他出仕以改变处境，他表示不愿去争蝇头小利，“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在孔门弟子中，以果敢率直、为人勇武而论，子路和子夏齐名。《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载：“臣闻仲尼居处情倦，廉隅不正，则季次、原宪侍；气郁而疾，意志不通，则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则颜回、骞、雍侍。”意思是说，当孔子对未来失去信心，有所懈怠时，往往由季次、原宪陪同；当“气郁而疾，意志不通”，即气得不得了时，往往由子路、子夏陪同；当感到需要积德行善时，往往由颜回、闵子骞、冉雍陪同。“气郁而疾，意志不通，则仲由、卜商侍”，反映了子夏为人爽直、无所畏惧的性格特征。
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自孔子卒后？？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说：“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战国时一批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如李悝、吴起及商鞅，俱出门下。而荀子、李斯、韩非则是其隔二或三代的再传弟子。
其门风之盛，使当时许多人误以为他就是孔子。
这个西河学派既传授儒家经典“六艺”，也是法家政术思想的先驱。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司马贞《索隐》称子夏：“序《诗》，传《易》；又，孔子以《春秋》属商；又，传《礼》，著《礼志》”。《后汉书·徐防传》也说：“《诗》、《书》、《礼》、《乐》，定于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子夏对古代文献有相当造诣，“六经”的大部分传授都与子夏一派有关。他们在整理和保存古代文化典籍方面贡献很大，但该派的最大贡献在于政治上的建树，即主要通过对孔子编定的“六艺”的讲授和阐发，表明他作为孔子学术继承者在当时学术思想界、文化教育界的地位与影响，在现实中发挥了促进魏国改革的积极作用。
子夏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由此可见，子夏心目中的君子是知权术有心计的君子，体现出法家察势和用权的精神。子夏注重君王用权之术，认为君王必须注意研究政治历史。他说：“有国有家者不可以不学《春秋》。”“善持势者，早绝奸之萌。”主张治国者要学习《春秋》等史书，汲取历史教训，消除危机于萌芽状态，防止失权以至政变。
西河学派实际上就是魏国变法运动的人才库、智囊团。考察战国初期的历史，驰骋于魏国政治舞台的风云人物，没有哪一个不受到该学派的影响和熏陶，著名的有：魏文侯。魏国君主，战国时期礼贤下士的典范。师尊子夏，大胆任用西河学派的人物，委以国政，成功地领导了魏国的变法运动。魏国变法运动的成功，反过来又扩大了西河之学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其后各国的变法运动。
田子方。是孔子高足子贡的弟子，他并没有在魏国政府任过职，却作为魏文侯座上之宾，对魏文侯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上曾多次提出正确而尖锐的建设与批评，被魏文侯引以为“友”。魏文侯曾说：“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亲，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可见，田子方之功在于倾力维护君臣间的信任、和睦，显然，这是一个具有组织才能的人才。
李悝，又名李克。受业于子夏，是西河学派向法家转变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作为魏国变法的主持者，他不但对魏国，而且对其他国家的政治改革和法治理论与实践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吴起。原为洙泗学派成员，因母死不奔丧，后又杀妻求将，被逐出洙泗学派。“闻魏文侯贤”，乃奔投之。受业于子夏，传左氏春秋，是西河学派的重要骨干。治国、治军，曾为魏文侯西河守。文侯死后，遭陷害，逃奔至楚，主持楚之变法，与李悝同为早期法家代表人物。
还有翟璜、西门豹、乐羊等人，史书上虽然没有明载他们是否为子夏学生，但他们与西河学派同在魏国从事变法，与西河学派关系密切，必然受到西河学派思想的左右、影响，如西门豹“（蓄）积于民”的主张，就是典型的儒家“富民足君”思想的体现。
由以上可见，西河学派在参与魏国的社会政治改革中，一方面弘扬了儒家思想，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实现了孔子的部分政治遗嘱，为后来汉代儒学走上政治舞台造成了声势，产生了影响、积累了经验，是儒学发展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阶段；另一方面，在儒家这一思想派别的政治实践过程中，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使法家孕育在浓厚的儒家思想氛围中，为法家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