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渊源来讲，法家学说来自于儒家思想，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往往都受过儒家思想的熏陶。法家学说代表什么人的利益呢？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而且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中的中小地主的利益，以政府官员为主，希望用法律的力量强制推动个体经济的崛起和发展。
众所周知，孔夫子周游列国，培养了很多学生，史称：孔夫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孔夫子去世之后，这些学生分散到各地或做官，或办学。随着孔夫子及其弟子在各地不断办学，职业官员、职业经理人的观念逐渐被社会所接受。到战国前期，儒家培养的学生—李悝终于在魏国当上了宰相。一旦职业官员、职业经理人当上宰相，那么大量的部门经理、地区经理自然就由受过儒家思想熏陶的人来担任。
这样，儒家的学生终于可以实现孔子的梦想，利用政权的力量强行推动社会的变革，使儒家的思想基本变为现实。这些受过儒家思想教育的学生一旦当上官员后，习惯站在官员的立场上想问题，加上处于列国争霸时代，认为教育的功效太慢，将特殊时偶尔使用的暴力—这一暴风骤雨的方式普遍化，逐步走上了以暴力推动社会改革、维持社会秩序的道路。法家学派就是这样产生的，它是由儒家的那些走上了政权岗位的学生，在实践儒家原则的基础上产生的一个新学派。这个学派在李悝变法时期对儒家的“修正”还不大，在商鞅变法时代则有了进一步的“修正”，到韩非时期，在猛烈抨击儒家的基础上，正式打出法家的理论旗帜，称自己为法治人士。《韩非子》一书的完成，可谓法家学派最终建立的标志。
儒墨道法这个说法本身就隐含了不同学派产生的时间顺序。先是出现了儒家，后来孔夫子的学生中，一部分贫穷的学生感到儒家思想中有和平民的现实生活相冲突的地方，于是对孔子的思想做了一定的修正，这就是墨家思想的产生。后来在批评儒墨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一个新学派，这就是道家学派。道家学派和儒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庄子就自称是儒，但对儒家学说不满，因而在既批儒也批墨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个悲观厌世的道家学派。最后产生的法家学派是在批评儒道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韩非时最终形成理论体系。显然，这是一个倾向于以暴力推动社会变革的学派，因适应了战国时代列国争霸的形势，成为各国统治者的宠儿，成为各国变法的指导思想。
由此可见，当时几乎所有的学派都与儒家学派有关。孔子前期以培养从政官员为主，后期则以培养学术人才为主。为什么孔夫子前、后期的学生在培养方向上有这么大的变化呢？这是因为孔夫子年轻时对社会改革充满信心，不仅自己出来做官，还注意培养学生—未来的同志—做官；随着年龄的增长，孔夫子对社会发展的艰难性有了充分的认识，认为自己这一代看不到美好的前途了，只能寄希望于下一代，在这种情况下，他晚年培养的学生主要以学术人才为主，像子夏、子游、子张、曾子等，都是孔子晚期的杰出学生。
卷中语
孔夫子在世时与某些从政学生的矛盾就表现出来了，只不过孔夫子学问大，威望高，循循善教，能将这些矛盾控制到能容忍的程度而已。子路、冉求，是孔门弟子中最具有从政资质的，但是一旦到了季孙氏那里做了职业官员后，竟然做了许多损道谋食的行为。《论语·八佾》载，“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依照礼法，旅于泰山乃诸侯之事，对位在陪臣的季氏来说是一种僭越行为。而冉求时为季氏宰，却不能劝止。又《论语·先进》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季氏身为陪臣，其家财之富竟超出居于三公之位的姬旦，这已是孔子认为忍无可忍的非礼之事了，而冉求却用从孔子那里学来的政事本领来帮助季氏剥削劳动人民，为其聚敛，孔子的愤怒便按捺不住了。对于子路、冉求这种明目张胆地违背师说，苟合取容的做法，孔子自然是不满甚至愤怒的，所以，他不承认冉求是自己的门徒，并要求弟子们数其罪而声讨之。
总之，孔子在世时，和具有异端倾向的学生的矛盾就已经暴露出来了。孔夫子一旦去世，孔党内部再没有享有如此巨大权威的人了。在这种情况下，孔门弟子散而四方，在与不同区域文化结合的基础上产生出新的学派，如法家、墨家、道家等。其好处是使孔门文化的传播更广远，更深入，起了“播种机”、“宣传队”的作用；其不足就是孔门弟子及其后学没有公认的权威，更加剧了分裂的倾向，这正如庄子所说，“天下道术为之裂”。
孔子去世以后，儒家内部尽管门派众多，但就对后世的影响而言，主要向两个方向发展。以曾子为代表的一批孔门弟子，继续在发达的、社会环境相对安定的东部地区活动，主要活动区域是洙水、泗水之间，因而也称洙泗学派。这一学派偏重于“文”，提倡以德治国；在家国之间，强调以“孝”治家，欲依靠社会微观基础—家庭的稳定和发展，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实现和谐社会。这一学派以研究“孝道”著称，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依靠微观社会基础的健康发展来实现全社会的和谐，是儒家内部子思-孟子学派的前身。而以子夏为代表的一批孔门弟子，则在经济不发达的、社会环境更动乱的中西部地区活动，以山西、陕西交界的西河为中心建立了一个西河学派。和洙泗学派相比，这一学派在文武之间，更偏重于“武”，提倡以制度治国；在家国之间，更多地强调国家政权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这一学派以研究“礼道”著称，既是儒家内部荀子一派的前身，也是后来的法家学派的前身。假若说洙泗学派更强调“小河有水大河满”的话，西河学派则更强调“大河有水小河满”。
卷中语
就孔子学生的地域出身来看，基本上也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来自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学生，以鲁国为主；另一类是来自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学生，以卫国为主。李启谦先生在《孔门弟子研究·前言》中说，“鲁国的弟子，如颜回、闵子谦、仲弓、曾子、原宪、冉耕，都是些老成持重、言行谨慎、不想当官的人。而卫国弟子的思想则比较活泼，如子夏有前期法家的思想因素，子贡、高柴等的思想也比较活跃。后来的吴起、商鞅等法家人物，也都是出在卫国”。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孔子的学生以来自鲁国、卫国的居多呢？二是，为什么两地的学生在思想上有明显的差异性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孔子前期主要在鲁国活动，因此招收的学生也以鲁国居多。后来孔子在鲁国政治上不得志，遂周游列国，以寻求实现政治抱负的舞台。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所到之国，有卫、曹、宋、郑、陈、蔡、楚等七个国家，其中，入卫五次，在卫居住竟长达十年。为什么在卫国住的时间最长呢？主要原因是鲁国和卫国是兄弟之国，鲁国是周文王儿子、周武王兄弟周公之封国，卫国呢，则是周文王儿子、周武王兄弟康叔的封国，由于同为王亲国戚，同样承担着卫护周王朝的重大使命，再加上兄弟之间的亲情关系，因此鲁、卫两家走得很近，用孔子的话说，“鲁、卫之政，兄弟也”。
由于两国都在黄河下游大平原上，地理相连，加之在政治、文化、生活习惯等很多方面有共同的语言，孔子当然乐意居住在卫国。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孔子在卫国更有可能实现政治上的抱负。《史记·孔子世家》载，“卫灵公闻孔子来，喜，郊迎”，就是卫出公（卫灵公孙）对孔子也是“欲得孔子为政”。由于最高统治者对孔子的欢迎和提供方便，孔子当然更乐意居卫了，这就是孔夫子后期的学生为什么以卫国居多的原因。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主要是由于鲁、卫文化的不同点造成的。鲁、卫文化尽管有很多的相同点，但不同点也很多，这主要是由于两国发展历程的不同造成的。众所周知，在华夏四周有许多股戎狄势力，他们过着游牧生活，迁徙无常，到了西周末年和春秋时代，竟发展成为严重威胁华夏各国安全的势力，致使中原各国不得不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相号召。当然，由于所处环境不同，各国所受戎狄的威胁有的大些，有的小些。鲁国所受威胁就比较小，而卫国所受威胁则比较大，轻则军溃民散，重则君死国丧。公元前660年，“狄人侵卫？？卫师败绩，遂灭卫”，致使卫懿公身死，卫国灭亡。
当时，从卫国都城逃出来的遗民，只有七百三十人，加上外地的民众，卫民总共只剩下五千人。新立的国君，也只好寄居曹地（今河南省滑县西南），后来才在齐桓公的帮助下修建了楚丘城（今河南省滑县东）。此后，戎狄又多次侵卫，逼得卫国不得不再迁次都，这说明在春秋的前中期，卫国受到的来自戎狄的威胁相当之大。
亡国之人，痛定思痛。继卫懿公即位的卫文公励精图治，在生活上，提倡简朴，扭转腐败风气；在生产上，发展工商以增加财富，改变那种只重农业的现象；在用人上，任贤使能，调整了只重姬姓贵族的传统；在思想上，敬教劝学，尊重贤者和鼓励勤奋学习和思考的人。总之，卫国在向变革周礼、强调事功、与时俱进的方向迈进。
鲁国的情况则与此不同，它没有戎狄势力侵袭所形成的动荡局势，所以一直是延续着原来的国策，直到春秋末期还有“周礼尽在鲁矣”的情势，意思是说，鲁国保存的历史传统比较多，仍按照周礼来思考问题和处理事情。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卫国的那些倾向于社会变革的学生受到了孔子严格的、高素质的教育后，再跟不发达地区严酷的生存环境相结合，很容易推演出使用暴力加速推进社会进步的理论，这就是为什么卫国盛产法家代表人物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