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萌芽在战国前期，发展在战国中期，到战国末期，特别是秦始皇统一天下时发展到高峰。秦王朝灭亡后，法家地位下降，由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变成一个普通的学派，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法家被儒家成功改造，做到儒法合流。
为什么法家能够萌芽在战国前期呢？这是因为，生产力的变化一定会带来生产关系的变化，一定会带来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变化。
由于各国改革的速度有快有慢，国力有强有弱，这意味着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要被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所替代，只是在当时，这一变化是通过武力、通过战争的形式来表现的。春秋时，中原各国还共奉一个周王朝，此时孔夫子最大的抱负是“齐一变而为鲁，鲁一变而为道”，希望通过在鲁国掌权，把鲁国变得强大后，再以鲁国为基础支持周王朝进行改革，以重建社会新秩序。显然，这是在统一的中央政权领导下进行的有序、渐进式的改革，能将各国老百姓的痛苦降低到最低点。然而，到了战国时候，人们发现，周王朝的力量越来越弱，根本承担不了拯救天下危亡的重任。既然传统的权威凝聚不了人心，社会有必要再制造出一个新的权威来。
在各国都想充当领袖而又没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程序的情况下，新权威的产生只能通过战争的形式来进行，因此天下走向统一、树立新权威的过程，也就是战争频仍、生灵涂炭的过程。在激烈的战争中，许多国家灭亡了，到战国前期，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大强国及几个小国，这就是常说的“战国七雄”。但到底由谁来统一天下呢？“战国七雄”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一统江山的机会。为了赢得统一战争的最后胜利，各国纷纷采取富国强兵政策，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战国变法运动。往往一个国家变法成功后，很快就会被别的国家模仿、学习，经过了二百多年的变革，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的、不合乎社会发展需要的东西被扫荡殆尽，法家思想正是在这一波澜壮阔的战国变法运动中萌芽、发展以至壮大的。
法家活动的地区主要是齐国和秦晋地区，因而法家也分齐法家和秦晋法家。由于这两个地区的地理环境不同，经济发展状况不同以及民情的不同，齐法家和秦晋法家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主张也不同。
但既为法家，他们总是有很多的共同点。这些共同点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兴兵而伐，武爵武任，则国兴”，强调武力征伐的重要性。
意思是说，要统一天下，就要打仗，要打仗就要奖励士兵的积极性，为此就必须在物质待遇、精神待遇上向士兵倾斜。试想，在毛泽东时代，谁的地位最高？知识分子吗？不是，军人的地位最高。由于两大阵营对峙，不得不时刻准备打仗，为此必须优先向军人倾斜，这样才能让大家愿意当军人，愿意上前线打仗。改革开放以后谁的地位提高了？知识分子。试想，科教兴国，不依靠知识分子能行啊？这就是国家政策杠杆的作用，欲依靠谁，就要优先向谁倾斜。
二是“粟爵粟任，则国富”，强调农耕的重要性。为什么如此强调农耕的重要性呢？这是因为要打仗，就得有粮食等后勤保障，自然就要奖励农耕。
三是彻底打破世袭制，强调论功行赏，能者上，平者让，无能者下，建立起按照才能、贡献选拔人才的制度。
四是管理官僚队伍。大量的职业经理人、大量的职业官员管理了某家企业、某个国家后，如何管理这些本家族以外的人，以及防范他们犯错误就成了难题。
由于人的欲望的无限性和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必定会发生人和人之间争夺资源的斗争，这一斗争在某些情况下还会激化。从这个角度上讲，掌握了巨大权力的职业官员、职业经理人犯错误不惟少不了，而且危害很大，在制度不健全的时候，这种现象还会大量发生。
如何将官员犯错误的危害降低到最低点呢？齐法家、秦晋法家均做了认真的探讨，其中集大成者就是韩非的学说。韩非强调君臣利益的对立性，指出君臣“上下一日百战”，在这种矛盾极端对立的情况下，君主如何才能将臣下的犯错误率降低到最低点呢？韩非认为，惟有强化君主权威，才能压制臣下对利益过分的贪求，才能提高官员队伍的工作效率。
儒家和法家是战国时期在治国主张上最为对立的两个学派。这两个学派的共同点都是要推进个体家庭生产方式，打破传统的集体劳作的生产方式；都是要求建立以才能、品德选官的制度，打破传统的按照血统、出身选官的世卿世禄制。其不同点主要集中在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方式上，以及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规划上。
一般来说，儒家在长远利益、眼前利益之间，更偏重长远意义；在社会成员既统一又对立的矛盾间，更强调利益的统一性；在管理手段—文和武之间，更偏重文，即教育的作用。这是因为，儒家承认人有认识世界的能力，承认人有用长远利益克服眼前利益，进而约束自己行为的自觉性，当然也承认人有经受不住外界诱惑而犯错误的时候，因此儒家力主以文武之道来“扬善抑恶”，以协调社会成员在利益问题上的冲突。和儒家相比，法家在长远利益、眼前利益之间，更偏重眼前利益；在社会成员既统一又对立的矛盾间，更强调利益的对立性；在管理手段—文和武之间，更偏重武，即暴力的作用。换言之，法家倾向于运用国家暴力的力量，以暴力的手段强制推动封建生产方式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