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是法家后期的著名代表人物，是韩国王室的后代。战国七雄中，韩国国势较弱，在强秦的不断进攻、蚕食之下，日渐衰微。韩非屡屡上书要求改革，韩王不用，韩非报国无门，乃愤而写作，希望通过著书向各国君主传播自己的思想，他写下了诸如《备内》、《孤愤》、《内外储说》、《说林》、《说难》、《六反》、《定法》、《五蠹》、《显学》等多篇文章，共十余万言。
韩非以秦晋法家的思想为基础，广泛吸收先秦各派思想家之学说，“观往者得失之变”，总结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经验，评论各国时弊及政策得失，并提出自己关于统一中国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韩非的文章传到秦国后，雄心勃勃、力图统一中国的秦王嬴政见了，大为折服和钦佩，赞叹说：“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告诉秦王，此乃韩非所著，秦即急攻韩，迫使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留下韩非，要加以重用。李斯嫉妒韩非的才能，向秦王进谗陷害，杀了韩非。
韩非虽死，但他的学说却为秦国的统治集团所采纳。秦利用他的学说，集中力量迅速实现了削平六国、一统天下的目标，并进而大刀阔斧地除旧布新，创基立业。秦国的主要当权人物秦始皇和李斯等人，都是他的学说的推行者。
在秦始皇的儿子秦二世胡亥即位后，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李斯劝谏秦二世放松一些对百姓的压迫，以缓和矛盾。秦二世就引用韩非的言论责备李斯未能善尽丞相的职守，而李斯也引用韩非的言论作答。可见，韩非的学说在秦王朝成了统治思想的最高理论权威，具有同孔孟之道在后代各封建王朝中相类似的地位。
韩非曾到经济、文化最发达的齐国留过学，在稷下之宫跟随当时最伟大的学者—荀子读书，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和后来担任秦王朝丞相的李斯是同学。荀子的政治、伦理、哲学、经济等各方面的学术思想，深深熏陶和武装了韩非。韩非所以能成为一个大学者，所以能总结前辈法家的思想而建立起法家的学术思想体系，所以在敷陈自己的学说、评论各家的优劣得失时，能够旁征博引，纵横挥洒，词锋凌厉，气势磅礴，没有荀子所培养成的那种深厚学术根底，是难以想象的。韩非在稷下之宫主要学到了两点：第一，严密的逻辑推理。韩非的理论逻辑性非常强，看他的著作，很难挑出他的毛病。逻辑性非常强，这与荀子的谆谆教导是分不开的！
第二，对人性的认识。韩非从老师荀子那儿学来了一个“人性恶”
理论，从老子《道德经》那里学来了一个“人性愚”理论。韩非的理论就是建立在荀子的“人性恶”和老子的“人性愚”基础上的。
荀子认为，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欲望无限性的矛盾，人会违背岗位职责，犯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错误，这就是“人性恶”，指的是人会违背岗位职责做坏事，而且环境越恶劣，越有干坏事的强烈动力。如何让人严格按岗位职责办事而不犯错误呢？荀子提出的办法是“隆礼”和“重法”：所谓“隆礼”，就是文化教育，教育人用长远利益克服眼前利益的短视；所谓“重法”，就是严格的制度管理，依靠严格的处罚逼人不能犯错误。老子《道德经》也认为，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欲望无限性的矛盾，再加上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在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之间，更看重眼前利益，所以人犯错误是必然的。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他提出的办法是“愚民”，即通过闭关锁国的办法不让老百姓产生追求新生活的欲望，这样人和资源的矛盾就解决了。而“愚民”的前提是认为老百姓认识能力弱，只能看到眼前利益，因而可以利用其“愚”使之更“愚”。
对于荀子，韩非吸收了其人性理论中人和人争夺资源的矛盾激化、犯错误率增高这一面，而剔除了“隆礼”，只保留了“重法”这一面。
为什么韩非要剔除荀子的“隆礼”思想呢？这是因为按照荀子的“人性恶”理论，是推导不出重文化教育的结论的。既然人天然会犯错误，那教育还有什么用呢？须知，教育的前提是承认人有做好事的萌芽，然后才能通过教育及其他方面条件的改善来将其发扬光大。韩非看到了乃师学说的这一不足，遂剔除了其中“隆礼”的内容，而大大增加“重法”的比重，做到了理论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最终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法家理论体系。
对于老子，韩非吸收了其人性理论中的老百姓愚昧、看不到长远利益的一面，而剔除了其消极无为的一面，认为可利用老百姓的愚昧为国家服务。在韩非看来，既然老百姓又愚又恶，不能看到长远利益，容易犯错误，那么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这就是严刑峻法，强力将老百姓固定在岗位上，从而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
韩非有严重的口吃，由于不善表达而又想表达，他只好将满腹的话语倾注到写作上，加之受到大学者荀子的指点，这使得他的文章相当漂亮。韩非写文章有个特点，他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时，一定树立一个假想的谈话对象，设想别人会问什么问题，有问有答，因此韩非的文章思想深邃，逻辑严密，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