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运动，涉及许多方面，而集中到一点，就是通过法制建设，实现富国强兵，实现秦孝公期望的“霸道”。商鞅变法的指导原则是一切取决于法律，用法律武器剥夺贵族特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法律武器维护君权，实行君主专制；用法律武器推行耕战措施，要求“务耕织，修守战之备”；用法律武器治民，主张“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
比较商鞅变法与六国变法的最大不同点，就是商鞅抓住了法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关键，把改革的各项内容都以法律的形式公之于众，强调有效的立法和执法，而不是以即兴的政策来治国。商鞅主持变法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制定法律，二是实施法律。变法的几乎所有政治、经济、军事主张或政策都是通过法律体现和实施的。据《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之后，“卒定变法之令”，即制定各种新的律令。这些律令的主要内容，司马迁在《商君列传》中有撮要记载，但事实上，商鞅之法是非常细密丰富的，远远超过列传所记的那几项；列传所记载的实际只是其概要或总则。还有许多是具体法律条文，并随时间推移、情况变化而不断地予以修订补充，增加新的法律条款。仅发掘出的云梦秦简所见的秦律就有三十余种，并有详细的解释，包括了法律的各方面内容，如民法、军法、行政法、经济法、刑法等。这些还只是秦律中很小的一部分，由此可以想见全部的秦律内容之丰富和条文之细致。这些法律是自商鞅变法之后到秦始皇三十年之前陆续制定的，并非全出于商鞅之手，但至少可以说是商鞅奠定了基础，初步确定了其基本框架。
制定法律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如何使之得以施行，即所谓立法容易，执法难，立法重要，执法更重要。对此，商鞅是有充分认识的。他在制定法律的同时狠抓其实施。首先是在观念上强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除了君主）的原则，断绝一切私情，以法为准，国君更要以身作则。这反映在《商君书·修权》中：“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任私，必乱。
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这里把法看成治国的第一要件，是君臣共享的治国的根本；而信、权则是配合法的，不能权大于法，以权害法，以私害法。
商鞅还要求国君必须带头守法，以使国内人人守法，因为上之所好下必应之，投君之所好是人臣事君的特点。法之完全落实，又必须配合以严刑。《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商鞅新法公布不久，遇到了上上下下的阻挠，恰在这时太子犯法。商鞅认为新法不能施行，主要是权贵人物在破坏，不从权贵人物身上开刀不行，于是就黥太子之师，令全国大为震惊；后来，他还对其他公子进行过处罚，引起了宗室贵戚的怨望。但在客观上推动了新法的施行，即使秦孝公的后继者车裂了商鞅，但没有抛弃他的思想，没有改变商鞅开创的以法治国、富国强军的路子，并使秦国走向强盛，最终完成统一大业。
综上所述，商鞅的变法之所以成功且持续下去，使秦从一个偏僻诸侯国一跃而与中原先进国家对抗，并最终完成统一，不能不说与商鞅把以法治国作为改革的根本，把立法、执法作为改革的关键有必然关系。与其他六国比较起来，这一点可以看得更清楚。如李悝虽开法治之先河，但魏在实施《法经》过程中，没有像商鞅那样把剥夺宗室贵族的特权作为首要任务，没有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所以，随着魏文侯、李悝的逝去，魏的法治便半途而废了。另外，商鞅变法的实践还为法家理论体系的确立做出了重大贡献。可以说，商鞅不但是先秦法家中变法最有成效的政治实践者，还是法家思想体系形成的奠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