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是实行“家不积粟”政策。商鞅所说的富国，是作为强兵的基础而确定为国策的，因此，他总是力图把国富尽可能多地集中在国家政权的手中，以便及时有效地应付战争的需要。这样，商鞅的富国就不仅是富国家，而且是富国库，不仅要增强整个国家的财富和经济实力，而且力图把增加的财富尽量由国家直接支配。为了实现这一要求，就必须实行重税政策，为此商鞅主张“家不积粟，上藏也”。认为百姓应勤力农耕，多生产粮食，但除了家庭的必要口粮外，剩余的粮食要统统上藏于国，而不能积存于家。
但是，商鞅也并非不讲富民，在《商君书》中，有多处提到富民的问题，如说：“故民壹务，其家必富”，“农则易勤，勤则富”。他在富国和富民的关系上的看法实际是：富国是主要的、决定的方面，而富民则是从属于富国的。他认为人是自利的，如果不许民富，则民不会努力工作；同时，民富了也会不肯努力工作。因为，民富则好佚乐，会看不起国家为鼓励农战而给予的名利奖赏，甚至还会利用自己的财富发展自己“私门”的势力，干扰国家农战政策的推行。他们的一个基本看法是民不能贫，也不能富。因此，商鞅认为要想国强，就要使民在贫富之间运动。“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贫，国强”，“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如何使贫者富，富者贫呢？“贫者使以刑则富，富者使以赏则贫。”对于贫者要以刑罚强迫他们努力生产，从而变富。对于富者要他们献出粮谷，以换取赏赐的官爵。得到了官爵，献出了粮谷，也就变贫了。贫了之后，又以刑罚强迫其生产财物。这样就可以使民在贫富之间运动，劳动不懈，从而使国家有源源不断的财源。可以说，商鞅本心不主张富民，但是基于对人性的认识，又不得不提出富民，把富民看成是富国、强国的手段。
当然，商鞅的这个做法也大有问题，他太高估统治者的聪明，太漠视群众的智慧。须知，民众是有认识世界的能力，是有理性预期的，统治者可以在一段时间蒙蔽所有的人，但统治者不能在所有时间蒙蔽所有的人。统治者的政策只要实行一段时间，民众就能看出政策的问题，就会找到对付它的办法，这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到那时，民众决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拼命干活，而是干合适数量的活，即既不多干，也不少干。原因是干少了，统治者要惩罚，自己的利益受威胁；干多了，统治者要收走，自己的利益还是得不到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出于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自然要在多干和少干间寻找平衡点，如此，统治者的如意算盘就要落空。
途径之二是重农抑商，创造促进小农经济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有一点要注意，商鞅的政策是“抑商”而不是“禁商”。所谓“抑商”就是将商业抑制到与农业的发展相适应的地步，而不是禁止商业发展。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商业，小农个体家庭至少有两样事它做不了，一是铁制农具、剪刀、针这些与“铁”有关的产品它生产不了；二是“食盐”它生产不了。既然自己生产不了，又是生活中的必需品，就必须指望外部社会来生产。谁来生产？手工业者。手工业者和农民之间的交换由谁来进行？商人。因此，商鞅只是“抑商”，将商业的发展抑制到与农业的发展相适应的地步，而不是禁商。
为什么既要商业发展，还不能让它太发展呢？这是因为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商业，但是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却会破坏农业，原因是商业的利润高，在和农业争夺资源，比如劳动力、资金等的竞争中占上风。
为什么农业的利润低、工商业的利润高？这是因为农业靠天吃饭，直到今天也是弱势产业，难以做到相当的标准化，不能做大规模，自然成本偏高，利润偏低。为什么说农业难以做到相当的标准化呢？因为务农的劳动时间不标准—春夏秋冬有不同的劳动时间，劳动环境不标准—地形高低不平，劳动方法不标准—土地的贫瘠肥沃程度不同。由于务农的利润低，农民自然要“以贫求富”啊。
工商业呢？对自然的依赖小，在一间房子里可以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工作着，且标准化程度强，在劳动时间、劳动地点、劳动环境、劳动方式等方面都能做到相当的标准化，而惟有标准化才能降低管理成本，才能做大规模，才能将成本降低，从而提高利润。
况且，越是在供不应求的社会，做商业越容易。正由于古代经商的利润高，故司马迁指出，“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和商业之间是不是存在着争夺有限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的激烈竞争？
农业是立国的基础，在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古代社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尤为突出。为保证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向农业生产，国家必须要进行干预。商鞅认为：“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意思是说，一百个人务农，一个人不务农，这样的国家将统一天下；十个人务农，一个人不务农，这样的国家算做强国；一半人务农，一半人不务农，这样的国家将走向衰败。
为了让更多的百姓务农，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让农民的利润和商业的利润持平。齐法家的办法是什么呢？用提高农民待遇的办法来达到与商业利润的齐平。秦国呢，由于是来自中西部落后的国家，经济不发达，没钱来补贴农民。它要做到使农业的利润与商业的利润相等，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通过降低商业利润的办法使农业和商业的利润相等，为此，或者提高商业的经营成本，或者限制商业的经营领域。
商鞅是怎么谈论重农抑商政策的？
一是主张农工商三者的综合发展，当然重点是发展农业。商鞅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从事农业生产才能既富家又富国，而从事其他经济活动的人则只能“口”、“富家”，谈不上富国。鉴于农业的弱势产业地位，以及农业在国家统一战略中的巨大作用，商鞅主张尽量限制百姓从事农业以外的经济活动，以保证农业生产有充足的劳动力，实现劳动力与土地的平衡。他们把这种做法称为“作壹”，希望农民在全国人民中能占到最大可能的多数。
二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在商鞅看来，工商业之所以妨碍农战政策的贯彻，不仅在于工商业者不生产粮食，却要消耗粮食，还在于工商业者的存在，就具有破坏农战的作用，会诱使农民脱离农战。因为农民“用力最苦而赢利少”，而工商业者则容易富家。
农民见“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口”，“则必避农”。
“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商鞅还认为，工商业者不仅自己不从事农战，还会影响从事农战者的积极性：有“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皆怠于农战矣。”因此，商鞅主张对工商业采取抑制的政策。这些抑制政策包括：第一，用赋税、徭役手段加以抑制。在赋税方面“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重关市之赋”。在徭役方面使“农逸而商劳”。对农尽量“征不烦，民不劳”，使“农多日”，以垦草务农；对商则“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
这里说的“农逸”、“征不烦，民不劳”都是相对的，即相对于“商劳”而言。事实上，在不断进行大规模对外兼并战争的情况下，秦国农民的赋税、徭役是相当重的。
第二，运用价格政策打击商人。商鞅认为“食贱则农贫，钱重则商富”，因而主张人为地提高粮价而降低货币的购买力，这将使“境内之食必贵”，“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食贵，籴食不利，而又加重征，则民不得无去其商贾、技巧，而事地利矣。”意思是说，价格高了，既能提高农民收入，还能抑制商人的投机行为，从而逼迫其回归农耕。
第三，采取各种手段限制商人的经营范围，尤其是禁止商人经营粮食，“使商无得籴”，以抑制商人对农民及封建农业的分解作用。
第四，人为地为商人的经营制造困难，如“废逆旅”、“贵酒肉之价”，即关掉旅馆，提高酒肉的价格，使行商无法居住和饮食。
途径之三是强调国家政权的作用
越是小农经济，其自身力量的有限性就越驱使其追求一个强大而廉洁的政府，以便修建大型水利工程、交通工程以及进行教育和国防等。商鞅对于政府在耕战中的作用是怎么讲的呢？
一是“国富而贫治”。意思是说，即使国家富裕了，也不能大手大脚，而仍然像贫穷时一样精打细算，这就要兢兢业业地工作，使人民努力耕织，省吃俭用，从上到下不能奢侈游荡。商鞅认为“国富而贫治”就叫做“重富”，即富上加富。“重富”的国家必强。如果“国贫而富治”，这就叫做“重贫”，即贫上加贫。“重贫”的国家必弱。
二是“国贵少变”。商鞅是中国古代的伟大改革家，他的形象，始终是坚决变法者的形象。但是，他对变法又是极为慎重的，商鞅在积极宣扬变法的同时，又提出了“国贵少变”的论点，强调在变法之后，要稳定下来，遵守常法，不要朝令夕改，目的是给老百姓一个稳定的预期。
在当前的民营企业里，下属对老板最大的不满是什么？老板的想法变得太快，老板想什么只有自己知道，下属根本无法领会领导的意图，这还怎么干工作？怎么提高执行效率？老板思路的多变与什么有关？它是企业处在生存状态的产物。既是生存状态，为了活下去，必须迅速应变。但企业做大后，老板的精力跟不上了，必须调动下属的积极性以实现自己远大的抱负，这就需要多沟通，变自己的意志为员工的意志，变员工的智慧为老板的智慧。尽管时代对老板的要求变了，但老板仍延续着过去灵活应变的惯性，就会出现老板抱怨下属无能，下属抱怨老板变化快，上下不和的现象。
总之，组织一旦大了，为了降低协调成本，下属必须对领导建立起稳定的预期，为此就要求领导政策的稳定性。当然，政策也要与时俱进，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即使有所变化，也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不然，政策老是变来变去的，老百姓就会对你没有信心。比如，当前汽车业频频降价以刺激需求，但老百姓就是不买车，原因就在于汽车业的降价太频繁，让老百姓建立了这样一个预期：今后还会降价的，等一等吧！
三是“强国知十三数”，重视搜集信息。俗话说，决策的基础是信息，没有信息就无法决策，正确的信息不见得做出正确的决策，但错误的信息肯定做出错误的决策。商鞅认为要想富国强兵，就要掌握住国内基本情况的数据，他把这些基本情况概括为“强国知十三数”，包括“境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数”。他认为：“不知国十三数，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意思是说，要治理国家，就必须了解这十三个经济方面的数据，包括该地的土地总量是多少，人口总量是多少，壮男壮女的数量有多少，残疾人有多少，老弱有多少，从事农业的有多少，从事商业的有多少，从事手工业的有多少，读书的有多少，有助于农耕的牲畜，如马牛等有多少等。
商鞅为什么要求官员搜集这么具体的信息？这是因为要以中央政府的力量强行推动经济的发展，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就必须掌握尽可能多的信息。所谓计划经济，在相当程度上就是由国家高度控制经济的进程，为此不能不提出很高的搜集信息的要求。
四是整顿吏治。商鞅认为吏治要适应发展农业的要求，必须使所有政府机构及官吏廉洁奉公，有效率，不利用职权谋求私利，办事不拖拉、积压，做到“无宿治”，并且全国各地制度统一，做到“百县之治一形”。这样，“邪官不及私利于民，则农不败”。意思是说，百姓不受官员的侵害，可以有更多时间和财力用于生产，从而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有利于富国强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