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听了商鞅的讲解后，非常失望。他认为，唐尧虞舜的方法是不错，可我现在的环境比唐尧虞舜时代严酷多了，这哪能解决我现在的问题呀！因此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事后秦孝公怒斥景监，说你的客人狂妄自大，并没有什么本事，不堪大用，你怎么向我推荐这样一个人！景监责怪商鞅没有把握住机会。商鞅说我对秦孝公谈怎么样能够实行帝道，好像他志不在此。
尽管商鞅第一次游说秦孝公失败了，但毕竟知道了秦孝公不爱听什么，这离成功显然进了一步。五天以后又在景监的联系下见到了秦孝公，这一次商鞅改讲王道。所谓王道，就是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之道。和唐尧虞舜那个时代相比，这个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多、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和人之间争夺资源的竞争比较激烈，因此这个时代的领导者，如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都强调文武之道，在文和武之间，主要还是强调文，但慢慢在往武的方面靠。
例如，商汤、周武王就是通过暴力的手段打破旧政权，建立新王朝的。
应该说，商鞅这一次的游说比上一次好一些，秦孝公不再是昏昏欲睡、心不在焉的样子，他明白了商鞅在讲些什么，但依然觉得不是自己想要的。事后他再一次责怪了景监。景监也责怪商鞅，怎么两次都不合孝公之意，就问商鞅第二次对孝公说了些什么。商鞅说，我对他讲了王道，看来秦孝公对此也不感兴趣。
经过这两次的试探，商鞅已基本摸清了秦孝公的真实想法，可以说是成竹在胸了，知道怎样去说动秦孝公，于是他请景监引导他再去见秦孝公。大概是秦孝公求才若渴，一而再、再而三地接见商鞅，一点都没有表现出不耐烦。这一次的交谈，秦孝公尽管还是没有采用商鞅的建议，但已不再讨厌了。事后秦孝公对景监说：“你的客人还不错，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些问题。”景监总算一块石头落地，他问商鞅：“这次秦孝公好像相信你了，你对他说了些什么？”商鞅说：“这次我用霸道去劝说秦孝公，他似有用我的意思。如果他肯再见我，我知道这样可以说动他了。”
由此商鞅第四次见秦孝公，这一次两人谈得很投机，尤其是秦孝公，他听得很入迷。两个人侃侃而谈，一连数天竟毫无厌倦之意，秦孝公终于听到了比较符合自己想法的主张，也看到了商鞅的才智和胆略，决心起用他，从而决定了而后商鞅命运。事后，景监对商鞅说：“这一次你说中了秦孝公的心事，他正满心喜欢。”商鞅说：“我曾劝说秦孝公行帝王之道，可以像三代（夏、商、周）一样，而秦孝公说，那是久远之事，我哪里能等这么长久，而且作为一个好的君主，就应在生前显名天下，怎么能等到数百年才成就帝王的业绩？于是我就对他说起强国之术，所以秦孝公满心喜欢。”
为什么商鞅讲强国之术，讲霸道，秦孝公满心喜欢呢？所谓霸道就是齐桓、晋文争霸之道。与前两个时期相比，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特点是人口急剧增多，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天下大乱，到达“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欲在短时间内重建社会秩序，在文和武之间，只能更重视武力。因此，所谓霸道，就是强化武力、重视武力之道。秦孝公生逢乱世，周边国家“夷狄遇之”，欲在短期内崛起，惟有实行霸道，这才是秦孝公所希望听的主张啊！
秦孝公虽决心起用商鞅，但还有顾虑，就对商鞅说，你讲得很好，可是大臣们不同意怎么办？商鞅说：“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意思是说，老百姓眼光狭隘，只能看眼前利益，在没看到光明的前景之前，自然要议论纷纷。一旦你成功了，老百姓看到了富贵的前景，自然会追随你。因此，最初创业的时候，只能靠你自己，别指望下面与你同甘苦共患难，你要以自己信心的坚定来坚定百姓的信心。秦孝公说，好，就听你的。
但秦孝公还是不那么放心，说，“今吾欲变法，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几天后，秦孝公就带着商鞅跟大臣见面。果不出秦孝公所料，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守旧派大臣提了很多问题，坚决反对变法，但都被商鞅一一折服。在这种情况下，秦孝公坚定了用商鞅的信念，“寡人不之疑矣”，于是任命商鞅为左庶长，主持变法。
两年后改革初见成效，又被任命为大良造，这是一个位高权重、集军政于一身的官职，它相当于山东六国的相国兼将军，说明此时商鞅已经掌握了秦国的军政大权。
商鞅到底是在魏国这么一个有浓厚法家氛围的地方工作过，他明白，要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短期内出成绩，必须树立权威以得到老百姓的信任。但是老百姓居住分散，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在短时间内将广大的老百姓凝聚到一起，得到他们的信任呢？惟有依靠新闻媒体的力量！当时没有现在这样的新闻媒体，只有老百姓的口头传播，但老百姓的口头传播就是非常大的宣传力量啊！于是商鞅策划了一个“徙木立信”的宣传活动。他在国都的市南门，一个非常繁华、积聚了大量民众的地方，竖起了一根有三丈高的木杆，放言说，谁能把它从南门搬到北门，就给他十金的重赏。试想，人们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对某件事情产生极大的兴趣呢？惟有特别好、特别坏或者价格差别大的事情。商鞅的这个策划自然引起了国中百姓极大的关注，因为价格太高本身就是新闻。大家议论纷纷说，这怎么可能呢？从南门到北门，移动这三尺之木，根本不费什么力气，却能得到重赏，太奇怪了！由于价格高得离谱，大家不敢相信，没有人去应征徙木。商鞅站在不远处的一个制高点上听着大家的议论，他见没人应征，当场提出再加四十金，共五十金。俗话讲，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时有一个胆大的人出来应征了，等他把这根三丈高的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后，商鞅当场给了他五十金。这件事情一下子传遍了全国，都说新来了一个空降兵，说话算数，说好话算数，说坏话也算数，还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他的命令吧。这次奖赏，等于商鞅向全国人民的宣言：新法既已制定，一经颁布，就要坚决进行。这就为他的改革的推动打下了一个坚实的信任基础。
空降兵怎么树立威信？用今天的话来讲，商鞅好比是来自或发达国家、发达地区的一个高级经理人，空降到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某公司，受聘做总经理，他该怎么树立他的威信呢？琢磨一下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吧，这对我们的空降兵、职业经理人如何赢得原企业员工的信任，是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