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期法家的管理思想，主要指商鞅的管理思想。
商鞅的管理思想是法家管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过商鞅的管理思想，我们可以体会法家学说的暴力色彩、独裁色彩被强调到了何等程度。我从来不认为使用暴力就是错误的，关键看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同样，我也从来不认为独裁就一定是错误的，关键是在什么条件下运用。天下万事万物，无所谓绝对的好，也无所谓绝对的坏，关键是明白各自存在的条件是什么，用孔子的话讲，就是“无可无不可”。独裁和民主作为管理方式的两个极端，各有其适用的条件，随着条件的变化，必须向各自的对立面转化。
先讲一下商鞅这个人。商鞅是卫国人，因他是卫国国君庶出的后代，当时称他为公孙鞅，也称卫鞅，后在秦国变法有功，被封在“商”
地，人们才称他为商鞅。前面讲过，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普遍出自卫国，这一方面与孔子居卫时间较长有关，其博大精深的教育教会了卫国青年才俊如何全面、深入地思考问题；另一方面与卫国历史上不断受到外敌入侵有关，国内充斥着浓厚的变革图强情绪。商鞅的祖上原本在卫国很有地位，后在社会大变革中落魄为平民，他的祖父、父亲只做过卫国的小官僚，职权不大，俸禄也不高，日子过得比较艰难。
商鞅的父亲一心要培养儿子光宗耀祖，很小的时候就让他读书，因此商鞅自幼就熟悉王霸之道，但特殊的国情、家情，使其对管仲、子产的刑名之学深契之。
商鞅长大后，卫国在战国争霸运动中再次被灭国，商鞅只好到魏国寻求发展。当时的魏国由于变法早，成为战国前期最强大的国家。
它用了大量的读书人做职业官员，传统贵族的势力受到了相当的削弱，应该说，这里是战国前期最有利于读书人发展的沃土。商鞅来到魏国后，做了宰相公叔痤的门客（幕僚），很得公叔痤的信任。公叔痤是当时的魏国国王魏惠王的叔叔，很得君王信任。公叔痤病重弥留之际，魏惠王前来看望，寒暄之后，魏惠王就委婉地问，万一你去世了，由谁接任你的职务？公叔痤略一沉思后说，我的属下中间，有一个叫公孙鞅的不错，虽然年轻，但有奇才，能成大器，希望他能接替我的位置。魏惠王听了公叔痤的话，嘿嘿一笑，既没答应，也没拒绝，这主要是因为商鞅的社会知名度不高，是一个无名小卒。公叔痤一看魏惠王的这个态度，就明白他是不会起用商鞅的，马上又跟了一句话，你若不用他，干脆杀了他，千万别让他为别国所用。公孙鞅后来的经历，正应验了公叔痤的担心，可谓不幸而言中。但魏惠王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他听到公叔痤让他杀商鞅时，只是假意应承下来，说容我考虑考虑再说。魏惠王离开公叔痤家后，公叔痤马上吩咐人把商鞅找来，对他说，你赶紧走吧！商鞅就问为什么。公叔痤就一五一十地把这个事情讲给他听。商鞅听后笑了笑说，没事儿，我过两天再走也不迟。公叔痤忙问为什么。
商鞅说，既然你推荐我，他不听，那么你让他杀我，他又怎么会听呢。他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根本用不着杀我。
读者可能会质疑，公叔痤怎么能跟国王说要杀掉商鞅，见了商鞅又赶紧让他跑，这不是两面派嘛！这正是咱们中国人办事的特征，希望里里外外几方面都能照顾得过来。经常有西方人跟我讲，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行为不一样。西方人一旦忠于一个人，就不管别的人；中国人不是这样，中国人是强调“忠孝”两全的，在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关系中更强调统一性。在中国，很少有那种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的状态，这在西方人看来，就是信仰性不强。西方人一旦信了基督教，就绝对的信，只信他一个，不信别的。而我们中国人呢，往往什么都信，山、河、树、石，等等，只要生命长久的就敬仰。曾有西方人问我，你们信这么多，能信得过来吗？能爱得过来吗？我是这样回答的，我们中国人有博大的胸怀，绝对能爱得过来，能信得过来，我们是各取其所。比如说，我们要生孩子，就找观音菩萨；我们想发财，就找“赵公元帅”；我们要治病，就找与治病有关的神仙。至于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我们不管，我们各取所需嘛！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商鞅在魏国待不下去，只好另找出路。正好这时秦国发出招贤令，商鞅于是去投奔秦国，临走的时候带了一本李悝的《法经》，这是对商鞅一生事业的发展贡献最大的一本书。到秦国后，商鞅费尽心机认识了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利用景监的关系见到了秦孝公。其时，秦孝公刚刚当政，才21岁，有强烈的发奋进取的动力。由于国势衰弱，东方国家根本瞧不起秦国，不允许它参加东方各国的会盟，“夷狄遇之”。秦孝公决心发奋图强，他发布求贤令，声称：“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应该说秦国的奖赏是很大的，当然风险也是很大的。当时，有许多人从东方六国跑到秦国来，换成现在的话讲，就是从东部发达地区跑到西部落后地区去寻找发展空间，但秦孝公的奖赏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得到的。秦孝公毕竟是一国之君，受过相当好的教育，他可能提不出什么好的主张，但别人一旦提出，他则有能力判断出其好坏。当时许多来自东方六国的人和秦孝公见面，但没有一个被秦孝公看好，秦孝公很失望，骂臣下推荐的都不是真正的人才。恰好这时候商鞅来了，利用景监的关系和秦孝公见了四次面，最后说动了秦孝公，主持变法。
为什么秦孝公要和商鞅见四次面才能做出是否接纳的决断呢？对秦孝公而言，这是选拔国家的宰辅，用现在的话讲就是选择空降兵，能不慎之又慎吗？难怪他要亲自和前来应聘的人见面了。空降兵和老板的关系是很微妙的，空降兵最害怕事情进行到一半，遇到很大的矛盾，老板把空降兵当替罪羊给甩掉；老板最怕改革进行到一半，遇到很大的矛盾，空降兵一走了之。试想，空降兵可以一走了之，老板往哪里走？由于这个原因，双方当然都很谨慎，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对方。
第一次见面时，因为彼此不了解，商鞅又很在乎这次机会，希望应聘成功，因此不敢轻易把内心最隐秘的话讲出来，于是从社会比较公认的道理讲起。讲什么呢？讲帝道，讲唐尧虞舜是如何成为伟大帝王，建立一番丰功伟业的。唐尧虞舜生活在什么时代？生活在非常遥远的原始社会末期，当时的土地很辽阔，自然资源很丰富，人和人争夺资源的竞争远没有现在这么激烈。在比较和缓的社会环境下，唐尧虞舜不用那么急迫地建立制度，可以采用循序渐进的办法向民众施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