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错误倾向
封建经济活动不仅包含生产关系方面，而且包含生产力方面。荀子极力强调通过国家的经济管理活动以解决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但对生产力因素的管理也没有忽视。生产力包括人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两个方面。荀子特别重视人的劳动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认为“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因此，国家必须善于使用民力，首先，要“度人力而授事”。国家应根据所拥有的可以使用的劳动力的数量，来安排或兴办各项事业，使投入和产出能够相抵，并能取得一定的盈余，这是动用民力必须遵循的原则：“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必时藏余，谓之称数。”其次，必须“审劳逸”，既要使百姓努力从事各项生产事业，又要使他们能够得到休息，做到劳逸结合，不能使百姓劳而不息。使用民力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使民夏不宛，冬不冻寒，急不伤力，缓不后时。”最后还要用自己的宽和、忠信和表率作用来调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荀子认为，这比催呼逼迫、严刑重赏更能促进事业的发展。对百姓要坚持“爱而用之”的原则，那么，即使国家没有硬性征用民力，百姓也会积极为国家贡献力量。所以，这是保证事业成功的最上乘的管理方法：“不爱而用之，不如爱而后用之之功也。？？爱而后用之，不如爱而不用者之功也。”
总之，荀子指出，在民力使用上，必须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为了讨百姓欢心，向人民施小恩小惠，该用民力而不用，该兴办事业而不兴办。荀子把这种片面的爱民思想叫做“垂事养誉”，不去发展生产，其结果是“事必不就，功必不立”，影响国家富强。另一种是好大喜功、不顾百姓的负担能力，不管人民死活，为了追求事功，不惜强迫百姓干这干那，“生民则致贫隘，使民则极劳苦”。荀子把这种做法叫做“以遂功而忘民”，虽然事业暂时进展较快，但“事进矣而百姓疾之”，由于遭到人民的痛恨和反对，其结果必然是“徙坏堕落，必反无功”。同样不可能使国家富强。后一种情况劳而无功，反会激化矛盾，所以荀子特别警告统治者说：“上好功则国贫。”
把荀子的这一量力而行思想运用到企业中来，就要求企业领导人注意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片面强调爱惜民力，以致该用的民力而不用，该兴办的事业而不兴办，企业的基层干部很容易产生出这种倾向。每当上级布置工作时，总是以这也困难那也困难来推脱，这是不对的。
做干部的是由上级任命的，必须对上级负责，尽最大努力完成上级交予的任务，这是立场问题。当然，这是说当上级的任务与社会的道德、法律不相违背时，要坚决执行。一旦与之违背，先是劝说；劝说不成，可考虑推脱；推脱不成，可考虑辞职。这是“大义”与“小义”的关系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必须坚定。当然，干工作总是要遇到困难的，一方面要把困难想足想透，做最坏的准备；另一方面又要想方设法、最大限度地克服困难。为此就要关心员工疾苦、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须知，人总是有惰性的，员工的积极性不会自动提高，总得由领导来引导、来带动。能否将员工积极性调动起来，是对领导工作态度、工作能力的一种考验。
想当初，当毛泽东让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将敌人兵力引开，以减轻延安的巨大压力时，邓小平明知要遇到巨大压力，也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说，即使整个二野全部打光了，也是值得的！这是何等的大智大勇，企业的领导干部应好好向邓小平同志学习！
另一种就是好大喜功、不顾部下的负担能力，盲目提出高要求，强迫部下一定要在规定时间完成某一目标。企业的高层干部很容易有这种倾向。部下完不成怎么办呢？只好弄虚作假。你可以责备下级干部不好，但更重要的责任还在上级，这叫“上行下效”，或者“上有所好，下必从之”。
国内某家知名企业因为假数字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实，这是一家管理、绩效非常不错的企业，即使抛去假数字，在全国同行中也是遥遥领先。这么优秀的一家企业，为什么会去搞假数字呢？原因就在于老总被一个个胜利冲昏了头脑，过分自信，立下了进入世界五百强的时间表，对下属部门规定了必须完成的硬指标。我们说，人应该有远大志向，但还要脚踏实地，进入世界五百强是我们的一个追求目标，但不是我们的全部目标，追求企业生命的质量、健康才是最重要的。由于目标规定过高，超过了企业资源能够承受的限度，而纪律又很严格，下属只好弄虚作假。该企业搞假数字就是这么被“好大喜功”的追求逼迫出来的。
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领导一定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里不是说，领导者不应该有雄心壮志，而是说这一雄心壮志要建立在民众长期的可承受力、建立在社会资源长期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上，不能竭泽而渔，只图眼前，不顾长远。这里也不是说组织一段时间不可以超越民众的承担能力做事，但长期这样做不可以，这是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共性与个性关系的原理告诉我们的。
这里用荀子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