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是一个富国富民统一论者，既主张富国，也主张富民。只是在富国、富民之间，他认为富国必须以富民为基础，如果仅考虑国库充裕，而不考虑百姓有无，甚至靠搜括百姓实现所谓富国目标，不仅达不到富国目的，甚至会导致国家灭亡。他说，“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复灭亡可立而待也。”意思是说，能统一天下的一定是能让老百姓富裕起来的人，能在争霸战争中取胜的一定是能让士兵富裕起来的人，那些仅能自保的国家的统治者一定是仅让士大夫富裕起来的人，那些亡国的人一定是仅让自己富裕起来的人，这样，天下人有谁愿帮他守卫国土，还不是倾复灭亡可立而待？
把荀子的这一思想运用到企业当中，就要求企业家同志有境界、有修养，只有让身边的人富起来，让周围的人富起来，让尽可能多的人跟着自己富起来，企业才能做得更大。俗话讲，“财聚则人散，财散则人聚”，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要让企业家把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拿来施与别人，从人追求富贵的本能来讲，是不愿意做的，但你再想一想“财聚则人散，财散则人聚”的道理，尽管牺牲了眼前，但得到了员工的忠诚，有可能换来将来更大的利益，从这个角度上讲，还是值得的！
荀子认为生产发展的潜力是无限的。他把“强本节用”作为富国的基本纲领，宣称：“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他尖锐地批判了墨家为天下患寡患贫的经济悲观主义思想，认为只要生产发展起来，财富就会无穷无尽地涌流出来，贫穷不足根本不是天下的公患。
财富源泉的充分涌流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必须“人善治之”。所谓“人善治之”，是要求人们善于从事生产，善于经营和管理生产活动。这里既包括对每一具体生产活动的管理，也包括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
荀子认为，国家管理封建经济，促进社会生产，最根本的是要“明分使群”。所谓“群”，指人群，即人类社会。“分”，指每个人在人群即人类社会中所应处的地位。“明分使群”就是通过确定每个人在他们所组成的社会中的地位，来管理和领导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群体。
换成今天的语言表达就是：分工基础上的合作。
荀子指出，“分”所以会成为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首先因为它能够调处人群内部的矛盾。他指出，人不能脱离社会群体孤立地去进行生产活动，人和人之间“离居不相待则穷”，必须在社会群体中才能有效地进行生产活动。但另一方面，人的特点是“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如果在人类这个群体中没有“分”来确定人们之间在社会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必然会发生争夺和纷乱，从而削弱人们征服自然的力量，导致社会贫穷：“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争则必乱，乱则穷矣”。
另外，从事生产劳动是艰苦的事情，往往是人们所不愿意干的，而对劳动果实的享用和占有，人们却会争先恐后。如果人群在劳动和享受、事业和功利之间不用“分”予以明确规定，“则人有树事之患，而有争功之祸矣”。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有功揽于自己，有过推于他人”，这样就造成生产活动难于正常进行。还有，人的智愚、贤不肖互不相同，能力也不一样，如果人群中没有一个能使智愚、贤不肖、能不能分别处于不同地位的“分”，人群中智不能使愚，贤不能使不肖，生产活动也不可能有效地进行。所以，“明分使群”，确定人们在社会群体中的地位和上下关系，对社会生产活动极为重要，它是决定生产发展和社会富足的关键所在。所以，管理社会经济活动，最主要的是“明分使群”，解决人和人在生产活动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问题。
把这个理论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去，就要求，欲管理封建经济，首先要明君、民之分。在君主专制的封建政权下，君主是权力中心，制礼明分要靠君主的权力来实现。封建社会中的“分”能否建立起来，建立得能否合于封建生产发展的要求完全取决于封建君主。因此，荀子认为：“明分”就要首先明确君主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这种特殊的“分”，为了发展封建经济，富足天下，必须把封建君主放在社会最尊贵的位置上去，这是管理封建经济的关键。
为此，首先要厚君。要使封建君主享受最优厚的物质待遇，拥有最高的政治权威。君主吃的必须是“刍豢稻粱，五味芬芳”；权势上必须“众人徒，备官职，渐庆赏，严刑罚”。这样做的好处是：第一，只有让百姓看到他们所追求的富贵荣华都掌握在君主手里，这样封建国家所鼓励和奖赏的事情百姓才会积极响应；第二，只有让百姓看到他们所恐惧的刑杀死亡都操纵在君主手里，封建国家刑罚禁止的事情百姓才不敢去做。这样，就可以使封建国家令行禁止，赏行罚威。赏行，有才能的人可以得到鼓励，发挥自己的才能；罚威，不肖之徒才不敢为非作歹，而老老实实地干自己能干的事情。这样，各种人就都可以处于自己所应处的地位上去，人们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就能够处于最佳状态，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国家富足。用荀子的话讲就是：“赏行罚威？？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
明君、民之分的第二个方面是裕民，减轻对百姓的搜括。荀子指出，“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裕民和厚君一样，被荀子看成是促进生产发展的重要措施，因而是管理封建经济必须遵循的原则。在荀子看来，君主美饰富厚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明确封建礼分关系，以促进生产发展，而不允许这种美饰富厚变成满足君主个人私欲的奢侈行为。君主的美饰富厚，在达到了区分贵贱、分辨轻重的目的以后，必须实行节用原则。荀子把这叫做以法取民、以礼节用，并认为这是国家在经济管理中实现裕民原则的基本措施，只有统治者以礼节用，才可以使一部分剩余产品保留在劳动人民手里，成为他们扩大再生产的资本。
荀子认为，封建国家在国民经济管理中只要正确处理了厚君与裕民的关系，在厚君的同时实行裕民政策，就可以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达到富国富民的目的。他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
？？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
夫君子奚患乎无余！”意思是说，只要按“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
的原则去做，社会生产力就一定会大大发展，粮食会多得吃不了，都没有地方储藏，那里还会有饥饿的事情发生？
荀子的“厚君”、“裕民”思想，实质上指出了脱产劳动者和不脱产劳动者、总公司和分公司之间的关系处理问题。当一个组织的生产力很不发达时，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不脱产劳动者。民营企业创业初期就是这种情况，所谓“小公司做事”很典型地反映了老板既是指挥者，又是具体事务的劳动者的多角色承担的状况。随着组织的发展壮大，开始分离出一部分人做脱产劳动者，专业从事计划、指导、控制等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组织领导人的思维就不能不从“小公司做事”向“大公司做人”方向转变，即通过调动各方面员工的积极性来完成社会赋予的任务。脱产劳动者的出现，一方面意味着组织的分工更细化，理应更有效率，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组织协调成本的提高，因为每个岗位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这样就不能不发生争夺资源的冲突。组织的领导人应该如何协调矛盾冲突呢？荀子开出的药方是“厚君”、“裕民”。首先，组织的领导人必须坚定这样一个信念：脱产劳动者是为不脱产劳动者、总公司是为分公司服务的。其次，还必须坚定另外一个信念：欲让脱产劳动者提高工作效率，必须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包括提高总公司工作人员的待遇，这样才能使素质高的人愿意去总公司工作，从而提高总公司的领导水平。这固然与脱产劳动者提供的是复杂劳动、难以考核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要让脱产劳动者的命令贯彻下去，就必须让不脱产劳动者建立起对脱产劳动者应有的尊重，为此不能不提高脱产劳动者的工资待遇，用荀子的话讲就是：“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第三，脱产劳动者既然拿了高工资、高待遇，更应该努力提高自身素质。
因为他们的指挥能力、控制能力如何，直接决定了组织命运。
“明分”在封建经济管理中的另一重要内容，是确定士、农、工、商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荀子认为君、民之间的关系是“礼法之枢要”，而士、农、工、商四民之间的关系，则是“礼法之大分”：“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拱己而止矣。
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礼法之大分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