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生葆真”思想
战国初期，隐士当中出现了一个大哲学家叫杨朱的。杨朱，又称阳子居，或称阳生，其生卒年代已不可确考，不过学术界普遍认为杨朱当是生于孟轲之前、墨子之后的人物。关于其活动事迹更是很少留传于后世，但《列子·杨朱篇》记有杨朱和梁王的一段对话，颇可玩味。杨朱自诩：“治天下如运诸掌。”梁王讽刺说：“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亩之园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运诸掌，何也？”而杨朱却以“吞舟之鱼”、“鸿鹄高飞”自况：“将治大者不治细，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谓矣”。从对话中可以看出，杨朱的确是个自命不凡而又喜出大言的人物，又从其有一妻一妾、三亩园田来看，这种人多是从富贵之家败落下来的。
杨朱把春秋至战国初期的隐者们的那些零举的、片断的观点加以集中、总结和系统化，形成了自己的学派思想。杨朱学派一出现，很快就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而形成了战国初期学术思想界的一大势力。
孟子经常把杨、墨并提，把“距杨、墨”作为自己捍卫和弘扬儒学的首要任务。可见，杨朱学派在战国初期一度成为显学。战国时期的其他一些学派的著作，如《庄子》、《韩非子》、《荀子》、《吕氏春秋》等，也多把杨朱学说作为当时有重要影响的一个学派来评论。
杨朱的思想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他的“轻物重生”论的财富观，二是他的“适欲”论的消费观。
轻物重生论是杨朱的基本思想。所谓“物”是指一切身外之物，包括财富、地位、声名，等等。“轻物重生”意思就是一个人的自身比起各种身外之物来，是无限可贵的。
重生也称“为我”、“贵己”。在《孟子》中，曾一再把杨朱的思想概括为“为我”：“杨氏为我，是无君也”，“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意思就是，即使得到天下这样的大利而拔损自己的一根汗毛也是不值得做的。《韩非子·显学》中所说的“不以天下之大利易其胫之一毛”，可说是对杨朱“为我”思想的更明确的表述。
为什么身重物轻，连天下这样的大利还轻于自身的一根汗毛呢？
这是由于，在杨朱学派看来，物是用来奉养人的，是役于人的，如果为追求外物而苦身劳形，甚至伤身害性，那就是身为物役，颠倒了身和物之间的关系。正因为物是养性的，是役于人的，所以，对身、性的任何损害，哪怕小到一根汗毛，也重于任何外物，即使以损害一根汗毛这样微小的代价来换取整个天下这样的大利，也是不值得的，是有道之士所不肯为、不屑为的。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杨朱学派在处理身和物的关系上提出了“轻物重生”的原则，强调立身处世要“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
杨朱学派的“全性葆真”思想，显然是针对当时新兴地主阶级争夺土地、财富和政权的斗争而发的。在这场斗争中，许多贵族被消灭或被推翻，丧失了自己的土地、财富、地位和权力，跌入平民的行列，甚至“降在皂隶”。没落的贵族及其后裔，面对这种现实而无可奈何，于是就力求从精神方面寻求解脱。杨朱学派的轻物重生思想，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轻物重生论把新兴地主阶级所热衷于争夺的这一切东西，都视为身外之物，而对地主阶级中人说：你们费尽心力，舍死忘生地争夺土地、财富、地位和权力，这其实是身为物役和以物累形，是不值得的。我们过去就是因为这些东西而丢掉政权的，我们丢掉的包袱你们背上了，尽管你们有钱、有势、有名、有利，可是活得却很累，因为你要设法保住它，避免被别人夺了去啊！我们呢，什么都没有，却无官一身轻，不用提防任何人的觊觎，活得无思无虑、无牵无挂而快乐逍遥，心意自得，比贵为帝王、富有天下还快活得多。
《列子·杨朱》引杨朱的话说：“人人不拔一毛，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意思是说，每人都不做有利于社会的事情，也都不做有害于自己的事情，天下就太平了。因为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利益的最好判断者，最能知道他自己的利益是什么。谁也用不着管谁，谁也管不了谁。顺着这个逻辑推演下去，就到了老子《道德经》的小国寡民状态。当然，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存在的，这只是道家所幻想的一种生活而已。他们都赞美这种生活，认为是“至治”。如果这就是“至治”
的话，那么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便只能是“至乱”了，这反映了道家信徒对现政权的不合作态度。
道家哲学是没落阶级意识的集中表现。“为我”的思想贯穿于道家各派之中，这不是偶然的。没落阶级失掉了原来的“天堂”，所留下的只是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于是他们就认为自己的身体和生命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他们说，富贵功名之类，本来都是身外之物，就是给我，我也是不要的。由于他们没落了，追求物质享乐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因此又提倡“寡欲”、“节欲”。这正是“求不得”的心态的反映。他们觉得天下最要紧的是保护自己的生存，于是他们就说：“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其实他们的一毛本就换不到天下之大利，更救不了他们失去的“天下”。到了庄子，他不仅认为天下（社会）是无足轻重的，就是天地（物质世界）也是无足轻重的了。这种极端消极的思想，是旧贵族阶级极端没落的反映。他们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希望幻灭了，前途没有了。
